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向夫人表示歉疚，近二十年的生活，任性和粗疏致使有许多无理甚至是伤害，生活琐细，少不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自己的总以为是，也许到了夕阳老境才会有所知晓和明白。应当向儿子也交待几句：已近弱冠之年，也要慢慢地支撑这家的大厦，不能老是长不大的那副模样，凡事放在心上想想，不光是只有自己，对家对长辈对朋友都要有爱意多关心，生活路很长，但正派正直，对一生有好处。正值高考前，不能分心，全力投入……这些，在那侥幸的心态下，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表达。
下午，造影结果出来了，孙大夫认为可以作栓塞术，显示为“前交通动脉瘤，创面稍大”，主要是因为二次出血所致。大夫说要请他的导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再看看，手术可以在这两天内进行。孙大夫马上去联系。
从早上开始下了一场大雪，为岁末平添了一景，多时阴闷的天气也变得明净，大家的心情也好些。片子的效果明确，方案也明确，病房的气氛也较前活跃。护士盛小姐当班，她很细心，护理得很有条理。是夜，建法和我妹妹小军值班。盛小姐不时来看看，建法同她开玩笑，告诉他下次来了后等病好了请她吃饭。建法难得开玩笑，雪里放晴，空气润温，定下了手术日期，大家的情绪也不一样。
12月16日星期四
手术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了。”这是某电视节目的一个广告词，用来说我的手术恰如其分。虽然经历了造影的热身，但危险仍然没有解除。
手术是一大早八时进行的。
之前，在昨晚九时，孙大夫详细地向小光说了手术的安排，介绍了这个手术目前的情况。他说介入术近两年发展很快，这次准备用最先进的导线栓塞，这种技术在1998年已是第三代产品，经临床实验最安全，不过，孙大夫也说，手术都会有风险。家属要签字，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有了前次造影，小光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只是几位朋友打电话来安慰。
几位兄弟把我推到手术室，又回到三天前做造影的地方。老远看到部主任丁振海来了，自住院后老丁来过，这次亲临现场，弄得我不好意思。他摆摆手说没事的，不知是说我的手术，还是说他来督阵，都让我不必介意，有负担。其实，朱晖、李辉、凯雄、小光，还有我俩妹妹，这架势，已让我觉得问题严重，老丁当然是好意，这种场合出现，多少增加了我的紧张。老丁有说有笑同大家谈着，我被护士推进去了。
仍重复着前次造影的过程，但新的项目也悄悄地增添了。我虽然在麻药的作用下，除了身体的灼痛和火辣的感觉外，没有什么大的刺激。一会儿，好像又来了一名大夫，大概就是主治大夫的老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了，由他来主刀。只听吴先生还同我说了话，问我的感觉，然后，有什么东西，直在我的头上脑部一带活动，后来才知是那些据说细如头发十分之一的金属游丝在我的脑中前行。听着大夫的指令，把我那些已溃口而崩塌的血管用这些金属丝给修补上。手术是从我右颈下动脉处下刀，大夫指挥着，这根有着智能的金属线，伸张到脑中，最后在犹如沟壑网状的大脑中，连接修补填实。经过一小时四十五分左右，我的手术完成。
外面有一台电脑显示屏，几位送我去的弟兄，通过电脑也看到现代高科技的手术操作，也如他们后来戏说的，可是全看了我脑子里的那点货。等待了二十多天的手术，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等待，苦熬，期待，这块石头落地了，吴大夫说，没问题了，可以下床，孙大夫也断言，一周内可以出院。
回到病房，大夫说，我脑子里埋上了两根金属导线，朱晖他们戏言，这下子不是一般的人脑子；又说，不是一般人的脑子。
真不错，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命大，也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受罪了，这是我自己加的，当时几位参与我治疗全过程的诸位好友兄弟们，都有同感。
