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光明们，更是一些以权谋私，攫取权势财色，利令智昏，无恶不作的新老腐败分子。他们大搞贿选，“把权力当作商品来出售”，大肆行贿，少则十万，多则五百万；权钱交易，封官许愿，排斥异己，互相盯梢，敲诈利诱，等等。他们利用批贷款，开发旅游地，建房地产业，包括干部任命等等，牟取好处，大搞交易。在作品中，整个塘城市，上至市委书记张天佑下到村委会主任等十数个人物，除了张书记的形象稍微正面外，其余多是以腐败或贪赃枉法者面目出现。所以，这部长篇小说，可谓是一幅阳光下作案者、明目张胆的腐败分子们的群丑图。
实事求是地说，这类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也为人所痛恨。作者是有感于这类生活的龌龊和肮脏，把这些大大小小戴着假面具或赤膊上阵的人物，一锅烩。我们看到了一些以身试法、贪欲和违法乱纪者，横行乡里，无所顾忌。这样集中地、自然状态地描绘，虽有些激愤，但理性的思考不够。小说总是要在展示丑陋的同时，要有独特的艺术思考，对表象进行深层的内在的揭示甚至批判，这一点是这部小说的弱项。如果读到这样的故事，发泄一下愤慨，还不如看新闻报道和法制文摘的好。所以，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上，是大胆地愤激地把腐败分子们拉出来示众，让一些更深入的腐败现象，一些令人发指让人不齿的作派，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读到那些公安局长为谋求官位，一次数百万的行贿，副市长、公安局长每月到某民营企业领取十万报酬的情节，看到满纸的为权谋、为财色、为一己贪欲，而丧尽人性和良知等的描写，而这一切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操作，所有的游戏规则是一方的我行我素，没有相应的制衡力量，整个塘城无好人，整个生活是处在灰暗迷离的状态下，这样的小说，除了让人压抑，徒有悲哀，激愤和慨叹，或化作一种无望的叹惜，还有什么？
另外，在这些腐败分子与黑社会的勾结中，在一场官场和商场的闹剧中，人的理想的丧失，精神的空虚，以及对现时缺乏公信等，这种对生活的概括显然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对现状随意割裂的自然展示，也有着负面的影响。当然，在小说的最后也标有所谓“光明的尾巴”，一些腐败分子的下场是罪有应得。但从小说的整体看，它以揭露和展示一些贪赃枉法者的腐败生活为主，只能说明官场的黑暗深重，反腐败任务艰巨。这也许是小说家的本意，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反腐败小说，或者官场小说，一般的是“三段式”：一是官场加黑社会，一是金钱开路，一是女色。所谓的性、政治、暴力与金钱，这多多少少地形成了某种模式，某种定式。这部小说也没有脱开多大的干系，也是有为官者积极谋权力，企业老板们背靠官场，行贿寻租，女人们投怀送抱，这个基本情节模式，在如今的小说包括反响较大的小说中，也是如此。
此类小说在市场上比比皆是，作者也可能意识到如此，特意地从“权谋”上做文章，展示所谓阳光下的腐败，这也许更为惊心动魄，为人所愤怒。但这只是作者的美好初衷。大胆地剖开社会的毒瘤，引起疗救者的关注，不光是要有美好的愿望，而这类平面地展示的作品，也是当前此类小说所常见的。
所以，在我们铺天盖地的反腐败小说的创作中，如何突破固有的模式，深入地触及人的灵魂，新闻报道式的展示，同命运的刻画，生活的开掘相联系，不仅仅是以畅销书的吊读者的胃口，满足于表面的抒愤懑而已。深刻厚重的这类小说是读者所期待的，只是还没有出现。
9.信念的力量——重读《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的这篇描写人物的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名篇，当时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也是作家的成名作，当多少年之后，再来渎这篇精短的富有激情的作品时，真感叹那一时期，这个文学的轻型武器，在一些作家手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扬，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写人物，游刃有余，写事件，充满激情。
作品着重刻画的是老科学家王运丰的精神信念：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将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为了他心中的机械制造专业……王运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德国归来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义无反顾，“祖国高于一切”，坚定的信念成为王运丰历经坎坷初衷不改的精神动力，也是老一代科学家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品写于1980年，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在科学技术方面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传统，挽回“文革”耽误的损失，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于是，描绘科技英才，刻画科学家的业绩，催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问世。像徐迟、黄宗英的作品，使报告文学一时独领文坛风骚，至今仍为人们所提及。作为陈祖芬的成名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选取了一个从海外归国的老科学家，数十年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科学事业的执著，应和了当时全国开展的富民强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作品以一个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母亲的强大，忍受种种磨难和艰辛，报效祖国的事迹，表现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爱，实现中国现代化强烈的渴望这一时代主题。作品发表后，获得新时期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由于作品的重点是在对王运丰报效祖国的精神刻画上，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的描绘上，所以它并不刻意去描绘王运丰的科研成就和学术地位，也不突出他钻研科技的事迹，甚至连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也仅仅是描绘几个片段；作品要突出的是王运丰的精神信念，几经磨砺，矢志不渝。他早年为了归来，在德国抛家别妻，回到祖国，然而“文革”中却被诬陷为“德国特务”派去挖煤。在那个斯文扫地、文化贬值、黄钟毁弃的不正常的年月，王运丰成为千千万万个科学家、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所不同的是，遭受这个非常年代的非人待遇，他没有泯灭老科学家的爱国之情，无论是他下放到蔚县农村监督劳动，还是“解放”后要求到某柴油机厂工作，是“中国母亲”的神圣情感，成为他事业和生命的精神支柱。他不顾戴着各种“帽子”，也不顾及自己年过花甲，还有三个孩子的教育等问题的拖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重新获得新生后，他发挥出超常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源于他早年留学时的信念：为祖国奉献才能，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在这以前曾创作过诗歌和报告文学，自这部作品开始，她走上专事报告文学创作之路。在这篇作品中，她用细腻而温润的笔调，把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揭示同人物的经历的描绘融于一体，在主人公的回忆、著作者的描述和点评，不同的时空转换相切等，多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中，突出主人公精神素质和面貌。
