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李商隐在昭州积极从政的时候，郑亚接到了新的朝命：由桂管都防御经略使改为循州刺史，级别降低，地方更为偏远，而且催得很急，不容延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仍是迫害李德裕的余波所及。
还在大中元年（847）九月，已经离开相位、在洛阳待罪的李德裕又被告了一状。
告状人是前永宁县尉吴汝纳。他诣阙鸣冤，指名状告昔日的几位大臣。一位是曾任淮南节度使的李绅，一位便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吴汝纳说：他的弟弟吴湘，会昌四年（844）在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扬州江都任县尉，李绅诬告他犯了贪赃和强娶所部民女的罪，宰相李德裕曲附李绅，判吴湘死刑，立即执行，而实际上是冤杀。当时慑于宰相权势不敢申诉，现在要求复查，昭雪平反。
李德裕与吴家其实积怨已久。吴汝纳的叔父吴武陵，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士，但做官犯了贪赃之罪，被贬，当时正是李德裕为相，此事也由李德裕处置。李德裕因此对吴家印象不好，吴汝纳受到影响，也长期停滞在县尉的职级上不能调迁。这叔侄二人的仕途遭际都与李德裕有关，吴汝纳把李德裕恨得牙痒痒的，从此投靠牛党，曾散布过许多关于李德裕的流言蜚语。偏偏李德裕又以贪赃之罪处死了他的弟弟吴湘，这冤仇自然越结越深。现在李德裕失势，牛党复炽，吴汝纳见时机来到，兼有牛党宰相崔铉、白敏中和翰林学士令狐绹做后台，正好墙倒众人推，便旧话重提，向朝廷告了一状。
这正是牛党求之不得的，立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
吴汝纳呈文上去，朝廷很快交付御史台复查。事情牵涉到当初经办过此事的御史崔元藻。当年，吴湘一案报到朝廷，确有人持不同意见，崔元藻曾以御史身份奉命复核。他调查后报告说：吴湘赃罪属实，但所谓强娶民女，情况却比较复杂。那民女的父亲也曾做过府吏，她的亲生母亲乃是“衣冠女”，其继母才是百姓之女。所以，吴湘的第二个罪名与李绅申报的略有不同，还可斟酌。
李德裕为人刚直，最讨厌模棱两可、首鼠两端，既然贪赃属实，就得按律判罪，不但处死了吴湘，而且就此参了崔元藻一本，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崔元藻哪想到李德裕如此手重，能不把他恨煞！
现在朝廷复按吴湘案，崔元藻是绕不过去的。他既恨透李德裕，又受了崔铉、白敏中、令狐绹的利诱，于是出来作证道：吴湘虽犯赃罪，但尚不到判死刑的程度；至于强娶民女，就更不能成立——那女子的父母都并非普通百姓。吴湘案实际上整个儿是个冤案。是当初担任御史台知杂（知杂是御史台具体负责人）的郑亚秉承李德裕旨意首唱，嗾使他人锻成，然后由御史中丞李回上奏朝廷，从而造成的。
崔元藻的证词按牛党指示牵连出更多的人，三司（大理寺、御史台、刑部）详鞫的结论，谓崔元藻所言是实，于是李德裕再贬为潮州司马，李回被削去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头衔，由剑南节度使责授湖南观察使，郑亚由桂管观察使贬为循州刺史。李绅已死，无法加罚，但他是“枉杀”的首罪，遂被“追削三任官告”。而吴汝纳和崔元藻则因此获得牛党嘉奖，几年之内官位扶摇直上。[1]
这件事充分显示专制政治体制下官场的黑暗与可怕。如果说当初吴湘案的判决，有量刑过重的问题，崔元藻的被贬也反映了李德裕的嫉恶如仇已不免与刚愎自用相混，那么，现在的全盘翻案，就完全是党派斗争的结果，是一派失势后的被进一步荡灭，等于已被打翻在地，又被踩上了一只脚，目的是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体制下，法律只是掌权者手中玩弄的一根绳索，绳子可长可短，结口可大可小，只要他想请君入瓮，便不会找不到堂而皇之的理由。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而是官僚手中的权力。谁当权，谁便能代表法，处于被告地位的失势者是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的。
吴湘案不过是牛党置李德裕于死地，从而彻底荡灭李党的一个由头，一个步骤。吴湘案的重新提出和重新审理，散发着浓烈的党争气息，也只有李党被决定性地打垮以后才有可能。