12月24日星期五
出院
果然，手术后的第二天，一些指标趋于平缓，血压、体温、排泄，以及食欲都恢复了正常。自人院后近一月，我脚就没有沾地，一直就是死死地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想想，怎么熬过来的呀。现在，手术当天的下午，可以坐在床上，而到了晚上，终于可以下地站着，可以起来活动两下了。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跨越。下地，站一站，多么简单的事，可是，对一个重病号，又是多么艰难的事。在得知我能下地了，电话那头，是朱晖还是凯雄还是谁，就说，你应当举行一个“下地仪式”嘛。是的，这个来得太不容易，为这个简单的站起来，能同正常人一样，诸友们付出了多少，而期待了多久啊！
说来也是，从手术后头几天，慢慢地在病房里练站，练走，然后到门外的走廊里，围着护士服务台走，然后可以坐电梯下楼，可以上楼再练习走，我是重新经历着人生的“从头学起，从走路开始”的第一步。大脑出事，让生活“重新”开始，让你历练世事，见识友情亲情，或者比这更为值得珍视的东西。
病后让你的收获不仅是身体上的。所谓祸也有福，病也是学校。
调养了一周，朋友们陆续来探视，花篮仍然为护士们大夫们所不容。护士们看我的状态好转明显，也减少了对我的禁令，来的人可以多说一会，可以成批的可以不分时间段。印象中，社长邵华泽曾在我人院不久即派办公厅副主任许宇勇来探望，后来他从国外出访回来后，也由许宇勇陪同专程来探视；印象中，探视者多为本部门的和平日里文学圈的朋友，再就是老同学。《经济日报》的冯并兄上研究生时，同我一个房间，他来自宁夏，我们戏谑他把衣服非放到夫人从外地来探亲时才洗，平时六人处一室，常有说笑打闹，如今，已二十年过去，从青年到了中年，我们回首当年，不禁感叹时光迅逝，现在他虽当了总编辑，同学往事并不避讳；作家周大新已是十多年交情了，他在我生病后多次问凯雄，他是个细致的人，给我讲有关治疗保健的信息，让我别断了药；老凌是严谨的军人，曾为文艺社社长，常在文学会上见面，他远在黄寺住，晚上来看我，令我不安。还有凡华、先义，军报文化部的头头，穿军服来访，颇有风度，让护土们也觉新鲜；张懿翎女士，有同事的亲属也住院，她每次顺便来访，在门口就知道是她来了，声音大心很细，一大把百合花往床头一放，香味数日不绝；还有当年的小冯和小黄而成了现在的老冯和老黄的我的大学两位女同学，她们嗅觉灵敏，从大老远来，还是找到了病房。还有玉庆、焕荣二位，那天正是报社评审职称，他们才从华东华南飞回，公干完后即到我病房；还有缪俊杰、石英、李德润、张大农以及冯林山、徐鹏飞等，一些人像梦岚与老宋、解波与老程、荣来与王肇英、黄勇与周莉、兴耕与黄萍、志忠（他从军艺老远来）都夫妇俩人同来。从人院到出院，这么多的友人同事，献上爱献上关心，原谅我不能一一记录，但那份情谊，我永远铭记。
按孙大夫的意思，终于可以出院了。下午，把人院时的行头找回来，还是那双“暇步士”的皮鞋，那条剑龙牌的裤子，那件鳄鱼牌的外套，一如人院时的装束，不知是小光有意，还是本来就都放在病房里，等我好了，一定要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
三点钟，简单的行李，收拾在一个包里。与几位在班的护士们告别，与大夫们告别。小光没有忘记买来几包糖果，这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名堂，在她分发时，护士们推托了半天。趁着喜庆和欣悦的气氛，我稍有迟疑地离去。迈出病房，我的心一激凌，一个月来，终于熬过去了，早就盼望这一天来到，可是，现在离别，又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回头望望那个熟悉的病房，那门上的号码：“三一四”。
走出住院大楼，后院的几株槐柏灰土土的，但也有些许的绿意；天上，有风筝和鸽群飞过。朗日晴空，空气真好。
出了朝阳医院东门，看到街边小店里，卖一些花花绿绿的杂品，有树、雪花和小人，呵，想起了今天是12月24日，平安夜！
真巧，我与这个洋节，不期而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