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玉也二百五，说那就下午开会时再让他跟你探讨吧。何天宏这叫来气，直想骂林小玉，可身旁又来了苏有权，说我也去我姐夫那，咱一块走吧。这等于把我二伯父给看起来了。到葛老大家说说话，然后就喝点酒，庆祝葛老大六十岁生日。葛老大说得少喝，下午还去区里开会呢。原来，葛老大也是热河的名人，打烧饼的手艺谁也比不过他嘛。我二伯父心里别扭，人家林小玉挺好的一个家，弄一个右派，将来的日子怎么过。他一别扭就多喝几盅，他没酒量，顿时话多起来，说现在烧饼越来个越小，麻酱香味也没了，芝麻还不如人脸上麻子多。他这一说不要紧，把葛老大心里的火给勾引起来，可这老头子有个邪劲，有话他憋着不说，得人多的时候才开门，估计是在他开烧饼铺特红火时做的毛病，他说起码也得够一炉烧饼的人时才说吧。结果麻烦了，到了下午开会时，冯大光抱着一摞书，非拉我二伯父去说林黛玉的病因，让他发3他说没有时间，可葛老大来劲了，看一屋人不少于一炉烧饼，而市里来的那人偏偏脸上雀斑比上等芝麻烧饼还密，葛老大心里说我这烧饼没芝麻，你那却使不了，这不是欺负人吧，就砰砰摔烧饼面团似的说起来，说还应该让个人开烧饼铺并保证芝麻供应等等。之后那满脸雀斑的人说那个名额就给做烧饼的老头吧。后来的资料表明，热河的右派里惟一没念过书的，就是葛老大，当然，平反时他也是头一个。
我二伯父救了冯大光一回，但救不了第二回，五八年大炼钢铁，冯大光反对，被抓起来，一深人调査，苏有权说他是头年漏网的右派，责任在何天宏身上，结果二伯父被停职检査，下到街道炼铁，炼出一堆生铁疙瘩，堆在沟边上没人管。我奶可惨了，家里做饭的锅都给收去炼了，扯蛋那时才两岁，搁在我们家，整天跟我玩，饿得肚子咕咕叫，回家—看，我奶守着煤球炉子上的小铝锅，念经似的等着炉子里的火快上来。我拉着扯蛋去找二伯父。在文庙后沟，二伯父满脸黑灰正指挥人往炉里装料，料就是从居民家收来的铁器，有锅有剪子有榔头有勺子啥的，李拐子在一旁将其砸碎砸扁。我教扯蛋咋说，扯蛋说爸别咂了，奶奶那做不熟饭，我都快饿死了。扯蛋噪子很尖，干活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立刻停下来瞅何天宏。我看得很真亮，二伯父摸摸扯蛋的头，自言自语道：妈了个巴子，把好锅炼成这铁疙瘩，咱们这是干啥？
林小玉攥着风匣把说：一家留一口小锅，做饭是够呛。
李拐子说：别砸了，砸得我肝疼，大官僚，您再大胆决定一回吧，就跟上次撤鞋铺似的。
何天宏挠挠脑袋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犯着错误，再干可罪加一等呀。
林小玉拉动风匣说：算啦，我们还是炼吧，别给他出难题了。
李拐子手起锤下，咚地一声，一口大铁锅两瓣儿了。这时候苏有权胳膊上戴着红箍来了，他当上了区大炼钢铁总指挥，特别神气地指手画脚，说别的炉子都比你们烧得旺，你们这里的烟火连蚊了都熏不走，这怎么行。林小玉知道她爱人被抓的原因，理也不理苏有权，照样不紧不慢拉风匣。苏有权说小玉你别拉了，跟我—起搞统计吧，每天都得往上报数字。林小玉说我报不了那些假数字。苏有权说怎么是假的，咱全区光大小铁锅就收上八千个，那能炼多少铁。我去过他家，他家老小子和我是同学，他家还留着大锅。我说：交了你家的锅，还能多炼铁。
苏有权很尴尬。李拐子说领导不带头，这活不好干呀。二伯父嘿嘿笑，瞅着苏有权不说话。苏有权走了，时间不大拉来两口大锅，扔下就走。天擦黑了，二伯父告诉李拐子别砸了，一户搬一口锅回去，晚上加班，把其他地方乱扔的烂铁疙瘩拣回来。这招子挺棒，第二天苏有权又来了，见锅少了，铁多了，就问是咋回事，李拐子说我们一夜没闲着，要争红旗。苏有权点头说挺好呀，又跟我二伯父说：你动员一下林小玉，让她去当统计。
再过去又描四淸，定成分，把我爷吓死过去好儿回，等到文革一开始，就彻底吓死了，当然是死于心脏病。我爸我叔都是教员，胆小，根本撑不起这个家，红卫兵抄家一开始，全家慌了神，我奶做主，立即请何天宏来，否则家破人散。是我跟我爸去请的，因为二伯父特喜欢我，他一直得意给我子弹的事。我爸把话一说，二伯父叹口气，说：唉，没想到落到热河跟你们缠在一起，我这辈子命不好呀。
葛大凤说：你把我爸害成右派，是我们命不好。有打烧饼的右派吗？这不是冤死人嘛。
二伯父说：他当右派，不是还照样打烧饼，可惜那些科学家呀。多好的人才呀……
扯蛋和他弟弟喊：快搬过去吧，那边人多热闹。
