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唤起她的兴趣、刺激起她的生命力的，只有医学。开春她刚从美国动完手术回国，我去看她。她问我的A病B病C病，叫我吃什么药、看什么病、作什么治疗。我本是来看病人的，不知怎的自己倒被放在病人席上。可她是病人，她是重病人啊！怎么只讲我的病不谈谈她的病呢？讲话也伤神啊，快不要讲了。一旦不讲医，她又蜷缩起来。从医生变回为病人。
到4月初，我打听到一个专治癌症的中医。托了人，写了条，定了车，带了希望，去了。医生没讲几句，蓉就开始指出医，生说得不对。继而用中国的、美国的各种最新研究成果来论证。活活把个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医生给“将死了”。哪怕给医生留点面子，哪怕同样的意思说得缓和一点。
她是医生，任何时候——卜班的时候或是在家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或是得病的时候——都只是一个医生。
凡过分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人，往往有些偏执。某一领域的特别自信，又往往伴随着另—领域的特别消极。蓉不善家政。
家里十年如一日地没有添置过什么家具。在建设家庭这个领域里，她是超消极的。这未必不是一种缺陷。但是，对于一个向牛活索取那么少的、生命无多的人，有什么必要去分析她还有什么欠缺？
她那娃娃脸，瘦得细细的，像颗葵花子。她的身体很轻、很轻了。还会更轻？像蒲公英？
2.1987年7月
7月5日蓉又给送回家了。
我敲着他们家的门。只听—双小拖鞋快速击地的声音。珏珏给我打开门又噼噼啪啪地进屋，转眼就在床上就位厂——上半身躺床上，双腿几乎和身子成直角地搁在墙上，看连环画《三国演义》。谁也无暇顾及这位倒挂君。
M那神情就如没有看见我，就如我是个肉眼看不见的幽魂。M那变得黄黑黄黑的脸色，又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被鬼魂追逐的心力交瘁的人。
怎么丫？
“我……嘿嘿嘿。”M以为一笑便能遮掩那黄黑色。但一笑，裂出一脸皱纹，枯叶似的。
原来蓉开始腹痛，夜夜不能入睡。每晚打四次止痛针。蓉教会了M打针。M又从气功师那儿学会了按摩。气功师说，夫妻之间的气是相通的。“M给我按摩，是好一些。”蓉笑着：
“不过也许是心理作用。”
“你白天别上班了。”我对M说。自知说了也无用。生活向他压来多少担子，他全担着。用他那想必也黄黑了的肩头。
7月11日腐乳瓶。瓶上的腐乳商标完好如初，插在瓶里的一束鲜花，早已枯萎。这个家里，没有花瓶，没有工艺品，没有一切与闲适、余裕相关的物品。
枯萎的花束旁，是枯萎的蓉。她笑了一笑，因为爱我，看见我，她总是这么笑的。只是笑也微弱了，笑也惨淡了。
惨淡地想起她刚从美国回来时，依靠着大立柜坐在床上。
一床的书，是她在攻读的书。养好病她还要返回美国去攻下学位的。她就不信攻不下来。那封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信，也讲到蓉手术后一直想着怎么完成她的论文。蓉总觉得多少优秀的同志都没有这种机会出国深造，她知道怎么不辜负这个机会。她坐在一床资料中，真个的淡忘了自己是个刚刚在美国动了大手术的病人。我说要不要带一些杂志给你散散心？她说不用不用。她读书，打字，准备论文，几点几点几点都排满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苛待自己？
一味苛待自己，这对吗？这值得赞扬吗？
今天——7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又一位中年科学家董泽清早逝，呼吁“知识分子中年早逝的悲剧能早一点打上句号”。董泽清是国内研究马氏决策规划的一号种子。据说他的早逝使这门学科至少要停滞五年。董泽清要是做了人造心脏瓣膜手术，很可能不至于此的。但他自己犹豫了：做这个手术“钱得花几千元，估计也够所里受的。若不做也不知道凭老本能挺几年？”
于是没有做手术。为他那研究所省下几千元。但是他可以创造的价值，他自身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令人感佩的悲剧性格，真正地无助于国家的兴盛，无助于民族的腾飞！
仅仅为厂省几千元！
今年，1987年5月的大兴安岭火灾，损失了大约五亿元。
大兴安岭从1964年开发到1986年，二十二年间已经发生了大小森林火灾八百八十一起。1985年夏，着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考察大兴安岭后，提出防火设施的经费投资不够、甚至错误报警等等。但是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1986年又有一批森林学专家到大兴安岭考察，预见到火灾的威胁，提出防火、灭火的建议，也没有引起重视。在5月的森林大火燃烧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从常州电视上看到某炮旅近千人基本上还是赤手空拳地奋战火海。工具呢？社会进化到现在的工具呢？科学发展到现在的工具呢？科学呢？科学家呢？望着这赤手空拳，我哭着——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痛心。
每一次事故，出一批英雄。不过，英雄再多也难杜绝事故——如果淡忘了那些提醒火灾威胁的科学家的话。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该是第一批的英雄。
科学家值多少钱一个？按董泽清的算法，像他这样的研究员抵不上几千元。还有一种算法。云南省1987年的两起森林火灾，牺牲的救火英雄八十人，重伤九十九人，仅抚恤金一项就需要三百万元。如果把这三百万元，如果把大兴安岭5月火灾损失的五亿元，如果在所有一切损失的、报废的钱中，提取一些给科学家投资，或许可以减少科学家的“自然报废”，或许可以赢回多少个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
