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王映霞的姻缘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接替郭沫若的工作后，由于过度操劳使他得了肺病，于是到杭州肺病医院养了一阵。病好后迫于生计，他先后在安庆、北京、武昌、广州等地的大学任教。那时候应聘大学老师很自由，可以半年也可以一年。解放后，大学里好像一直没有这种临时应聘制度。
1926年12月，郁达夫搬到市郊上海艺术大学住。这期间他与蒋光慈的友谊非同寻常。蒋光慈这时候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常拉郁达夫去看莫斯科国立舞蹈学校来上海的演出。那些具有革命意义的舞蹈，使郁达夫深受感动和启发，同时也振作着他的精神。郁达夫的左倾思想，应该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教堂楼顶上的钟，是从国外进口的，钟上的铭文依然可见，现作火警钟。
1927年初，在北伐军节节逼近大江南北的时候，许多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定居。郁达夫在上海内山书店遇见了又是留日同学又是老乡的孙百刚，久别重逢，两人心里都非常高兴。孙百刚约郁达夫去他家作客，郁达夫满口答应。
1月14日中午，郁达夫便独自一人去拜访了孙百刚。这一拜访，使孙百刚无意中做了红娘。郁达夫就在孙百刚家里结识了19岁的杭州姑娘王映霞。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拉开了序幕。
王映霞本姓金，1909年生。父亲去世早，她便过继给外祖父当孙女。外祖父是杭州着名绅士王二南，王二南也写诗着文章，并常在杭州的报上发些诗歌。郁达夫正好以此为话题，与王映霞交谈。没多久，两人就谈上了恋爱。当然恋爱公开后，少不了家庭以及周围文化人的反对。然而却得到了王映霞的外祖父王二南出乎意外的支持。于是他们经过半年恋爱，1927年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饭庄举行了订婚仪式，参加的男男女女共有40多人。订婚仪式后，郁达夫本想携王映霞赴莫干山避暑，看看十年后的田庄，然而王映霞母亲要郁达夫马上处理好他与孙荃的关系，给她这个岳母有个明确的交代，以使她的女儿王映霞能够得到明媒正娶。于是郁达夫重登莫干山的计划第二次告吹了。
6月10日，郁达夫终于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孙荃。孙荃无奈中只好默认。她与郁达夫有一儿一女，由于她是小脚女人，走路干事情都不方便，所以离婚后她也不想离开郁家。于是她就一直住在富阳郁家，直住到终老去世。
郁达夫与王映霞新婚后，夫妻恩爱有加，成了人们羡慕的一对文坛佳偶。王映霞这个贤内助，帮助郁达夫做了不少有益于文化界的事。如：郁达夫与鲁迅编《奔流》杂志，郁达夫出版了自己的全集等等。而这时候他们的长子郁飞诞生了，不久次子郁云也诞生了。王映霞先后给郁达夫生过4个儿子、1个女儿。第三子郁亮和女儿静子早夭。
1932年10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郁达夫也参加了，并且成为较活跃的一员。其间他还与任上海高级法院庭长的长兄郁曼陀，在共产党的配合下，营救过搞罢工入狱的廖承志。
然而就在这时王映霞提出移居杭州，夫妻俩在上海嘉禾里小屋内商最起来。王映霞对回杭州很积极，郁达夫也不反对。毕竟杭州有王映霞的母亲，杭州物价比上海低。
1933年初，蒋介石对上海开始挥舞“文化围剿”的大棒。郁达夫对政治发展有过人的直觉和洞察力，避乱求稳是他当时的人生哲学。于是在王映霞搬家的催促下，他们于4月25日正式搬家回杭州。此时郁达夫已快入不惑之年，这个在日本和祖国内地经历了半世颠簸的创造社健将，也难免有飞鸿倦旅之感。于是心里也想在杭州湖光山色中，安顿自己的后半生。
可是初到杭州没有自己的住宅，只得在域东大学路附近租三间旧屋。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天天长大，解决住房问题也就迫在眉睫。于是他们便与朋友们说，想自己盖房子没有地皮。有一个朋友很帮忙，很快弄到了―块地皮给他们，其地点就在他们租的三间旧屋附近的场官弄内。郁达夫很高兴，他说：“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然而空手做大事希望不能过高，郁达夫当年只想以茅屋来代瓦房，以涂泥来做墙，造它个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取个“风雨茅庐”的雅名过过自己有住宅的瘾。然而他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了许多事情，于是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两年后建成时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屋，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栋洋楼。这两栋洋楼就像莫干山别墅中正楼与副楼的关系，原来莫干山别墅的建筑风格留在郁达夫脑海里很深。有人说郁达夫在建筑这两栋别墅时，曾派建筑设计师到莫干山看别墅、画图样，因此刚开始造房时郁达夫就说：“这么一来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事实上，郁达夫为造“风雨茅庐”真的欠下4000块大债。
“风雨茅庐”是郁达夫事先想好的风雅名字，但后来与实际不符。不过他皱了几天眉，还因马君武先生来杭之便，硬是要他伸了风痛的右手，替新楼写上了。然后横额一块挂在大门上。