郑亚对此自然极不服气。但他无法反抗，无处可以申辩说理，对于贬斥的命令只有服从，而且朝廷制书催逼得紧，他必须很快离开桂州。
他派人紧急通知李商隐，告诉他最新的朝命和自己准备择日前往循州的情况。对于李商隐，他说，可以同去循州，也可以暂留昭州，等候新上司的到来。
李商隐接信感到突然，但也猜到这事与李德裕的倒台有关。好在他本来也没有在昭州久留的打算，现在正好，便马上结束公务，把事情交代给一个靠得住的胥吏，跟着来人返回了桂州。
一到桂州，郑亚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让他代写几封书启，寄给朝中参与复查此案的昔日同僚。他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但与崔元藻往日无怨，而且曾是同僚，李回更是崔元藻的座主（崔在李回手下中进士），当日派崔前往扬州复查吴湘案，根本没有私下嘱咐过什么，今天他的证词，纯属诬陷。这种行为肯定是有来头的，崔元藻连座主都敢咬，我这个同僚他还会在乎吗？
从郑亚的言谈中，李商隐知道了此案的一些背景、内幕和实情。[2]他对朝廷的党派纷争和权势运作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失望和害怕。原来，表面堂皇庄严的朝廷竟如此残酷无情，如此阴暗丑恶！墙倒众人推，绝无公理可言！对于吴汝纳，特别是崔元藻的行为，他很不以为然，甚至很是反感。做人怎么可以这样昧良心？不都是读圣贤书，讲孔孟之道的吗？怎么可以如此翻云覆雨！怎么可以如此出卖灵魂！
李商隐替郑亚写完几封信，就在桂州与郑亚分手。郑亚向南去循州，他则北返，仍从水路，辗转前往长安。这时是大中二年（848）的三、四月间，距他们来到桂州还不到一年。
大约五月初，李商隐又到了潭州。前不久到江陵出差刚刚经过这里，那时是作为桂州府的一个僚属，身负公务，现在倒是“无官一身轻”了。
到潭州才知道，从成都（西川）贬来这里的李回也是刚到不久。自己当年应博学宏辞考试时，很得李回欣赏，商隐始终将其视为座主，既已到此，理当拜望。
李回以新任湖南观察使的身份接见了李商隐，还让他在官舍住了几天。当然，李商隐也没有白住，在短短几天里，就替李回起草过祝贺新宰相登位的书启。
过了一段时间，看李回并无长期聘用的意思，商隐也就告辞而去。其实，这怪不得李回。此时，李德裕的厄运尚未结束，李回本人的前途都不好说，又怎能顾得上李商隐？果然，就在这年冬天，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李回也被再贬为贺州刺史。贺州即今广西贺州市，是个距长安更加遥远的蛮荒之地。
离开潭州，商隐北上去了荆州。荆州后的行程，研究者们有不同说法。
冯浩为李商隐编《年谱》，认为“其时当至故乡与东都……旋又出而行役，有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之程焉”。也就是说，曾有一次巴蜀之游。不过冯浩声明：“此与开成会昌间江乡之游，皆从诗意悟出。”也就是说，他的说法是分析编排商隐的诗得出来的，并无直接史料可资佐证。
冯浩的这两个说法颇有点像科学研究中的假说，有其根据，却难证实，故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聚讼纷纭，迄难定论。经过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推求，江乡之游，否定者多；巴蜀之游，肯定者多。冯浩的假说略经修正，用来解释商隐的行踪和诗意，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3]
冯浩根据对商隐诗的分析，认为他此次到过巴蜀的一些地方，如夔州、巫峡，许多感慨楚国历史遗迹的诗篇就写于此次旅游时。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几首寄给雪娘——古人称为“寄内”——的作品。
摇落伤年日，羁留念远心。
水亭吟断续，月幌梦飞沉。
古木含风久，疎萤怯露深。
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
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
未谙沧海路，何处玉山岑？
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
遥知沾洒意，不减欲分襟。
（《摇落》）
这首诗最后提到黄牛滩和白帝城，应该是巴蜀之游时所写。而“结爱”两句便是说的夫妇结缡之事：相见恨晚，结婚更晚，婚后至今又一直生活在忧愁和经常的分离之中。这也大致符合商隐的情况，尤其符合商隐对雪娘歉疚的心情。结尾两句是说，我能想象，此刻你正在流泪，伤心的程度不会比我离京赴桂与你分手时轻！