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不把自己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去认识，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文化的悲哀，整个民族的悲哀。
7月16日蓉的眼神黯淡了，退到了眼睛后面的、很后面的什么地方了。她昨晚吐了。我明白，新接通的肠，又被新增殖的肿瘤堵住了。生的通路堵塞了。蓉靠着的两条花被，那么旧，是不是插队时用过的？当年插队时她自己做制药机，自己制那么多种药丸给农民治病。全国有那么些人写信给她这个赤脚医生求医。“蓉，我翻到—篇关于你在农村行医的报道。”我也是没话找话。当年的事，怕是像一张褪色的照片似的，未必会引起她的兴趣。
谁知这一句话，竟又使她的眼神回来了，闪烁了——闪烁着泪。嘴角抽动着，一抽一抽的，好容易说出一句：“现在我成了废人了！”
泪水没过了那抽动的嘴角，无声地。
“寿命短一些我不怕。我就怕这么躺着不能干事，成了废人。”
可惜！废人或许能活得滋润。偏偏不愿做废人的，才早早地报废了。
那束废了的鲜花，还插在无水的腐乳瓶里也无人顾及。
蓉不是张广厚，不是董泽清。除去“文革”十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活广几年？她还未及做出成就，她的逝去不会像张广厚那样成为一条新闻。张广厚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数学成就；第二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中年早逝。
陈景润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二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病——这个停不下猜想的、走路会撞到树上的数学家，由于用车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终于在挤公共汽车时摔成脑震荡，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坐上了手推车。
中年知识分子这些年的待遇是有改善，从实际上的到名义上的。“文革”中我们少培养了一百万人才。据估计，五至十年后，将产生人才荒。这种人才低谷状态将持续到90年代初。
如果再不能人尽其才，如果还要年年复年年地报废人才，那么人才断层不仅不能幸免，还要提前产生。
常常看见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知识分子，不如六七十岁的人健康。如果构思一篇荒诞小说：有一个国家，老年人身体越来越好，中年人，而且是中年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业务骨干，早衰、早逝；后来，承上启下的国家的脊梁一根一根折断了。国家断成了两截，一截是老人，一截是小皇帝……又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等闲视之的姿态出现了07月12日结束的第十八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国参赛的五名中学生全部获奖。7月15日结束的第二十八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中国参赛的六名中学生全部获奖。同是7月15日结束的第十九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中，中国参赛的中学生获得一块金牌、两块银牌和，一块铜牌。这些中学生，从机会和条件，都比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的上一代的上—代，优越得多。不过，他们也会步入中年。
8月1日蓉又一次被送进医院。
这次，自然是住进自己的医院。妇产医院的党委书记说了，为了蓉，不要管花多少钱，蓉住这里，是回家，又是来告别。
护士推着小车进病房给蓉做心电图。我从床边的椅子上让开。蓉误以为我要走，伸出手，指着：“门口还有一个凳子。”她挽留我，挽留病房以外的世界。
蓉的嘴，勉力呈笑状，但脸部肌肉已经笑不起来了。于是只有嘴游离面部肌肉兀自笑着，一动不动地。如同是雕了一张笑着的嘴，安装到一个笑不出的脸上。
生比死更需要勇气。
9月4日“珏珏，乖一点。要不再把你爸爸累病了，怎么办？”
“爸爸病了也要住妇产医院的，是吧？”珏珏这么一想，有点怕了。
M单位出动了一辆大面包车，而且竟然出动了满满一车的人去八宝山，去看M的蓉，不是他们单位的蓉。蓉已经像蒲公英一样地飘走了。M单位的人，曾经为蓉寻觅蒲公英，现在寻觅变做蒲公英的蓉。
我随M单位这群科技知识分子上车。他们四十来岁，五十来岁。怎么男的女的好些个人都穿着一样的十来元钱一条的浅灰色、皱巴巴的长裤？这是最便宜的长裤了。衣着低于大街上的水准。这也正常，因为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低于北京市公布的市民平均水准。这里没有流行色，没有新潮流，没有对比，没有反差。
望着这一批浅浅的灰白色，我突然想起反差极大的希尔顿饭店1986年在上海公开招聘的盛况。大学生、研究生、讲师，纷纷放弃专业去应考。录取率相当于考研究生。若不是报考年龄有限制，怕是还会有更多的硕士去报考。希尔顿饭店的负责人说：“这么多的研究生来报考希尔顿，这是希尔顿的光荣，中国人的耻辱！”
知识的贬值。一个国家的荣誉，首先系于两方面人身上。
一是领导层，一是知识层。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形象怎样，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往往怎样。
又一拨知识分子走向蓉的灵堂。哭着。那是她的同学—一代“插青”，现在都四十来岁了，正当中年，当初他们曾经很年轻，很年轻。当初他们中间那个像布娃娃一样的，是扎着两根小辫的赤脚医生蓉。蓉的遗像挂在灵堂正中，依然扎着两根小短辫，依然布娃娃似地笑着。
她的出国护照上就是这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