本来花了这么多精力造好的房子，应该是夫妻恩爱儿女满堂，并且是“谈笑有鸿懦，往来无白丁”的理想居所，可他们仅住了3年，夫妻就出现了裂痕。于是郁达夫又想到了莫干山，只是找不出理由一个人出门。后来郁达夫在吴山。他说吴山的好处雪中听涛亭剑池旁的凉手杭州城里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是在它的近，并且游人稀少。郁达夫把吴山看做他的野外情人，实际上他是把吴山代替了莫干山。他说：“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瞑，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飒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澡。”我读的杭州华藏寺巷小学就在“风雨茅庐”旁边，那时候（…劣它已是横河派出所的办公房了。
接下来抗日战争爆发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郁达夫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他积极投入到抗闩战争中去。1938年初郁达夫到武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挂少将衔的设计委员时，在交际中认识丫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冯玉祥将军。随后他跟战地工作团赴台儿庄，在台儿庄他写了《黄河南岸》一文，记述了第一战区的情况。
1938年夏郁达夫赴福建，应陈仪之邀做抗日救亡协会主席，组织救援宣传工作。12月，郁达夫令王映霞把母亲和孩子托付给其他人照顾，让她和大儿子郁飞乘车赴福州。其实这时候郁达夫已和新加坡《星洲日报》的老板胡文虎商议好，到那里去任职。1938年底，郁达夫匆匆吿别朋友带着妻儿，到香港转乘意大利邮轮赴新加坡了。
三、分道扬镰应该说初到新加坡，郁达夫与王映霞都想重新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可郁达夫这种天生的文人性格和气质，情绪变化特别快。生活稍微安稳一些，他又开始折腾了。首先他发起创办了南洋学会，接着又与学会同仁去印尼廖内旅行。当时王映霞要求一起去，遭到了郁达夫的拒绝。王映霞虽然没有去成，但生性不爱屈从的她，毅然自己去了印尼廖内，并在那里的一个朋友处教了几个月的书。等到她回新加坡，报上早已登过了她“不别而行”的消息。这当然是他们夫妻间的又一次裂痕。
然而真正让他们分道扬镳的，是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毁家诗纪》共有七绝七首，七律十二首，后附《贺新郎》词一首，为郁达夫1936年初到1938年冬陆续写成，是他们俩感情分崩的诗史。我想如果这些诗不寄出去多好，不寄出去也许他们就不会离婚了。可郁达夫寄出去了，还偏偏寄给一个不讲道德的文商陆丹林。陆丹林当时如获至宝，很快把它发在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上。陆丹林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却很快破坏了郁达夫和王映霞本来已岌岌可危的家庭。
1939年冬《大风》旬刊寄到王映霞面前的时候，王映酋确实有如晴空霹雳，她实在受不了。经过多少个沉思默想的日日夜夜，终于决定离婚回国。一场婚姻就这样结束了，三个孩子统统归郁达夫抚养。后来王映霞在重庆与一家轮船公司的经理钟贤道先生结婚，生有一儿一女。
1941年冬，郁达夫把儿子郁飞托给重庆陈仪抚养。陈仪把郁飞交给他的女儿陈文瑛照管，陈文瑛一直照管到解放后。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省长时，郁飞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
1942年2月在新加坡被日军攻占前，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员（郁达夫是执行委员和文抗主席，胡愈之在宣传部任职撤向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由刘武丹先生雇小船，郁达夫和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后任中共驻印尼大使〉、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古域春秋》的作者等同时坐船。
1942年6月2日，他们到达郁达夫后来牺牲的地方一一巴爷公务。胡愈之见郁达夫始终穿着一套破西装，于是他们几个为隐蔽身份，合开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是法人，张楚琨是经理，胡愈之当会计。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娶了一个被他戏说为“婆陀夫人”的何丽有，何丽有在1944年夏为郁达夫生了一“儿子，在1945年郁达夫牺牲后的第二天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候郁达夫一边被迫给日本人做翻译I一边掩护左翼的同行和战友。
1944年初，由于武吉丁宜苏岛宪兵总部一汉人特务洪根培和巴爷公务中华学校一位校长联名向日本宪兵告发，说郁达夫是联军间谍（郁达夫曾为联军电台和刊物工作I郁达夫让胡愈之、张楚琨、高云览去了棉兰省避风，自己却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