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重要的大会让谁去参加呢？要是在往常，当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希望去出席的。可是，现在是工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准备在近期正式成立厂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骨干们都想在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一个重要位置，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工厂，那些重要位置可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再者，很多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因此，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选派一个绰号为“王八蛋”的造反派出席大会。
当然，“王八蛋”并不是此人的真实姓名。他本名叫王白旦，是20世纪60年代从关内调到关外的普通工人。开始时，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干的纯粹是力气活。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给他“升格”当了“炉前工”。不过，这个人的性格有点“二愣子”，名字王白旦又和“王八蛋”谐音，所以人们便以此称呼他，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习惯了，别人这样叫他，他也就顺口应承，原来的名字反倒没有人叫了。
“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正式工人，不知从哪里获得的灵感，竟然是首先跟着一些人起来造厂领导反的先知先觉者，算得上响当当的造反派了。但是他不是核心组成员，不掌握实权，以后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然而，选派“九大”代表，他却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人们都不知道。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才知道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某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岔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王八蛋”一步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了！
不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核心组的人都有些后悔了：当初怎么这样缺乏远见，竟然把这样的好机会放掉！
有些与王白旦平日比较接近的人不由得好奇地问他：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你老兄的头上？
王白旦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这样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特别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足见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因此，立即被大会有关部门挑选上了，经过“无记名”投票，以“全票”当选。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其身价自然陡然高涨起来。于是，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遇，令多少和他一起造反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王八蛋”，实在有些不恭了。
特别是，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北京，飞进了中央常委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觉得这个绰号实在是不雅，有损中央委员的崇高威望。凭着他天才的脑瓜，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
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于是，“王八蛋”中央委员，就此成为历史了。
可是，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他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当然是最珍爱造反派战友的，一向急造反派所急，想造反派所想。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的璀璨，那样的荣耀。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他们挖苦地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副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三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生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百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在汉语热的背后
女儿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报工作数年，因和一位德国留学生相恋，从而远嫁德国汉堡。生了孩子之后，由于家务繁忙，除了抽暇给国内一些报刊写点稿子外，一直没有正式上班工作。但是，最近突然来信说：经一位教授举荐动员她出来到一家学校任汉语教学部负责人。她虽借故婉言谢绝，仍然难以推却，最后只好应聘，重执教鞭，她的其他一些华裔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其实原因很简单：德国近年兴起一股“汉语热”，许多中、高等学校，纷纷设置汉语课程，仅她所居住的汉堡市，这样的学校就有数十家，以至通晓汉语的华人和德国人，达到“供不应求”的地步。其他德国城市也大抵如此。
现在，不仅德国是这样，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兴起了汉语热。根据传媒介绍，美国全国已经有四百余家学校开设汉语课。我们的近邻韩国，更不用说了，据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介绍：在韩国，2005年的大专中文专业有五十六个，本科中文专业有一百二十三个；由中国政府主办的“汉语水平考试”，2004年韩国学生应试者达到两万两千余人；连泰国的公主，西班牙的王子，也都在攻读汉语。去年，我乘坐瑞航飞机去瑞士访问，机上的瑞士“空姐”，竟也笨笨呵呵地用汉语向旅客嘘寒问暖……事例不胜枚举。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学习汉语在国外，的确已经形成“热潮”。
“汉语热”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首先，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靠汉语来传承的。汉语博大精深，它荟萃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智慧，经过历史长河的雕凿，饰体绘形，创造了独领风骚、风韵特异的世界奇葩，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瑰宝，当然应该受到全人类的珍爱。外国朋友热心学习钻研它，用来领会华夏文明，是毫不奇怪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汉语热”也蕴涵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我们国家强大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近年来，“入世”成就卓著，“申奥”、“申博”成功，“神五”、“神六”载人飞船升天；中国的产品无所不在，成为“世界工厂”，这一切都说明了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举世瞩目的现实。谁人能不刮目相看！因此，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与中国进行文化和贸易交流，已经是世界性的潮流。那么，汉语热的形成，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我想向国人提醒一句：我们为此而自豪和欣慰，决不可骄傲和自满，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并不十分充裕，科技仍相对落后，不管哪方面的成就，分配到十三亿人头上，还显得非常不足，在我们的面前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谦虚谨慎，需要继续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各个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提高，用以迎候持续的汉语热潮。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不屈不挠 直面人生（代后记）——生命长途中的一点感悟
我已年逾八旬，进入耄耋之年。在漫漫的生命长途中，我饱受坎坷，历经艰险。但是，我一直顽强地挺过来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靠的是什么精神支撑？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不屈不挠，直面人生。
在这里我仅简述几个片断。
1957年，我刚好大学毕业，在那场“引蛇出洞”的“阳谋”运动中，我也不慎栽了一个大跟头。后来被惩罚性地分配到当时还是非常荒凉的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锻炼和改造。当时的处境是很艰难的。生活条件艰苦不说，政治高压如影随身。但是，我没有顺势倒下，而是挺起腰杆与厄运抗争。在分配给我的业务工作中，努力以赴，出色地完成任务；同时用昂扬的青春激情，描绘了建设者开发边疆的精神风貌和战斗情怀。我的作品大量问世，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从而改变了生活的窘境，奠定了我此生在文坛拼搏的基础。
后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革”爆发了。像我这样的人自然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在几经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击之后，我被从技术处室赶到车间进行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没曾想，我却因祸而得福。因为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到车间开机床正好是我的老本行。于是，我和工人师傅一拍即合，他们不把我看作外人，在和谐地对我进行“再教育”后，不久便让我独立创作，一同倒班，一同加工活件，我融入了他们之中，成为被他们信任的一员。我享受到意外的幸福。在下放车间的几年期间，我不仅“逃避”了许多批斗之苦，瘦弱之躯反而变得强壮了。特别是我熟悉了工人们的思想感情，为我后来创作的工业题材作品，注入了鲜活的精髓。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机床旁边的爱情》完全是我当时的写照。因此，我自认是个胜利者。
度过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春天的早晨。党摈弃了“文革”的罪恶渊薮，给知识分子带来生命的春天。我也享受了这普降的雨露滋润，步入了生活的正常轨道，发挥了我应有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我晚年却疾病缠身。动了两次大手术，医生从死亡线上把我拉了回来。身体面对如此巨大的摧残，心灵上产生极大的震撼。本想从此封笔，而后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是，我一想到古今中外的先贤们那种珍惜时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继续攀登，从而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生命轨迹，我就为自己的畏难而退感到汗颜了。因此，我暗下决心，决不能就此消极地躺下，做病魔的俘虏，而是再次挺起腰杆，和它进行顽强的拼搏。终于我取得了胜利。能够继续用我手中的笔（或电脑的键盘），描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和人民奋发有为的崭新精神风貌；同时，我也义无反顾地狠狠鞭挞那些潜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假丑恶现象，尽到一个中国作家应尽的职责。几年来，我除了撰写大量新作外，又编选了自己的十卷文集；嗣后，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随笔，多半属于怀旧性的，现在结集成册，故曰《忆往抒怀》，算是我和病魔斗争的一点果实吧！我赞赏民间这样的谚语：夕阳无限好，黄昏更美丽！
回顾几十年来的艰苦岁月，眼瞅着那一道道坎坷不平的脚印，我也愈加笃信自己所定的生活准则：不屈不挠，直面人生。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老骥伏枥，在追寻“中国梦”的行列中，我仍壮心不已。
承蒙张陵同志厚爱，丁文梅女士的劳作，使这个小册子得以面世，在此深表谢忱。
2014年9月20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