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迁墓乃一家一户之小事，一般不会与国家大事发生瓜葛和交集，然而，特殊情况也是有的，偏偏李商隐就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迁墓之事进行得并不顺利。
这就不能不说到会昌年间的朝廷大事了。
会昌朝是唐武宗李炎坐帝位。此人喜好田猎武戏，尤迷信道教，喜欢炼丹吃药——当然不是亲自动手，而是让道士操办，那些为他求药炼丹的道士便被尊养起来，成了宫中的红人。这颇引起朝臣中一些儒家信徒的不满。就是早年学过道而头脑仍然清楚的人，如李商隐，对此也是很不以为然的。
这位武宗性格刚愎，吃了丹药后就更加卞急狂躁。他唯一的好处是充分信任李德裕，把朝政一股脑儿交给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宰相，任由持不同政见的其他宰相和大臣怎么说，他总是与李德裕保持一致。李德裕有才能有抱负，意志又坚强，虽然因被视为一党魁首（他自己并不承认）存在着强大的政敌，但他在武宗支持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办成了几件大事，当时颇振奋了为唐朝渐衰而忧悴的人们，也为后世的史家所赞叹。
其中的一件，是处理与回鹘的关系。回鹘是生活于唐朝北边的一个民族，其建立的汗国一直臣服于唐，关系不错，唐朝曾先后将几位公主远嫁回鹘可汗。此时生活在回鹘的，是文、武二宗姑母辈的太和公主。就在唐朝文宗武宗交替的时候，回鹘发生政变，国家大乱，各部落纷纷溃散。其中一部，首领叫乌介特勒，劫得太和公主，挟其南来向唐朝借地居住。
李德裕认为乌介的要求不能答应，但可送米二万斛予以赈济，同时遣使访慰太和公主，以示关怀。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加强振武、天德两军及其防地，以防乌介的骚扰。武宗对李德裕的建议一切照准，乌介之事暂告平息。
不久乌介卷土重来，求借粮食牛羊，并强烈要求借地居住。唐朝不允，乌介便干脆率军寇边，给唐朝北边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于是唐武宗、李德裕君臣决心派兵征讨。这场边境保卫战，因广征各道兵马，在内地引起不小的骚动。不过，对李商隐的迁墓之举并未带来直接影响。
但另一件事——平泽潞叛镇之战，战场就在河南和泽潞（今山西）一带，有时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商隐的家乡怀州。家门口打仗，李商隐就不能不深受其殃了。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曾是李商隐极有好感的一位藩镇。当甘露之变后，宦官越发跋扈难制之际，他几次上书质询，表示要来朝“清君侧”，暂时压抑了宦官的凶焰。所以李商隐曾在《重有感》诗中发出“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呼吁，希望刘从谏真的把誓言付诸行动。
然而，刘从谏毕竟是一方诸侯，跟所有的土皇帝一样，也是很想永享权位，传子传孙的。在他晚年，就刻意培植侄儿刘稹，储积军力粮草，配备得力辅佐人才。他一死，刘稹秘不发丧，宣布自己为“留后”，也就是自行充当“代理”，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不出百日，朝廷的正式任命就会来到。
节度使是朝廷命官，当然该由朝廷委任，自任留后显然有逼迫朝廷认可的意思，是不忠不轨的表现。但中唐以来朝廷软弱，河朔三镇带头搞父死子继，各地藩镇皆欲仿效，朝廷无力制止，有时睁眼闭眼不置可否，有时竟无奈地予以承认，最终得逞的总是那些嚣张不法的强藩。现在刘从谏和刘稹玩的就是这一手。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哗然。大臣们多认为刘稹虽然不对，但目前边境正在用兵，不宜再用武力解决，不如权且让他暂代算了。
唯独李德裕认为决不能让近处心腹之地的泽潞（辖泽、潞、邢、洺、磁五州，治所在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仿效河朔三镇搞独立王国，必须坚决派兵讨伐。武宗无条件支持李德裕，于是群臣息喙，伐叛之战紧张地酝酿起来。
李德裕当然不会盲目行事，而是周密布置：首先是争取与泽潞形成辅车之势的成德、魏博两镇，通过宣谕，成德帅王元逵、魏博帅何弘敬表示听命朝廷，泽潞被孤立起来；二是诏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加强军备，保持边塞安全无虞，以便各镇之兵专心讨伐刘稹；三是派中使到潞州宣慰，既探虚实，又给刘稹一个最后改正的机会；四是下诏为刘从谏辍朝，赠太傅，并令刘稹护丧归东都，这是恩威并施，再给刘稹一个台阶，却也是最后通牒；五是令刘稹生父刘从素（从谏兄，任右骁卫将军，在长安）以书晓谕儿子；六是诏令各节镇给泽潞写信，劝说刘稹服从朝命，同时起到向泽潞兵民宣传朝廷决心的作用。
然而，尽管朝廷仁至义尽，刘稹在大将郭谊等人的唆使下，依旧顽固不化，朝廷派兵讨伐势在必行。李德裕准备就绪，调兵遣将对泽潞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说到这里，这场战争终于与李商隐发生了关系，也对他的迁墓之举产生了影响——那原因是，临战前，王茂元被调任为河阳节度使，其位置恰在面对泽潞的南面前线。
