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本书拟写《后记》的时日里，我的脑海和眼前总是盘旋着一个人的身影，耳边仿佛听到他熟悉的声音——如果没有他的鼓励督促和鞭策，是不会有这本李商隐传记的，而现在，书完成了，要出版了，他却不在了，我怎能不倍感伤情！
这个人就是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贯以兄弟待我的何西来。
2012年春，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程启动之初，西来作为编审委员会专家组负责人，给我来电话，说要推荐我参加学术组，征求我的意见。并鼓励我在原有《李商隐传》基础上写一部新的作品，参加到这个工程中去。他说，他认同我对李商隐的看法，觉得以“面对困厄与追寻自由”为主题来阐发李商隐及其诗歌创作的意义，不但可以成立，而且能够涵盖中国古代许多文人诗家的生命本质和历史文化价值。他认为我多年研究李商隐，也写过李商隐，已具备一定基础，这次重写，时隔二十多年，应该体现更强的时代气息，同时不妨加强文学性，以符合这套丛书的要求，对自己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和锻炼。
西来总是这样，说话富于鼓动性，首先肯定你能行，接着给你指出方向，并充分阐释他要你所从事工作的意义，从而激励你投身进去。
于是，我成了他所领导的专家组成员，随后向编委会提交了《李商隐传》的大纲，很快获得通过，从此参加了这项工程。何西来自己也认领了撰写《杜甫传》的任务。我知道，他在母校西北大学曾跟从傅庚生教授系统研习过杜甫诗歌，对老杜的熟悉程度常使我们这些号称专门研究唐诗的人自愧不如。我也知道，他早就有写出一部超越前人的《杜甫传》的志愿。
此后，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程的活动中，我与何西来曾有几次见面。我的感觉是中国作协和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同志对他非常倚重，而他对此事也确实非常积极认真，非常用心，非常投入。
我对李商隐比较熟悉，这次重写他的传记，主要致力于重新细读他的全部作品和浏览最新的研究动态，用心于构思，而不急于动笔。其中还穿插了一些别的工作。所以，直到2014年8月初稿才写完。经专家组陶文鹏、田珍颖两位审读，基本肯定，也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还让我的博士生看了初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综合起来作了一次修改。
2014年11月中，何西来来电，告诉我他已知道我写完《李商隐传》初稿，并得到两位审稿专家的首肯。他鼓励我、也敦促我早日定稿交付出版。这之前我已从别的同事那里知道西来身体有病，问他，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是的，正在治，不要紧。他没有说究竟生了什么病。我了解他的性格，在电话里也不想细问。但从他说话的声音气息，我感到他的精气神似已不如从前，遥远的电话那头传来的一声“乃斌啊……”，让我顿感心酸。但我坚信并默默祈祷，他这个魁伟刚强的关西大汉能够抗住一切，不会真的被什么疾病整垮。
就在那个月底，中国作协又一次召开《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创作会，我也被通知参加了。本以为一定可以见到何西来，兴冲冲赶到会上，才知道，就在几天之前，他住院了。我和一起与会的陶文鹏感到不妙：如果不是极端无奈，西来不会不来参加会议，哪怕是硬撑着。我盘算着要不要去医院探望，可会议时间安排得紧，我们住得离医院又太远，而且返程机票早已订好，我这次竟没能到医院去看他。心里存着一个念头：西来会没事的，会很快出院的，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我大错特错了。回上海不到十天，一个晚上，突然接到原文竹发来的短信，竟是报告何西来噩耗的！
我一下子蒙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快？西来，西来就这样匆匆走了？
但事实无可怀疑。很快，我看到了文学所发的讣告，看到了刘再复由香港寄来的唁词，看到了报载西来告别仪式的消息，又陆续看到了杜书瀛、李炳银、柳鸣九、徐兆淮的悼念文章……铁一般冰冷的事实放在我面前，不由得我不相信、不确认。呜呼西来，我们从此天人两隔，我从此失去一位“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兄长！哀哉西来，你赍志以殁，未尽宏才，我将再也听不到你的豪言谠论，看不到你写的《杜甫传》和别的许多雄文华章！
西来兄，如今，我只能将这本你尚未过目的《李商隐传》奉献于你的灵前，告慰你生前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愿你的匆匆离去乃是应天国之召去挥洒你的如椽巨笔，就像当年李贺为天帝去撰写《白玉楼记》那样，“天上差乐，不苦也”。
我与何西来的渊源当然不仅仅是这本《李商隐传》的写作。我们1963年相识，相交半世纪。我们共同经历文学所的历次劳动和“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和干校生涯。在这其中，他对我帮助多多，提携多多。我和西来的特殊关系，还在于他介绍我和妻子程蔷去他的母校西北大学，解决了困扰我们的两地生活问题，而我们则在西安充分享受到了西来昔日师友对我们的热情关照。后来重回北京，我们又做了多年同事，不但我们两人，而且两家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这里就不赘言了。
这就是我在写这篇《后记》时不断想起何西来，忍不住写了上面这些文字的原因。
这本《李商隐传》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细细数来，除何西来以外，从古至今历代的李商隐生平和作品的研究者、批评者；我前一本《李商隐传》的出版者和读者，特别是曾以不同方式对那书提过意见的批评者；对他们，我是由衷感激的，他们的意见往往启发我，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到本书中来。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陶文鹏、田珍颖二位评审专家，对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金荣女士等，我自然更应感谢，他们的一路扶持，是本书能够最后完成、顺利出版的重要因素。至于我的家人，在我长期的研究和写作生活中给我许多照料和无私爱心的家人，我内心的感谢，自不在话下。最后，我还要预先向读到这本《锦瑟哀弦——李商隐传》的读者致意和致谢，谢谢你们选择了这本书并耐心阅读它。我更期待着你们的批评，无论是指出缺点错误还是给予褒扬，我都会衷心地感谢。
董乃斌
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