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三月底，《蒲松龄传》书到改成梦始安。
二〇一三年初，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对我的《蒲松龄传》提纲——内容已融入《卷首语》——做出如下《审读意见》：
作者是蒲松龄研究专家，又有多部著作行世，既知已有和所缺，又知其难点和创新用力之处。这次写作，采取从《聊斋》中的各类故事内容寻绎出传主生平事迹之联系的思路，真实可靠且独辟蹊径；大纲全方位地剖析了传主的历史贡献和价值所在，包括与同时代世界小说高峰的比较、与同时代人的交往评判等，既能拓展空间、展现时代背景，又能明了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传主，值得期待。
需要提醒的是：如何突破前人尤其是突破自己，此为关键。
编委会的充分信任反而给我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那个“关键”。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蒲松龄评传》写了四稿，此后出过两个版本蒲松龄传记，这次写蒲松龄，落笔就是第七稿，按说轻车熟路，负担不该太重，没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总提醒自己两个“必须”：必须靠三十多年蒲松龄研究积累写成超越前此的成果；必须兢兢业业、认真写好每一章、每一段甚至每一字。这次是与文坛诸多高手同坛竞技，丝毫不可懈怠，在这套国家工程丛书中，即使因个人能力写不到最好，至少不能写成最差。
从二〇一二年末接受任务到二〇一四年三月，五百多天，除几次短暂外出讲学、应邀出国访问外，每天早六点打开电脑，进入“蒲传”写作状态，直忙到“新闻联播”开始。不知有节假日、不知有周末。每当稍有新发现、新感悟，辄喜不自禁。二十年前孩子的奶奶形容我敲电脑“像上了刑罚”，没想到，我到了她老人家感叹的年纪，还继续“上刑罚”。真合了那句流行语：辛劳并快乐着。感谢编委会信赖，给了这次“冲刺”机会！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黄宾堂主任曾打电话，希望我能参加第一批出书，我说：“我想看看王充闾、王蒙如何写！”
二〇一四年农历腊月二十三稿子完成，如释重负。恰好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将第一批书寄来，好奇地按其体例对《蒲松龄传》做“初步排版”，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七百八十页！自忖：读者拿到这么厚的书，得说“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古代文学研究者总怕漏掉哪怕最微小的疑点，喜欢无一事不说清道明、无一字不交待文本来历，读者想看的，却是最凝练最关键、结论性东西。怎么办？与其让编委会提出删改，不如自觉“瘦身”！
主意拿定，负担重新背到肩上。原本打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马年春节变成“马年加狠鞭”，把已完成的稿子当素材，砍、砍、砍！既要修剪还不能伤其筋骨，有些地方还得增写。春节晚会都没兴致看了。我对先生说：我得像三十六年前写《祖父》那样，用写散文要求重改一遍《蒲松龄老爷爷》！蒲松龄南游三章近八万字，两番砍杀剩下四万多字。我对先生叹道：“一星期抠出一万字，一上午倒砍了一万二。”他笑曰：“‘删繁就简三秋树’，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马年元宵节，原稿删节三分之一，七百八十页变成五百一十页，长舒一口气。
幸运的是，《逍遥游——庄子传》作者、大散文家王充闾被我拉来“审稿”。我将南游、王士禛、孙蕙顾青霞五章从网上发给他，求指点。他提醒“要六经注我”、“重视可读性”。在我决定“瘦身”后，充闾先生两次对南游提出具体删改建议。待我砍杀完成，将卷首语、导语、第一章及两度“减肥”后南游三章、终生磨一书等章节发他，得到首肯。我得意地说：“傻人有傻福”。我写红学专著，有冯其庸先生、蔡义江先生、吕启祥大姐帮着看稿。写文学传记，有王充闾先生场外指导！同样幸运的是，我就一些清史问题，打电话向清史名家阎崇年教授求教，阎先生立即在电话里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就蒲松龄曾“从杖履”的高珩官职给阎先生发短信。阎先生立即把《清实录》有关高珩的全部记载发给我。
还有两位在我把书稿交出版社前看稿。一位是我家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博导牛运清教授，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及第一编辑。另一位是与我同教研室的邹宗良教授。五十来岁的宗良研究蒲松龄已三十多年，潜心治学，熟悉蒲留仙生平；他做过出版社编审，文字功底好；他与蒲松龄同乡，熟悉淄川风俗语言地理人文。宗良还把他正撰写的《蒲松龄年谱》部分“半成品”发我参考。我们两家书房恰好对望，我夜里两三点起来，总看到宗良的台灯亮着。不由叹息：年轻真好，有精力天天开夜车！三十年前我不也是白天上课、深夜研究蒲松龄？聊斋先生肯定想不到，几百年后有一代一代学者深夜不眠，趴在书案上，为他“寻章摘句”吧？做这样的作家何等幸福！科举蹉跌、清贫终生，又算什么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蒲松龄研究已做了三十六年，恰好是我过往人生的一半。套用蒲松龄画像上的话，一万多天，所成何事？忽已白头！未免惆怅，未免伤感，不过总算又了却一桩心事。
人生有涯，学无止境，欢迎指谬，发展蒲学！
马瑞芳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