跟这一首异曲同工而更为脍炙人口的，便是《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在李商隐诗集里，题目是《夜雨寄北》，可是在有的选本里，却作《夜雨寄内》（如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冯浩认为，这首诗语浅情浓，的确是寄内诗。但商隐写给妻子的诗不少，却从不用“寄内”做标题，所以还是“夜雨寄北”符合商隐的一贯风格。
也是因为这首诗的存在，李商隐巴蜀之游的假说才更能成立——雪娘健在而商隐从巴蜀寄诗表达思念之情，此次是唯一的机会。此前，商隐未曾游历巴蜀。三年后，李商隐随柳仲郢去梓州，梓州固然也属巴蜀，但那时雪娘已经亡故，“寄北”就只能是寄给别的友人，而不可能是妻子了。应该说，《夜雨寄北》所寄的对象若是友人，也是很感人的，然而终觉不如寄给妻子更贴切、更动人。
短短的四句话，诗思却来来回回地将远隔两地的人紧紧绾结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回环对照，“期”字两见，“巴山夜雨”重出，读来不但不觉重复，反显优美情深，直透人心。这里既有两人的对话，又有眼前景象的描绘，既有今日的思绪，又有他日见面追说今日情景的预想，真可谓柔情万种、缠绵不尽啊！最奇妙的是，这诗你只要读过一遍，就再也不会忘记。一次成诵，正是好诗最明显的标志！商隐这种“预想他日追说今日”的构思方式，为后来许多诗人所模仿，竟形成一种所谓“西窗剪烛型”的模式，算得是诗史上的佳话。清人何焯欣赏这首诗的结构和文字音韵之美，用了商隐的一句诗：“水精如意玉连环”[4]，真是形象而贴切。
在巴蜀流连一番，李商隐从陆路回到长安，已是大中二年（848）深秋。
每一次从外地回到首都长安，李商隐总有重回母亲怀抱之感，心情激动难平。这一回风尘仆仆归来，见到了他时刻思念的妻儿，更不用说有多兴奋了。
他的怀里抱着儿子，膝前偎着女儿，面前是温柔的妻子，他感到幸福极了。他急急地询问别后家中的情况，雪娘则急急地问他这一年多的生活。
夜深了，两个娇儿都睡着了，商隐和雪娘对坐在西窗下絮絮地说着话。他们终于实现了“夜来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美好预想。
转过年去，商隐参加吏部调选的事有了结果，他被任为周至县尉。
周至是京畿属县，其行政归京兆尹统管。上任前，他随县令班某等人去晋见京兆尹。京兆尹久闻李商隐的大名，正好京兆府缺人，当即决定留商隐在府中为属掾，以参军之职，专管章奏之事。这位京兆尹真可谓慧眼识人，而李商隐也乐得就近上班，好照顾家中。
不用说，李商隐的事务非常繁忙。大中三、四年间（849—850），正是唐朝外交和边事有所起色的时候。
由于多年经营，也由于吐蕃的衰弱，唐朝西部边境的形势发生变化，曾被吐蕃长期占去的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等七关先后收复，当地父老千余人进京报喜，宣宗皇帝御延喜门接见，父老们当场脱下胡服，换上汉装冠带，欢呼舞跃，围观的百姓欢呼万岁。不久，位于西川边境、唐朝和吐蕃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维州也收复了，西川节度使杜悰上表奏功，得到嘉奖。按当时规矩，遇到这样的事，京兆府必得上表称贺，而撰写章表的事务自然会落到专管章奏之事的李商隐身上。
忙是忙，商隐却忙得愉快。何况京兆府中除了他，也还有一批文章好手，像京兆韦观文、韦峤、河南房鲁、乐安孙朴、天水赵璜、长乐冯颛和彭城刘允章等等。这些人都很善为文，有事大家分担。又都衷心佩服商隐，商隐每著成一篇，他们都会拿去认真揣摩细研，把它当作范文。就连京兆尹本人，也对商隐的文章赞不绝口。这样，商隐虽劳累些，但心情是好的，有一种难得的成就感。
[1]见《旧唐书·李绅传》所附吴汝纳传。
[2]这几封信是《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言）启》《为荥阳公上马侍郎（植）启》《为荥阳公与前浙东杨大夫（汉公）启》，见刘学锴等撰《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738—1754页。
[3]参阅冯浩《玉谿生年谱》、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等。
[4]李商隐《赠歌妓二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