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是这样一个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具备了儒家的道德涵养，“吾日三省吾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西方文化的教育使他懂得了尊重别人，尤其是有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成果的少数人；多年的党性锻炼又使他掌握了正确对待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因此不管这些意见有多么尖锐甚至尖刻，他都能虚心地听取，从“善意”处理解。作为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他不能不认真地反省几年来的工作，总结成败得失；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他也得带头鸣放，以启迪群众。在一百五十人座谈会上，他前后作过几次发言，有时是简短的插话，有时说得完整一些，其内容大多是自我批评，或对某些问题的真实想法。几年来这还是第一次面对众人敞开心扉，吐之而后快，现摘录几段他的发言——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有领导监督的职责，但并未规定什么党委制，全面负责。问题是对领导监督的理解。主席在天津讲党委领导，一是政治领导，一是计划领导。学校的方针政策、政治思想规划都是党委领导的，我个人深感党政不分的苦恼。
我也不是领导北大的材料，我知道要在北大继续工作，必须搞业务，不能凭资格鬼混下去。我不想多揽权，而是想推出去一些。丢了三十年，还不是绝缘体（指专业知识），几次提出想换班。
党员有几部分人。老干部是经过群众斗争锻炼的，为什么现在会脱离群众？这是因为胜利的环境，执政党的地位使有些同志的思想生了锈，有松劲的小康思想。从地下党成长起来的干部，是群众运动起家的，胜利后容易滋长骄傲自满，以胜利者、领导者、教育者自居。新入党的约三分之一预备党员，应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入党后沾染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估计得高，估计群众低；易肯定党的一切，否定群众的一切；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忘记了革命前辈是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把党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很多，当然还不是一团漆黑。
在这次会议之前（4月），他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也可以看作他上述思想的补充和佐证。他说：
我深深感到在学校不懂业务，只有被自然淘汰，迫切希望提高业务，所以我一直认为党员不能包办一切，党与非党的行政负责人要分工负责。我很苦恼工作总是抓不过来，过去搞教学改革还可以应付，以后搞学术更加困难，也希望党外同志多起点作用。
办学校依靠谁的问題，北大党内曾反复讨论过。党委在学术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确的，搞学问，培养干部，当然谁的学问好，就应依靠谁。从长远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从当前着眼，主要依靠老教师。
这些言论，仅仅是鸣放中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代表党委作报吿，在当时并无不良反映，甚至许多人赞赏他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还有些问题很痛苦地困惑着江隆基，譬如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一年前还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年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统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受不了这个急转弯，总感到缺乏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精神，所以在一次高校党委会议上提出质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指在私营工商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呢，还是指的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后来多次郑重地讲，“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清楚，这个问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江隆基没解决，又有谁得到了解决呢？
如果说教职员工的鸣放是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学生的鸣放则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北大有块“三角地”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知名度仅次于未名湖，其实就是一个三岔路口：一路通大饭厅，一路通教学区，一路通东门。因位置特殊而人来人往，因人来人往而成了鸣放园地。“中国匹克威克社”、“百花社”之类的团体在这里集会演讲；“广场”、“五月”之类的刊物在这里散发；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用中文写的，也有用俄文、英文写的；鸣放一开始，这里的集会讲演不舍昼夜，每天都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有些诗传单是颇能煽动靑年人情绪的，如“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五四精神今安在？但见童颜尽白头”。眼看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正常的鸣放整风无法进行，江隆基担心出乱子，在党委会上果断地提出：坚决把鸣放辩论“从室外引向室内”，“大字报改用小字报”，并腾出饭厅专供学生辩论之用。但此时校外的一些“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北大演讲，他无力左右局势。
北大学生中也出了几位颇为“知名”的人物，如谭天荣，历史系学生，时年仅二十二岁，连哲学、历史的ABC都没读完，就自吹为“博学多才”、“善于思维”的“理论家”。他在文史哲各系大谈数理化，在数理化各系又大讲文史哲。他生硬地将黑格尔与恩格斯扯在一起，自封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主将”。他写了一张题为“挑战书”的大字报，列出哲学、历史学上的二十个重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教条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文章，送到校领导手里，要求铅印五十万本“而保证不亏本的杰作”。江隆基为慎重起见，专门交给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冯定教授，嘱咐“认真看看，如果说得有道理，确实好，就铅印”。冯定看后回话，毫无道理，八页文章中有六页是东拼西凑抄袭的，占四分之三。江只好作罢，打了回去。而谭天荣还在不停地“探讨”、“演讲”，几乎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如说“爱因斯坦绝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家，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荒唐的和可怜的湖涂虫”，“周培源、华罗庚、钱学森、郭沫若、艾思奇等，在科学、哲学和常识方面是可怕的空虚和混乱！”面对这种显然是由于幼稚而迅速自我膨胀的青年人，江隆基真替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5月底，北大西语系二十八名学生在一名青年教师的带领下要去清华串联点火，江隆基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非常恼火，立即派人去劝阻。劝阻无效，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清华党委，叫做好准备。在当天的常委碰头会上，他说：“这一下我们工作的缺点暴露无遗了，看人家清华大学的工作就比我们好。”串联队伍未能与清华学生接触，被拒之于校门外，回来又大呼“上当”，说校党委“搞政治阴谋”。