简洁的结构，具有论辨力量的议论，使这篇六千来字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不同于有些全方位、全景式的写人物的作品，深入而切实思想的内涵，是其所长。这以后陈祖芬注重对文化界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形成了她的新时期报告文学家的重要地位。
10.读来忆往更沉重
80年中期，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新时期文学中兴之时，一些作家尤其是知青作家，出于对当代历史的良知和责任，文学界反思“文革”的作品，渐渐发展起来，其中，胡平、张胜友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作品。它直面真实，对“文革”中荒唐滑稽的红卫兵大串连，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和剖析，其特有的题材优势和思辨性，成为揭露“文革”的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
经历过那段历史那个场面的人们，一定会记忆犹新：出于狂热的政治热情，年方十四五岁，扛上“红卫兵”的大旗，怀揣“红宝书”，就踏上了徒步串连的路，美其名日“新的长征”。于是，成千上万的第一次远行的少年学子，大多是黄口小儿、弱冠之年，却背负行装，颇为自得而盲目愚昧加无知，在自以为是的“壮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不平凡的洗礼。在某种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疯狂的政治赌注中的一个筹码。今天，这一切都成为飘散在历史的天幕上的烟云，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以自己的亲历感受，反思这段特殊的历史，于是，有了这篇饱和着激情和忧愤，沉甸甸的《历史沉思录》（以下简称《历史》）。
在当年红卫兵运动中，井冈山大串连是一个高潮，也是一个典型。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革命摇篮和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井冈山无疑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也必然成为狂热的政治角力的现代朝圣之地。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使春夏之交开始的“文化革命”推向纵深，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连”开始了，井冈山，无疑成为这个运动的瞩目之处。《历史》一文描绘的是当代红色“朝圣”运动的畸形发展的最早情状。
闹剧是这样开场的：当年9月，井冈山开始接待红卫兵，第一批学校的名单在革命斗争博物馆的来宾登记表上留有记载。之后，蜂拥而至、川流不息的红卫兵校旗，一次次插上了井冈山。
于是，这之前平静的生活秩序被搅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鼓舞着那些怀揣着圣洁理想和革命意志的青少年们，期望着自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得到革命的洗礼，有所作为。他们（她们）是多么的虔诚，领袖的一声号令，投入摧枯拉朽的红色运动，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重新来到革命的圣地，点燃革命燎原之火，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然而，现实的无情，大自然的无情，“红色运动”变成“红色恐怖”，由于山城的条件所限，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小将盲目上山，造成了一些基本的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冬天的严寒，粮食短缺，制约着革命小将们的行动，于是个别激进者最终没能走出迷幻的怪圈，以自己的年轻的生命殉了虚幻而盲从的志向，井冈山上留了一个个令人痛心的坟茔。更为痛心的是，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直到生命的完结，还仍然沉浸在革命的梦幻中，义无反顾，执迷不悟。这些可爱生命的毁灭，是对“文化大革命”畸形政治的绝大讽刺。
所幸的是，《历史》一文对这个悲剧进行了清醒而富有理性的梳理和揭露，从红卫兵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对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作了较为真切的描绘和批判。两位作者当年都曾加入了红卫兵大串连的队伍，体验过井冈山的严寒和饥馁，亲身经历了狂热的红色革命对人的身心的扭曲，他们的笔触是饱和着切身感受的。作为过来人，他们在描绘这个极为荒唐的历史过程的时候，注意追溯这红色革命的背后，更为深层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动因，思考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大悲剧中，每一个灵魂，每一个思想者，所应该吸取的教训，当然也有该承担的责任。
在对这个典型事件的描绘中，作者夹叙夹议，走笔凝重，既有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的细部刻画，又跳出事件本身，进行评价。比如，在描写井冈山红色运动的同时，又宕开笔墨，写北京大本营方面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从不同的空间上，映衬出这场运动的荒谬和危害。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实际上是“文革”的“红色串连”集大成者，作者选取这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使作品立意上得到升华。在“文革”成为人们反思当代历史的坐标的时候，读一读《历史》一文，更显出作者的眼光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