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吼秦腔的陕西人甩开膀子大干了几年，“树上山，粮下川，羊进圈”一几年过去了，陕西的山川果然变了个模样……
我是在内蒙古出差时听到贾治邦入主和平里东街18号消息的。过去，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他，也在网上看过民政部的一位作者写的一篇文章《贾部长印象记》。回京后不久，就在一次会议上听了他的讲话，他说，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吃透“三头儿”（上头儿的精神，外头儿的情况，下头儿的实情），否则，糊里糊涂，浑浑酿腥就干不好工作。
2007年，在年初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贾治邦首次提出了林业“三大体系”建设的现代林业构想，即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
此刻，贾治邦与人民网的网友交流正在进行中。他说——我到国家林业局以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意识到：要发挥我们国家林业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必须走改革的路子。不走改革的路子，林业发展就没有动力。但要改革就有风险，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集体林权改革。那时候，我们实行了林业“三定”的改革政策，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一夜之间许多农民把山剃成了光头。至今我们仍心有余悸。但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林权改革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了。现在是依法治国的时代了，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继续推进林权改革的条件。
国家关于土地的政策、林地的政策是德定的，是不会变来变去了，不会像当年那样了。农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会把分到他名下的林子马上政了。
另外，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取消了，林业承担的税费少了，林业的负担减轻了。近几年，林产品价格不停地上扬，农民觉得务林可以增加他的收入，特别是山区农民，觉得林业是他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且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所以农民要求林权改革的呼声特别高。
2003年，中央又出台了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林权制度改革。上面有要求，下面有呼声，我作为国家林业局局长，义不容辞，不该有任何的担忧，完全应该积极地、大胆地推行这项改革，实践证明这项改革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序的、非常穗定的，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后来，贾治邦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他的重要观点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范畴上是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在本质上是农村改革的延伸，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在进程上是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其方向和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质上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耕地为对象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能已经基本上发挥出来。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农血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发展水平的30%。这指的是粮食和农作物。要进一步发挥农村的发展潜力，必须着眼于比耕地面积大得多的山地和林地，在山地和林地上做文幸，全面发挥农村土地资渌的潜能，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耕地十分有限，但拥有43亿亩林地，还有大面积的沙地、草地、湿地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将我
国对土地的改革由平原延伸到山区，由耕地延伸到林地；就是要充分利用好林地，挖掘林地资源的潜力，提高林地的生产力，发挥林地的作用；就是要在林地集体所有权属不变的前提下，依法保障实现农民对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对林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在以林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分配上，对于属于集体原始积累的森林资源资产，集体成员享有同等的权益、责任和义务，使林业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林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林业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进而使整个农村的生产潜力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现在，根据我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实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大突破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有范围。如：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省，过去只是落实了一分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八分山的产权没有落实到农户。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其目的，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就是要把八分山的产权真正落实到户，确定经营主体，使林业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把林地的潜力和粮田一样充分释放出来。同时，改革的内容也实现了突破，林权制度改革后，通过林权证抵押，不仅可以从银行贷款，而且还可以流转。这就更加有效地促进了人才、资金、科技等各种生产要素向林业、向农村聚集，更加有效地盘活了资源，也更加有效地漱活了机制。“温饱靠耕地，致富靠林地”已经成为广大山区农民的共识。如果将原来粗放经营的25亿多亩集体林地落实到农户，像18亿亩耕地那样，实行集约经营，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实现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
没有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农村改革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不完善的，必须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当前农村改革的重点全面推进，以全面解放和发展整个农村生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任何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一位哲人说：“历史不是发动的，而是到来的。不过，历史需要有人推动。”他还说，“历史的背后是人的身影”。
而另一位哲人说：“推动历史车轮的人，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也许，我们今天评论林权改革的得失，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山林有问题，但不是山林的问题
有两首打油诗，很有意思。
林不归我，
我不爱林。
利不连我，
我不营林。
责不罚我，
我不护林。
我山不种我树，
我树不能我政，
我砍不能我卖，
我卖不能我得！
这两首打油诗，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林权制度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历经演变：
土地改革时期——分山到户。
农业合作社时期——山林入社。
人民公社时期——山林统一经营。
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三定”。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山林制度的分合聚散，似乎也是有规律的，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所有制形式相伴相随。
在中国，山林的权属不外乎两种：公有和私有。而公有又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个人所有即是私有。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日之公家的；个人所有的，日之私家的。
农民谈“公”论“私”时，后面往往都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中国农民眼中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旧时，这个公，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山林多落在先到的大姓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林或少有山林。通常一姓的山，都掌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
家族中，族长就是公；小家之中，没有公，只有主。“当家的”才是一家之主，老婆是“糟糠”“屋里的”“贱内”，似乎没有独立的人格。
西方的私，是指公共社会，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中国农民所说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人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作“父母官”。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意。汉语里的“公”字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江山社稷是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魏国的群臣称曹操为“主公”，也是源于这种意识。
孙中山说的“天下为公”，不是以哪个人为公，而是对专制王权彻底的批判。然而，公的幽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乡村。
在中国的乡村，现在的山林大多为集体所有，集体是谁？集体就是公家。公家所有，公家统一经营管理。国家林业局政法司司长汪绚告诉我，虽然山林的所有权明确，但集体林区普遍存在“五难”现象，掰开了说，这“五难”就是：一日造林难——农民不愿造林，集体无力造林，林业部门没钱造林；二日护林难一由于山林是公家的，不是“私家”的，所以管护的积极性不高，乱砍滥伐屡禁不止，山林人为破坏情况严重；三日防火难——农民对防火漠不关心，一度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山林火灾时有发生；四日兴林难——由于山林的经营主体的收益权和处分权没有落实，所以农民对提高山林的经营效益不关心，对科技无需求，造林不讲质量，经营不讲抚育，生产不学技术，产品不连市场，管理粗放，林地生产力低下，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五日民主难——山林名义上是村集体代表全体村民进行经营管理，实际上只是几个村官在操纵。村官就是村子里的“公”的代表。采伐哪里，什么价格，收入多少，开支去向……
都是村官说了算，因为他们代表着“公”。
村民们不无抱怨：
补不完的干部补贴，
花不完的干部接待，
办不完的公益事业。
山林的积弊太多了……
山林的积弊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