王茂元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武宗诏命，给刘稹写劝诫信。王茂元很重视这封信，不用说，在他心目中，撰写之事非李商隐莫属。正好此时李商隐为迁墓来往于郑州、怀州、河阳一带，可以就近来写此文。这既是军国大事，又是丈人嘱托，李商隐自也乐意完成。
《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是一篇用心良苦之作。文中，李商隐代王茂元对刘稹反反复复地“再陈祸福，用释危疑”，既晓之以理，亦动之以情，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其悬崖勒马，束身归朝。这时朝廷尚未下制书削夺刘从谏和刘稹的官爵，也未正式下令讨伐，所以，这封书信的口吻还是以破除幻想、打消顾虑的苦口规劝为主，从君臣大义说到家族利害，直到最后才发出严重警告，而其辞令依然十分从容文雅，显示出我国古代政治与外交举措的高度文明：
倘尚淹归款，未整来轩，戎臣鼓勇以争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驰。魏、卫压其东南，晋、赵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数逾万计；科头戟手者，动以千群。兼驱扼虎之材官，仍率射雕之都督。感义则日月能驻，拗愤则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将水灌。魏趣邢郡，赵出洺州。介二大都之间，是古平原之地。车甲尽输于此境，糗粮反聚于他人。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以两州之饿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
一番言说，意谓：倘若执迷不悟，便将落入四面楚歌的可怕境地，但写得形象生动、音节铿锵，竟是一篇气势磅礴的美文。接着语意推进一步，在这种情势下，我王茂元也将无从坐视，只能加入，给你致命一击：
则老夫不佞，亦有志焉。愿驱敢死之徒，以从诸侯之末。下飞狐之口，入天井之关，巨浪难防，长飙易扇。此际必当惊地底之鼓角，骇楼上之梯冲。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自然麾下平生，尽忘旧爱；帐中亲信，即起他谋。辱先祖之神灵，为明时之戮笑。静言其渐，良以惊魂。
如此说来，今日苦口相劝者，异日也将兵戎相见，那时你必然早已众叛亲离，无路可走，除了投降就只有灭亡。劝诫信写到这个份上，堪谓理透、情深，无以复加矣！而如果你还是冥顽不灵、一意孤行，那么，这封信也就成为讨伐你的檄文，勿谓我言之不预也！[1]
李商隐的信写得极好，然而，文字的力量终究有限，利害的驱使才最难抗拒，利欲熏心并已走得太远的刘稹悍然拒绝一切规劝挽救。
会昌三年（843）五月，朝廷正式下达削夺刘从谏、刘稹一切官爵的制书，向天下宣示其罪恶，同时令各道进军，合力攻讨刘稹。
泽潞顿时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部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朝廷的决心很大，战争形势显然对刘稹不利。李商隐这时仍在为迁墓奔忙，一天在长安东面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遇到一位赶赴前线的官员，那人姓李，是一名文官，原在户部任郎中，正为能够参军打仗而兴奋不已，对战争前景一片乐观，跟商隐谈得眉飞色舞。临别，他要求李商隐送他一首诗。商隐当场挥毫，写道：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
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履危巢岂待风？
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 汉廷中。[2]
诗中称赞李郎中是一位“名贤”，祝愿他此去立功树勋，荣获君王的嘉奖。对刘稹则表示了高度的蔑视，用两个浅显的比喻，预言他不久就将败亡。商隐的诗和书法本就堪称一流，今天兴会淋漓，挥洒得格外自如，李郎中捧着墨渖淋漓的诗稿高高兴兴地与商隐辞别，相约日后聚首，再作畅叙。
但是，李商隐的诗人豪言，在现实中是要大打折扣的。平泽潞之战一开始就不顺利。几乎是当年平淮西之战的重演，奉命进讨的各路兵马缺乏统一指挥，有人心怀鬼胎，故意逗留观望，以致朝命下达好久，战场上却迟迟没有进展。非但没有进展，还被刘稹以攻为守抢占了先机，对离泽潞最近、兵力最弱的王茂元部发起了攻势。
原本两军在天井关对峙，一边是河阳大将马继，一边是昭义大将薛茂卿。八月中，薛茂卿率军攻破河阳军驻守的科斗店大寨，焚烧小寨十七座，河阳军大败，大将马继当了俘虏。泽潞军逼近王茂元驻节的怀州，只是没有刘稹的命令，没敢攻城，要不，连主帅王茂元都岌岌可危。王茂元此时六十九岁，身体一向还好，但受此惊吓，加上劳累，竟很快垮了下来。消息传到朝廷，姑息派立刻活跃起来，甚至出现了刘稹不可战胜的舆论。幸赖李德裕坚定，武宗支持，才将甚嚣尘上的谬论硬压下去，同时调整部署，派王宰率忠武、义成二军增援河阳，捍卫洛阳。
刘稹方面初战告捷，又见王茂元无用可欺，竟加派兵力，会同薛茂卿进攻王茂元所在的河内县万善镇，拟一举歼之。泽潞军的一支偏师先潜过万善，从南面包围万善，顺手就把离万善仅五里的雍店小镇焚烧了；另一支则直扑万善，正面攻击。眼看敌军来势凶猛，万善行将不保，王茂元哪肯吃眼前亏，准备弃城逃跑。幸亏部下劝阻，说援军将到，无论如何再坚持一下。就这样，万善总算没有落入敌手，而王茂元也幸免临阵脱逃的丑名。
这些事跟李商隐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