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各学科之间并无“冷”“热”之分。文史学科不像现在这样掉价，会计、经管、法律也不像现在这样挤破门槛。历史系当时不冷也不热，其他各系学生也不多。我们班起初有三十四个同学，参军参干运动中走了五位，中途退学的有五位，转系的有四位，转到外语系、物理系或新闻系。也有从外系转来的，当时就有一位同学特别爱好历史，从化学系转到历史系。按照现在的标准是从米箩跳到糠箩里，从火炉里钻进了冰箱。当时可没有这个概念，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是纯功利主义目的选择专业。这样，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会更好点。我们当时是自己选择专业，现在是父母和市场决定自己选择专业。我们是自己走路，现在是各种因素推着自己走路。
六十多年了，当时同学的印象像逐渐褪色的照片，有的完全变成光板了。印象较深的几位同学，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1949年5月跟随她哥哥去台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读书。1950年5月底回到香港父母处，然后在1950年7月17日只身回到上海，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能够从台湾、香港回到仍然贫穷的大陆，很不简单。追求进步，是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主旋律。这位女同学说我批评她有资产阶级思想，她感到委屈，完全可以理解。
桑咸之与我是复旦历史系同学，后来又是人民大学的同学。在复旦历史系时，他是团支部书记，为人非常忠厚，学习努力。1953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一同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师研究班。我在哲学班，他在中共党史班。另外还有几个同学也都分配在不同的研究班学习。当时是北方干部南下，南方知识分子北上，我们从上海分配来北京时，整整一个专列，都是应届毕业生，像运军队一样运到北京。咸之研究班毕业后留在中共党史班当教员。他的教学、研究都获得好评。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同事关系也很好。中国人民大学评职称比较困难，欠账太多，摆不平。他长年没有评上教授，可能心情不太好，有心脏病、高血压，可仍然坚持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专著《晚清政治与文化》，耗尽心血。有一天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先拉开窗帘，可能是用劲太大，猝死书桌边。他的《晚清政治与文化》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可以说是他的毕生心血，书中附有他十首论史诗，品评当时人物。诗评，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显示出他的史学眼光与才情。这本书在他去世后由学生资助出版，总算没有成为埋在沙堆里的珍珠，被世人遗忘。
桑咸之是1995年逝世的。他比我小一岁，当时还不到六十五岁。对做学问来说，仍然是有为之年。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首悼念诗：
痛哭兄台叹士穷，才高命蹇古今同。
笔走龙蛇堪传世，诗可佐酒磨剑功。
晚清史论具慧眼，娓娓善教学者风。
最令朋辈伤心绝，死后声名生前空。
我们班有位同学是虔诚的基督徒。虔诚到每餐饭前必须祷告，从来不回避我们。同桌吃饭，天天如此，餐餐如此，大大方方，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我不知是怎样分配的，他居然和我一样分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是两难。一个有神论者，天天要批判有神论，学习无神论，能学下去吗？读了一年，实在纠结，提出退学。学校还是很民主的，了解这个情况后批准退学。他后来到南京神学院深造，这才是鱼归大海而不是晾在岸上。这位同学，政治上很进步爱国，曾担任某神学院院长，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来京开会有空时都到我家坐坐聊聊。我曾赠他一首诗，我说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这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有神无神任自由，同窗同室最难求。
宇宙奥妙无穷尽，放飞心灵各逍游。
你搞你的有神论，我坚持我的无神论。信仰自由，不要因信仰不同而影响朋友关系，更不能对抗。宗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现在仍然在起重要作用。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对艺术、对文学、对绘画、对音乐、对人的道德培育都有特殊功能。我对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徒是尊重的，以宗教为幌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当然不在此列。