为了鼓励他们继续鸣放，当晚江隆基亲自召集他们开座谈会，约四五十人。会上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同学说：“你不懂自然科学，领导北大有困难，不如辞掉副校长的职务。”为了缓解双方当天造成的紧张气氛，江并未多加考虑，便以玩笑的口吻说：“如能辞掉这个副校长，我给你磕头。”不料就这么一句话，几天后上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竟被写成：“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右派分子指着他的鼻子要他辞职，他表示要给右派分子磕头下跪。”在做人难做领导难说话更难的岁月，其难矣如此，江隆基也算得到了深刻的教训。那天的座谈会开始前，有一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要求参加，江要他出示记者证件，他没有，便拒绝了。记者当时就很不髙兴，但还是躲在套间里听了。现在白纸黑字发表出来，你能奈他若何？随后，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学生在那个记者的煽动下到中央办公厅上访，要求撤换江隆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几天，那个记者也被新华社划为“右派”。
在鸣放高潮阶段，还发生了冲击档案室的事件。那位对人事制度极其不满、鸣放说“儒林内史”的教师串通不明真相的学生，扬言要冲进档案室抢走档案。好在发现及时，江隆基把保卫部部长白晨曦叫来交代说：“你回人事处去，把档案科保护好。人事档案绝不能叫人冲击，这是党的秘密机关，谁也不准在那儿搞什么公开活动。如果有人真的冲到那里，你可要认真对待。你也要有思想准备，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不要动火气，那是最坏的，千万记住！”这位军人出身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干部懂得人事档案的重要性，记着江隆基的话，索性搬人事处住下来，确保了人事档案的安全。
《人民日报》“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全国开始“反右”斗争，北大也不例外。先是批判社会上的“大右派”，后是抓校内的“右派”。几个既有言论又因刑事责任触及法律的学生首当其冲，划为“右派”批判后交司法部门处理。这样的学生先后处理了五名。之后又划了谭天荣这样一批。教师队伍中最初划为“右派”的只是极其个别的，像那位带领学生去清华串联的年轻教师，在一百五十人座谈会的鸣放内容全部是涉及党群关系的，而且言辞颇为激烈，这就难以幸免了。
老教授基本上没有动。北大的焦点在一批老教授。江隆基的难处也在老教授。上级领导和全中国都在关注着北大，实际上也是在关注那些老教授的命运。北大的做法，至少在高等教育界具有某种示范性。有幸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也许还记得，北大教授中的“右派”确实比较少。
1957年上半年，学术界经历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又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由北大哲学系发起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次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界第一次最高规格的学术论坛，名家荟萃、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北大的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贺麟、金岳霖、郑昕等著名教授，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于光远、艾思奇、胡绳、潘梓年、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老中青一百多人济济一堂，是新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盛会。座谈会于1月和5月召开两次。1月的会议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进行纯学术讨论。主要讨论：对唯心主义的评价、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中国哲学的遗产继承问题。贺麟和陈修斋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好的和进步的东西。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即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是可以继承的。郑昕提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怎样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就要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读唯心主义的著作，“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5月的会议是工作会，冯友兰传达了4月18日毛泽东在住所接见他和周谷城、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等人时的谈话，毛说：“你们这些教授被搞苦了。”“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冯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文章驳斥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怀疑论调。传达学习后部署了中国哲学史资料和西方哲学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很快编选出六本西方哲学史资料。这次会议对哲学研究和教学以及后代学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风云突变，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清算。
与此同时，经济系也出了所谓“六君子书”的问题。在贯彻“双百”方针的鸣放运动中，科学技术界先出了个“六君子事件”，即钱伟长、费孝通、曾昭伦、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著名学者就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写了份“万言书”上书中央，皆被打为“右派”。经济学界紧随其后步其后尘，也有六位著名教授联名写出“经济学意见书”上书中央，其中三位是北大的。
哲学座谈会是江隆基批准召开的，还到会看望过与会代表，代表北大向他们祝贺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六君子书”是开始批判后他才知道的。两件事涉及北大两个大系的十多个教授，不批不行，批又有个尺度问题；稍有疏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就会被划到“右派”队伍里去的。中央对划右派有“六条标准”，他反复认真地钻研有关政策，仔细阅读和分析有关他们的材料，多次开会研究，尽量把上述事件控制在学术范围内，能顶则顶，不能顶则一拖再拖，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程度，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转危为安，度过了心惊胆战的日子。
也有不受任何约束、不听江隆基劝告的教授。
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便是一个。鸣放开始后，向达也积极参与了，言论主要是有关学校管理、生活待遇方面的。他嫌学校为教师盖的住房窄小，说：“这是给死人住的，活人怎么能住？假如我有两个十五岁以上的异性子女，怎么住得开？”还抱怨市场上买不到白糖、茶叶；对学校的工作也有看法，最尖锐的也莫过于“非党干部有职无权”，马校长是“花瓶”、“当傀儡”之类的话。据此有人提议定为“右派”，江隆基说：“他不过是发了些牢骚，不够右派的条件。”江知道向达遇事爱发表个人看法，便托人转告他，“有意见尽管在校内讲，出去最好不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