我拉着二伯父手不放。二伯父眼里流下几滴泪。他摸摸我的头，又下意识地摸摸桌上火药味儿十足的报纸，最后他说去可以，但一切都得按他的主意去做。二伯父干出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在何家大门口貼出大字报，揭发我爷当年在东北强占贫农的女儿，然后又将其母子弃之不管。现在，贫农女儿的儿子何天宏要报仇雪恨，要占领何家的这块阵地。他让我们夜里往大门外墙上刷标语，刷得连大门都快找不着了。这招子特起作用，来了好儿拨红卫兵，到这一瞅就走了，叫谁看这院都被抄过十次八次了。这个街道的居民虽然过去也穷，但往根上一追，都有些短处，不是老子当过伪警察，就是叔叔四八年去了台湾。二伯父看透这些人心里，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众人都赞成，于是，这街道就自己把自己保护起来，基本上没受太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因住在一个大院里，我注意到二伯父很晚才睡觉，总是看书。我那时已经懂点事了，我问二伯父为啥这么爱学习，是不是还想出去参加革命运动。二伯父说不想参加运动了，但出去还是想的。二伯母葛大凤说你还想当官，没那个日子了吧。二伯父笑道：难说。
二伯父重新出山，是文革结束一段以后。政策是怎么落实的不清楚，反正一上来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苏有权主动找上门来，说过去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有些事上不小心伤害过你，往后咱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吧。二伯父说你可不是不小心，你是精心刻意地找我的麻烦。苏有权嬉笑说找也就找了，谁叫我是大凤的表舅呢，好歹比你们大一辈，往后你还得在我的领导下工作……
原来，苏有权已经提拔到市里当了副书记。他比较走运，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他整人，文革中他挨整，落实干部政策又主要从文革屮做起，他就理所当然地站了起来。说心里活，他主动找何天宏，思想七也确实有变化，要不他也不能来，他觉得再不能像文革前那么傻整傻干了，也没必要再瞄着何天宏了，恰恰相反，还需要把何天宏变成自己的心腹大将。
因为这时的干部派系太明显了，身后没有—拨人。你根本就站不住。
可何天宏不买这个账，上任以后埋头抓工作，不大理会上面的权力争斗，也从不主动去苏有权那去汇报工作，或随便聊聊。何天宏这会儿忙什么呢？他对热河城的文物有了极大的兴趣。热河城里除了皇家的避署山庄和外八庙，还有许多民间小庙，像武庙、忠义庙、城隍庙、火神庙等等，过去香火都是很盛的。特别是文庙，乃曲阜孔庙之后的全国第二大文庙，庙内松柏参天殿宇巍巍。文革中这些庙被祸害的不像样子了，但残墙断壁依在，昔日模样尚存。常有一些北京的阃家来这儿写生。何天宏上前跟他们聊天，聊了几回，他心中便萌生出一些想法：热河这地方要工业，没有几个像样的大工厂，要农业，山地太多，机械化也一时难以实现。这里惟一的优势，就是这些文物，若保护好了，把外面的人引来参观，兴许是条好路子。
那时连旅游这俩字还被一些人视为贪图享受，靠旅游挣钱，更是不敢想。但我二伯父恍恍惚惚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并非都是四旧，并非都得毁了，说不定能变成宝贝。他就以整理环境卫生为由，让各街道把庙里的砖木都归拢好，谁也不许往自家搬回去盖小棚。才把这活布置下去，消息就传出去，苏有权打电话招他过去，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数叨起来：天宏，你咋摘的？不搞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你弄什么庙呀？谁都知道咱们是一个区里的十部，知道的是你自己犯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让你去干的呢！
何天宏心里说真是官大脾气长呢，想当初我当大官僚时，你不过是我手下的小助理。他笑道：我抓着纲呢，也举起来了，这会目也张开了。
苏有权说：目张了，咋张到庙那去啦？
何天宏说：网大，罩的地方大，捎带脚就撒到庙那儿。那儿可不赖呀，好几千年，这些东西为啥能保存到现在，值得咱们考虑呀。苏有权说：考虑啥，那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何天宏说：不对吧，1848年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十月革命，列宁也没把冬宫烧了，天安门可是自打明朝就有了。咱外八庙的大佛寺，听说国家拨钱要维修呢。
