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着重地描绘了那些所谓“名士”的虚伪、势利、打秋风、通关节、苦求功名等丑态。通过描写他们题名、报录、参堂、传胪、赶抢摊、写投身状等生动的细节，勾画出一幅世态群丑图：欺世盗名的恶棍，附庸风雅的市侩，包揽词讼的讼棍，招摇撞骗的“侠客”，冒名顶替的“秀才”，以及头撞号板的周进，闻报发疯的范进……周进和范进都是热衷功名，一心借科举跻身仕途的封建文人。周进屡试不第，弃学经商，路径省城贡院，“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仍为自己不能进贡院参加考试而号啕痛哭。当有些商人要凑钱给他捐一个监生，以便参加举人考试时，他竟趴在地上一面磕头，一面谢恩：“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销。”那日夜做着举人梦的范进，五十四岁上，终于盼来梦寐以求的“报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两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过来以后，跑到“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周进与范进，一个撞“号板”，一个哭“报帖”，一个伤心得“不省人事”，一个高兴得“不省人事”。两个“晕倒”的精彩细节，刻画出了仕途梦幻者的可怜相，狠狠地抨击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毒害。
托尔斯泰在《复活》的法庭一章中，写了几个执法者的细节：庭长一大早接到情妇的约会信，因此，他希望“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时间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他明知案子属错判，也不愿去纠正。副检察长在妓院里寻欢作乐一夜，开庭前，还不知案情，但他却抱定这样的宗旨：“他提起公诉的每一个案子都能得到判罪。”一个法官早晨刚跟妻子吵了架，担心回家不给饭吃，因此无心审判。另一个法官脸上挂着“聚精会神”的表情，实际是在考虑他的胃黏膜炎能否被新疗法治愈……一系列的细节刻画，把帝俄“公证法律”执行者们昏庸腐败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从而狠狠地鞭挞了法律的黑暗。
细节的功能绝不是互不联系的独立物，而是有着多方面重合的意义。我们分门别类的进行分析，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大量的情况是，许多高明的作家，有时只用一个或数个简单的细节，就可以描写出时代的氛围，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推动故事的进行，达到“一石数鸟”的效果。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例子。构成这篇作品的精髓，不过是“狗咬了人”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本来，弄清是“狗咬人”，还是“人咬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到了警官奥楚蔑洛夫手中，判定该处理人，还是该处理狗的唯一依据，却不是人“惹没惹狗”，而是狗“是不是将军家的”。当他认定那狗是平民家的，它不但成了“下贱胚子”，还应该把它“弄死”，它的主人也得“好好教训”。而一旦得知它确是将军家的狗，那狗便立刻“名贵”起来，成了“娇贵的动物”；不但不能处罚，还要派人送到将军府上去。而那挨狗咬的人，则成了自惹麻烦的“混蛋”。看，“狗是谁家的”这一细节，不但牵着故事曲折地前进，还刻画出警官对上奴颜婢膝，对下作威作福的帮凶嘴脸。一个精妙的细节，发挥出多么巨大的能量——小说的批判矛头，已经触及到了沙俄的国家机器。
第三节 细节刻画的要求
一个或几个成功的细节描写，固然不能决定一篇作品的成败，但许多富有表现力的细节的有机配合，却能保证一篇作品的成功。活生生的典型总是孕育在典型细节的总和里。没有细节的具体描绘，便无作品可言。王愿坚说道：“我学着写点小说，有时因一个细节而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有时依据一个细节就结构和写成了一篇小说。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劳动中，再没有比获得了一个需要的，有特色和有表现力的细节，更令人喜悦的了，也再没有比搜索枯肠却找不到那个必要的细节更令人苦恼的了。”（《作家谈创作》第420～421页）作家的经验之谈，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细节是作品的血液和氧气。细节并不“细”。没有具体细微的细节描写，作品便无形像可言，就要苍白，甚至窒息而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事物的真正意义通常就包括在那些细节里。”（《生活与美学》）
细节在小说创作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便对细节的选择，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一、细节必须真实
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能给人以高度的真实感。细节的真实，决定着作品的真实。巴尔扎克说：“历史的规律，同小说的规律不一样，不是以一个美好的理想为目标。历史记载的是，或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说却应该描写一个更美满的世界——上一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奈克尔夫人说。可是，如果在这种庄严地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他就毫无足取了。”（《〈人间喜剧〉前言》）为什么人物、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能捏造呢？鲁迅说：“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在大的加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目，令观者心神飞跃，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全体，感受逐愈加切实。”（《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04页）秦牧打过一个很形像的比喻：“一幅画，从远到近，画了许多鸟，极远处的鸟，只要像个人字倒过来似的，描上两笔，也就算是鸟了，然而极近处的那一只鸟，却必须画得异常真实生动。