丹巴、甘孜、泰宁一带，原属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是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的土司、喇嘛场拥有大批土地、粮食、酥油、金银、牛羊，并且有自己的武装。红军在这一地区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和宗教政策，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并用借贷方式，筹集急需的粮食和物资。红军同雄踞康西的一些大土司和喇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藏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捐赠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红军则回赠一些武器弹药作为谢礼。
张国焘借助达赖的“康人自治”、“建立大西藏国”的口号，于5月5日在甘孜组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用张国焘的话说：“达赖的建立大西藏国的目的是要使康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我们借用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兴番灭蒋，使番人真正独立与解放，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西康有名的孔撤女土司被推选为波巴依得瓦全国大会筹备会的委员长，日利土司任副委员长，督巴香根和德格大土司为正副秘书长。格达活佛在波巴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全国解放初，格达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波巴政府决定从公元1936年起为波巴共和国元年，并发表宣言称：“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后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现在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更希望于最短期内，得到各方之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
张国焘在向大会致的贺词中说：“波巴依得瓦政府的成立不仅是波巴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而且是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的号炮！”“它将燃起全西北少数民族的烽火，去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宫、军阀的统治。一切忽视少数民族，说番氏是中国革命的障碍的机会主义都更一次证明了他们政治上的破产！”
——这不能不说是张国焘在此搞的又一个“杰作”。其用意和目的，是要在川康边建立大本营。他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说：“能在这个‘食古不化’的地域立住脚，并且得到藏民们的拥戴，彼此相安无事，确也实属难得的。”他当时所奉诺的信条就是列宁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批判的论断：如果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
有了这么一块“相安无事”的栖身之地，张国焘急需要的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一场政治攻势，把4万人部队的思想、意志与行动“统一得像一个巨人一样”，集结在他的帅旗之下去战斗去拼杀。
3月15日，他在道妥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说：“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钧等共有100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够顺利地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
4月1日，他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中说：“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8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罪大恶极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6月6日，他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南下回顾与瞻望的长篇演讲——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途穷’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的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的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最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会笑的！”
鼓掌。
“现在，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这就是说，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贺的！”
大鼓掌。
“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来委员，三个候补委员。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热烈鼓掌。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结束了他8个月的党和红军第一把交椅梦。
在此之前，朱德曾推心置腹地规劝他：不要太顾颜面，即快扯下“大王旗”，改弦易辙为时不晚，古人云：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陈昌浩也向他秉言直陈：与二、六军团会合在即，我们背着第二“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些被动，也不好协调与兄弟部队的关系；取消了，我们就主动得多了。其实，张国焘深谙变通之法，在此之前他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所频繁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党团会、活动分子会的目的，也就在于为他的这种“策略转变”进行的舆论铺垫。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仍以“难得糊涂”的姿态，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已接通电讯联络的任弼时，贺龙等：“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
张国焘似乎很明白，这正是毛泽东等人的“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之伎俩，他也不妨就势来个“顺水推舟”。
然而，扯下了“旗帜”，摘掉了“牌子”，撕烂了“面子”，他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凉的失落之感，他暗叹自己的运气不是太好，争来斗去总是毛泽东捷足先登，天时、地利、人和全让他占了，真是鬼使神差啊！一年来，总是在川康边转来绕去，是被使命所驱动？还是命运使然？
他在1961年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叹道：“事态的发展，使我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张浩的这些电报当时给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他想着能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师，向那些久日未见的老朋友倾诉衷肠，以此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给目前窘迫的局面带来新的转机。
但他猜测不透，贺龙和任弼时是否比毛泽东等人好交手？
3.盼会合，迎来的却是埃德加.斯诺……
1936年7月16日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乔治.海德姆，马海德是他的中文名），似乎是历史择定的一种“机缘”。毛泽东以当时最高礼遇——红枣小米饭、羊肉泡馍、山药蛋（土豆）款待这两位“不速之客”。
于是，在保安城一个土窑洞里，在彻夜闪烁着摇曳的油灯下，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消瘦、头发密长、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以他稔熟的湖南乡音向两位外国人讲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为他们做翻译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享有“理论家”声望的吴亮平。现场还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时而辅之以幽默风趣的神态和手势，向他们谈了红军的创建与成长、成功与失败，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为中国寻找出路而不惜流血牺牲到达陕北的悲壮历程……随着毛泽东的娓娓道来，斯诺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深深地折服了。作为一个保持“中立”的新闻记者，决意要把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空前绝后的惊世壮举，传至四方，告之天下。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虽然在中央红军里还有一位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毛泽东与他之间只是争论和斗争，跟这种友好的外交显然不是一码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话要说。他希望将红军长征的这番壮举和重要的事情记入史册。找中国的作家、记者来写，他认为很难成事，因为国民党绝对会封杀他们的言论，而且会遭来杀身之祸。毛泽东想到了宋庆龄，请她在上海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陕北访问。宋庆龄得到这个请求后，就通过一番筛选，找到了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而后他们二人在西安集合，在张学良将军和董牧师的安排下，由中共保卫局局长邓发护送进入洛川苏区。
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十多次交谈，一谈就是大半天甚至一个通宵。开始毛泽东讲的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后来毛泽东用了大量时间讲述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前半生。毛泽东把自己全部“家底”亮了出来，说的都是心里话。为了能真实反映毛的原意，吴亮平翻译成英文，斯诺用英文记下，然后吴亮平又把斯诺的英文记录翻译成中文由毛泽东审阅批改，再由吴亮平翻译成英文让斯诺成文。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请美国记者来访的真实目的是为毛泽东个人和他的红军战友留下“史记”。因为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处境非常危急，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元气大伤。毛泽东的真意是要斯诺记录下他和战友们的故事，使之能够流传下来，让国际上看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以此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理解、同情与支持。如果只为喊抗日口号，由国内的进步学生、地下组织撒发传单就行了，用不着要两个外国人冒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昏暗窑洞里坐在毛泽东土炕上访问。
埃德加.斯诺1905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6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7月，斯诺来中国上海，担任美国报纸《密勒氏译论报》助理编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1933年春天，他携新婚妻子海伦来到北平，先是担任美国国际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美国《太阳报》、英国《先驱报》特约记者，后又兼任燕京大学讲师——正是由于这种任职，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爱国进步学生，接触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了解到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中国黄土高原建立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这便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和向往。于是就有了他与青年医生马海德带着中共北方局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铜墙铁壁重重封锁”到达保安。
1936年10月，也就在红四方面军抵至陕北前夕，斯诺结束了对红色根据地的访问，带着记得满满的16本笔记、30多个照片胶卷和电影胶片，以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赠送给他的沉甸甸的红军报纸、杂志和有关文件材料，满载而归回到北平。斯诺和海伦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于是数月之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写就。为对付国民党和日军的检查，书名改为比较含蓄隐晦的《西行漫记》。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被译为英、俄、法、日、德、意等10多种文字，传遍全球。当时在中国问世的《西行漫记》，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国外，一些医生、记者、作家、包括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都是看了这本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延安的。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仔细阅读了全书，被其内容深深吸引、打动，三次会见了斯诺。在罗斯福总统的坚持下，美国陆、海、空三军抽选的官兵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组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毛泽东说：“美军是友军，是共同抗日的战友。”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战友护驾，毛泽东更是大义凛然、毫无畏惧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发生的颇有戏剧性变化与事件，都与这样一本书不无关联。这就是一本书的魅力和它所产生的源源不绝的效应伎然。所以毛泽东称赞斯诺是“中国的斯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