苏有权愣了好一阵子，像不认识似的看何夭宏，看罢说：看来，你学习比我好。不过，眼下还是学好文件抓好纲，过几天上级来检査，你那儿别出漏子。
何天宏点头答应，答应了回来也就忘了。没过几天，从省里来了检査组，听了市里的汇报，就到区里实地检查。当时正是开春，小爽风吹来，身上特别舒服。可何天宏有些紧张，身上发潮，脑门子上有点小汗珠。他心里没根，这阵子他带人把文庙的大红影壁给修上了，紫红色的，庄重肃穆，已经有不少外地人路过时进去看看。至于什么纲呀目呀，他根本没组织下面学习。
在二道牌楼旁的路边，李拐子和儿个修鞋的边干活边聊天，省里的一位领导抽冷子就上前问：老同志，知道什么为纲吗？
李拐子想也没想就说：这冬天冷呀，以草围缸呀。不围就得冻两瓣儿。
领导眨眨眼又问：那目张是咋回事？
李拐子说：目张？眼睛要是不张开，那不成屁眼子了吗？
差点把领导肚子里的饭给吐出来，转身就把苏有权好训，说你们是咋搞的，群众啥都不知道，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苏有权瞅瞅何天宏，何天宏装着系鞋带，说啥不抬头。再往下走，进了一个街道居委会，见墙上有一个大图表，是计划生育的统计表。应该说我二伯父对这项工作的预见，远远超过一般人。他自从有了老闺女苗苗以后，就觉得这么生下去，早晚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一主政，就让林小玉抓这件事，劝大家少生。那时上级刚提倡—对夫妇一个孩，还没严格控制。但二伯父这个区里有一些年轻夫妇已经做到了一个孩儿。省领导对此很高兴，问何天宏你一个男同志，情况怎么摸得这么细，抓得这么准。何天宏还没从刚才那缸上转过劲来，一慌乱也就顾不上措词，张嘴说：对妇女吧，你就得耐着性子，慢慢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摸透，重点就在进中
检查团里还有女同志呢，脸刷地都红了。省领导笑笑说摸得好呀，工作做得很细。上了车就问苏有权，这位何区长是哪年的干部，说话这么粗这么不讲究。苏有权说资历不浅，建国前的，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省领导很有感触地说，看来得使用有知识的年轻干部啰。其实，这事有多一半怨他，他当大官当惯了，问人家话，前面从来不做任何铺垫，汉语中同音的字又多，加上这位领导口音侉，该高的他愣往低处说，该低的他上去了，回答的人可不就有点摸不淸头脑，顺着话音瞎答呗。
这一瞎答不光把二伯父自己坑了，把苏有权也糟践了，他本来有希望当一把手，但领导觉得他工作还是不够扎实，手下的干部也不够得力，于是就从省里往热河派干部，主要领导不用本地的了。外来干部要说从素质上讲，确实是很高的，工作能力也很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同志都急于求成，原因无非是三个，一是怕有负领导和组织的期望，想尽快干出成绩报答人家；二是热河风光虽好，毕竟是塞外小城，只能是仕途路上的一个站点。只有干好了，才能提拔高升；三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日子久了，也思家园，也想天伦之乐。
有这三条垫底，外来干部一般都是猛打猛冲，口号离不开一年怎么样，两年又咋样，三年大变样。潜台词就是干三年，都大变样了，人家职位也得变个样吧。据二伯父分析，大凡仕途顺畅的官员，到老了回过头来瞅，一般是平均每两年半换一个职位，即使是不提拔，也得动。一旦五六年总在一个位子，那就窝住了，就得赶紧想办法挪挪。二伯父在八十年代初动了挪挪窝的心思，起闵是身旁的人都比自己进步得快，林小玉调市妇联当主任，冯大光进文联当副主席，二伯母葛大凤升为市蔬菜公司副经理，连我都在宣传部当了科长，何时好（扯蛋）大学毕业留北京进了大机关。二伯父找苏有权说我不能一辈子总呆在区里，五十年代初我就是有名的大官僚，哪有一僚僚了这么多年科级的吗！需要解释一下，热河省撤了之后，变成地区，地区下是市，市下才是区。这么一折睥，二伯父越干级别越低，几十年了，才是个科级。这也不怨人不努力，就那么大衙门，你能耐再大，没那个神位。换国家部委试试，司以下只有处，根本都没科这—级，干两年就是县团级。这个你还就得服，猪八戒的兄弟，你就得在圈里呆着；孙猴于的子孙，在动物园里也坐在假山上，那是个人的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