而且说也奇怪，如果这只鸟画得走了样呢，那整群鸟也就很不真实了。越具体的所在，就越要求高度的细节上的真实。”（《艺海拾贝》第50～51页）从欣赏者与客体的空间距离来说，越是细部，越要靠近看，这就拉近了作品与欣赏者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哪怕是一点点欠真实的蛛丝马迹也会被辨认出，从而给整体涂上一层虚假的粉彩。远望天空的飞机，不过是一个灰色的“十字架”，要是走近看，一个螺钉的形状，也看得清清楚楚。正是这分明的清晰，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狄更斯有一次给一位同行写信，提出对其作品的质疑：“在第三部（这是随好的一部）结尾部分描绘高士密斯坐着向窗外眺望大教堂左边的树木时，你说到‘灰眼睛’的白嘴鸦。你肯定它们真是‘灰眼睛’吗？大乌鸦的眼睛是深黑而有光泽的。我估计白嘴鸦也是这样，除非正好有光线对准了照在上面。”（《外国名作家传》上卷274页）高尔基的《三十六个和一个》被列夫·托尔斯泰指出，有一个细节不合理——面包炉子的位置砌错了。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的确，火炉的火影对于那时的工人的身子，就不该是我所描写的那样的映照法。”
列夫·托尔斯泰对给《战争与和平》作插图的巴什洛夫让巴格拉齐戴一顶普通的帽子而表示非议。他在信中说：“不是戴一顶普通帽子，而是一顶羊羔皮便帽，这是历史装束。”无独有偶，鲁迅对于一些画家在画阿Q时，给阿Q戴上瓜皮帽，也很不以为然。他说：“只要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有人戴。”（《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2～113页）上述三个例子都证明，细节违背了生活真实，就要悖情违理，失去明眼人的信任。
《水浒》二十三会写武大喊武松为“武都头”，而往常他总是称武松“兄弟”。武大是个老实的木疙瘩，既不会开玩笑，也不会怄气，这样的称呼分明失去了真实性。
《红楼梦》八十一回，黛玉一出面，就劝宝玉不要把八股文章“一概抹倒”。并说什么，“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这显然背离了她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的性格逻辑。另外，宝玉失玉后，神智失常，袭人劝黛玉去开导开导宝玉，她不但坐在那里不动，而且，首先想到的是“礼教”。说什么：“若是他来呢，原是小时在一处，也难不理他，若说我去找他，断断使不得。”可是，当初宝玉挨打时，她不但偷偷去看望，还“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显然，八十一回的心理细节，不符合黛玉的心理逻辑。
我们说细节决不能违背生活和人物性格逻辑的真实，绝不是说，必须生活中实有其事，或者别人已经做过的，才算遵循了细节的真实。这里，艺术作品的真实，并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试想，南屏山设坛，借来东风烧战船；大吼一声，喝断桥梁水倒流，（《三国演义》）；战羊群，斗风车（《堂吉诃德》）；打一个喷嚏吓死人（《一个官员之死》）；一片不落的“藤叶”救活了人（《最后一片叶子》）；要掉脑袋了，还追求圆圈画得圆不圆（《阿Q正传》）；七根火柴交党费（《七根火柴》）等等，现实生活中有几人见过？但是，东风随时会刮，桥梁有时会断；着了骑士魔而愚昧之极，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极度的恐惧和迷信，就会左右一个人的生死；特定环境下，微不足道的火柴也会显示出无比重大的价值。这些细节极为夸张，但又是高度艺术性的提炼，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正如费定说的：“在艺术中不近情理是不可避免的，小说家越是能够成功地创造出近乎情理的幻像，他就越是个艺术大师。”（《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像思维》第362页）无疑，上述数例，正是成功的贴近情理的艺术“幻像”。
二、细节应有特征
小说的中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要塑造典型人物。赋予人物以丰满的血肉和活脱脱的精神世界，就要依靠细节。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不加选择的“自然”的细节，就能够完成典型化的重大使命。高尔基说：“应该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任务。”（《论文学》第305页）“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指的正是细节；“重大而典型的事物”指的是人物和环境。高尔基所说的细节要有“代表性”，也就是细节要富有特征性。有了特征就具有典型的意义了。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必须是真实的，但真实的细节，未必具有特征性。性格的每一细微之处，要靠细节的光辉照亮。能发出“光辉”的细节，才是具有特征性的。靠它“照亮”的人物，才能是区别于芸芸众生的“这一个”。
这里所说的细节的特征性有两层含义。一是特殊性的细节。生活中罕见的事物，不仅给人一种新颖奇特感，而且极富表现力。另一类是司空见惯的细节。“材料”极其普通，但经作者巧妙的筛选，然后“镶嵌”到恰如其分的地方，便立即焕发出奇异的光彩，使人耳目一新。前面谈到的斗风车，喝断当阳桥，因一片藤叶而活，因一个喷嚏而死等，都属于特殊的细节。
《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笼络投降的关羽，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上马金，下马银，可谓情笃之至。但关羽却把他送的一件锦袍，穿在刘备所赠的旧袍里面。这一“古怪”的细节，充分揭示了关羽无比重义的性格。而他在刮骨疗毒时，竟泰然自若地跟人下棋的细节，又是何等惊人地展示了他“天神般”的坚强。《水浒》中李逵同宋江、戴宗饮酒时，用手“去碗里捞鱼吃”。《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薛蟠把“唐寅”读成“庚黄”，都是极富特征的细节。绥拉菲莫维支在《铁流》里写过一个细节：达曼军在与乔治军作战之后，一些军官外表变了样子——他们利用战利品装扮了自己。一个军人穿敌军的服装，这细节极为特殊，但这特殊的东西，却极节俭地说明了当时的艰苦环境和军队的游击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