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司马光是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上论证高利贷的合理性。他反对变法，是要维护现存的“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的贫富关系。
神宗见此疏后，派宦官陈承礼传宣，令其入见。司马光再次拒绝，于次日（二十一日）上《乞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说，如今为害天下的，唯有条例司和提举常平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以罢之，则夕无事矣！”若陛下以臣言为是，盼早施行；若以为非，臣则为“狂愚之人”，“岂不为圣政之累也”！
神宗又派宦官李舜举向他传达圣旨，开导说，枢密院乃本兵之地，与中书各有职分，不得再以他事推辞。而司马光于二十二日又上《乞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针对神宗的旨意再次申述：如果臣接受了任命，因枢密院只管军事，臣若再谈政事就是越职言事，所以只能闭嘴，而如今位备侍从，对朝廷缺失，无不可言。而且，臣关于废除青苗法、召回常平使者二事，未被采纳，臣怎敢接受新恩？至于不奉召入见，是因臣膝盖生疮，没法拜起。待稍有好转，自乞入见。
他的膝盖的确生疮了，神宗自然不好强迫，只好等着。
二十七日，神宗派宦官刘有方前来慰问，并问何日可入见，请早。这时，韩琦从大名专门派人送来亲笔信。信中说：“主上倚重之厚，庶几行道。道或不行，然后去之可也，似不须坚让。”司马光长叹一声，回信说“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得坏了名节为不少矣”[10]。为了名节，他再上《乞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说膝疮仍未痊愈，有碍拜起，不能确定入见时间，再次申述说：臣乞罢条例司、罢提举常平使者，“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人所疑怪”。
这不像是在请辞，而分明是在与神宗叫板：要用我，你就废新法，不废新法就别烦我。
像司马光这样公开将皇帝的军的情况，只有在宋代才有可能。宋代言官的地位之崇高，言论之自由，即使是唐代的贞观之治也是无法比拟的。宋太祖留下的“不杀言事者和读书人”的祖制，一直被严格遵守着，只要不谋逆，即使犯上也没有死罪。一般是贬出朝廷任地方官，最坏的结果是流放，流放地一般在南方的两湖、两广的某个州，给你一个节度副使或团练副使之类的无俸禄的空衔，在当地政府的编管下当员外。当然，也有要你一去不返的流放地，春州（今广东阳春）是也。宋初权知开封府李台符，在赵普与卢多逊的权力斗争中使阴招助赵倒卢，卢败，李台符献媚赵普，建议把他流放春州，赵普默而未语。后来李台符贪腐罪发，赵普将他流放春州，刚到不久就染瘴气而死。有意思的是，偏偏是被保守派视为恶魔的王安石，将春州改为阳春县，因流放到州而不到县，春州从此在流放地目录中消失。正是因为言官无死罪，所以能较好履行监督职能，但同时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言之无据，一味以敢于犯颜来博取“直”名。司马光要名，更要实，要实实在在地把青苗法废了。他已经写了六道辞呈，八次拒绝了皇帝的召见，宋神宗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唐太宗，不可能在盛怒之下，将其投入囹圄，他甚至没有生气，耐心地等着司马光膝疮的痊愈。
枢密副使辞掉了，旗手威信更高了
三月初八日，神宗又派宦官刘有方来请司马光履职并入见。算起来，这是神宗第九次派宦官来请他了，而且他的膝疮已经好了，再不奉召，皇帝颜面何在？于是，司马光奉召来到崇政殿，觐见礼毕，几句寒暄之后，君臣之间有了一次十分别扭的对话[11]：
上（神宗）曰：“此命（枢密副使的命令）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
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
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
光曰：“今朝廷所行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
上曰：“相反者何事？”
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朕耳！”
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我不是随波逐流，跟着起哄，而是响鞭先着，首倡正论）
上曰：“言者皆云（不管是首倡还是人云亦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
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
上曰：“卿见元敕否？”
光曰：“不见。”
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今安徽同名市）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今河南汲县）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
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开封县）姜潜（县令）张敕榜县门（县衙大门）及四（城）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姜潜其实是做表面文章来抵制青苗法，在条例司追查邻县阻扰新法时，他自知难免，挂冠而去，回山东徂徕山建“读易堂”聚众讲学，成为著名隐士）
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皇宫），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
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
上曰：“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
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徇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
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
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
上敦谕再三，光再三固辞。
上曰：“当更思之！”
既然不废新法，司马光就宁死不肯受命，神宗思考再三，只好同意他辞枢密副使，满足他“贪陈国家之急务”的要求，在其原职上加右谏议大夫。但新的敕令被司马光的“同年”好友、判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再送，又被封还，无奈，神宗只好越过银台司，将命令直接交给司马光。范镇一气之下，上疏说：“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12]
替神宗想想，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体制下，他这个皇帝也不好当。司马光宁死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与他拧劲；同意他辞职了，范镇又出来拧劲，真是左也难，右也难。他知道，之所以难，都是改革惹的祸。司马光和范镇看似在与皇帝闹别扭，其实是在和王安石掰手腕，目的是阻止变法。在神宗看来，保守派也是忠臣，朝廷不能失去这些人，但他又不能因此而停止变法，只好让他们“异论相搅”，自己在中间搞平衡。神宗同时也明白，司马光虽然没有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但得分的是他，特别是在名气的提升上，那将是爆炸性的。
不错。在保守派眼中，司马光辞枢密副使，无异于一声炸雷，无异于天空中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闪耀着道德的光芒。他不仅是放弃了令人垂涎的权力地位，而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真金白银。枢密副使的俸钱是二百千，而翰林学士的职钱是五十千。因此，保守派的大佬们一个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发表评论，韩琦写信称赞他“恳辞枢弼（枢密副使），必冀感动，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音问罕逢，阙于致问。但与天下之人钦企高谊，同有执鞭（愿为你赶马车）忻慕之意，未尝少忘也。”韩琦是三朝宰相，无论资历、职务都比司马光高得多，现在一下子放低身段，愿意为他赶马车了，为啥？因为司马光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在共同利益面前，保守派团结起来了，把个人恩怨都抛弃了。另一位大佬文彦博对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的评价是：“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
那么，神宗对司马光怎么看呢？其反变法的顽固立场让他烦心，而“公而忘私”的节操又让他欣赏，把他看作是社稷之臣，如汉武帝时的金日磾，有变能立大节，可托幼主。十五年后，尚书左丞蒲宗孟说，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神宗听了半晌没出声，突然厉声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13]
[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2]《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春秋传》有泉府赊贷之记载。
[3]《通鉴易知录·卷七十》。
[4]《涑水记闻·附录二》。
[5]《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6]《传家集·卷四十三》。
[7]同上。
[8]《传家集·卷四十四》。
[9]《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85—386页。
[10]《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1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12]《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镇传》。
[13]《宋史·卷三百二十八·蒲宗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