宗教被有的人认为是与人类社会完全脱离的，其实并非如此。宗教同样具有社会现实性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基督教最具政治性，它在中世纪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它通过传教直接作用于信徒的灵魂。它通过信徒以信仰和情感结合的关系网，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也与信徒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信徒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长期以来佛教宣传的是脱离尘世，出家，不关心世事，出家当和尚是修行，是看破红尘，成为与世无争的方外之人。高僧的高，体现在个人修养和佛学义理上，是高僧大德，与世人无关。然而，随着时代变化，当代佛教也逐渐提倡人间佛教。不再强调出世、个人修行、身居山林禅寺，而是积极关注社会、关注人间。星云大师就认为传统佛教强调出世，太过神圣，没有走向民间，与百姓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强调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寺庙走向家庭，从出家走向在家，从只谈玄论道走向实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讲人道与慈爱，讲忍耐，人间佛教主张对国家要有信心，对社会要有信心，对家庭要有信心，对自己对朋友要有信心。这样佛教就改变了历来身居山林不预世事的出尘态度，而进入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转向，也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式，否则，佛教寺院和僧众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无补于社会。
真正具有仁爱之心，遵守戒律，实践自己信仰的信众值得尊重。现在的社会上刮起的“宗教风”，不是宗教，而是迷信风，它与信仰无关，而是装神弄鬼。有些官员通过风水寻求仕途捷径。据说有个官员认为自己屡受调查，是因为马路对面烟草公司门口那对外形凶恶的石狮子，后来这位干部建了一堵石头墙用来阻挡石狮子的煞气。还说立了这个影壁后，现在情况好多了。真是可笑之极！古代迷信卷土重来，占卜指南填满书店货架，算命的忙着提供有关星相和数字命理的昂贵咨询。政客和企业巨头纷纷向风水大师寻求商业建议。河北某县县委书记在县委对面的马路中间放了一架退役的歼击机，以为这样他就能飞到中国权力的最高层。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发布了涉及900多位公务员的调查报告，据称52%的县级公务员承认相信求签、相面、星相或解梦。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向菩萨走后门，如同走上级的后门一样，在他们眼里菩萨照样会受贿，只要买通菩萨就可以免灾，如同买通上级就有保护一样。照我看，这是对虔诚信仰的亵渎。我尊重我这位同学，因为他是真正的有信仰者；我根本不相信所谓星相占卜大师，也蔑视乞求上天保佑、问计于大师的腐败分子和一切奸诈之徒，当然也不盲目相信神职人员的品德。任何宗教中都会存在各种违背教规的恶劣的人和事，比如不断被揭露的某些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性侵事件就不少。
2006 年5月应许俊达邀到安徽大学讲课，先上九华山后上黄山。九华山是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地藏王菩萨道场。山中寺庙林立，香火旺盛。我瞻仰了九华山上的一些佛寺。我不信教，包括佛教，虽然由儒入佛，曾经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寻求解脱、安身立命之路。我是无神论者，佛经可以读，应该读；菩萨不可信，不可拜。我曾写过一首诗：
微风斜雨瞻名山，多少寺院云雾间。
弥陀肚大容万物，金刚怒目看尘寰。
人生谁无烦恼事，泥塑岂能有锦囊。
心态平常即成佛，何必磕头捣蒜忙。
我的同班同学中，毕业以后各自的境遇并不相同。有的参军参干，有的去了朝鲜战争前线，有的南下。分别之后，从无消息。同学中最多的是普通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也有发展比较顺利当上各级领导的；也有命运不佳，从风光一时掉入低谷的。我同班中就有位同学，大学时代是我们班上的尖子生、地下党员、学生干部，也有写作才能，当时是耀眼人物。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富有，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台湾，而他却参加地下党，走的是与父亲和家庭相对的道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步一步卷入政治斗争，先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领导并在市委担任要职。从1964年起，他就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撰写所谓“反修批修”的专业文章。1965年初又为姚文元写文章做一些资料性工作。他以后成为写作组的领导，并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撰写出过力。无论在复旦、在上海都算是台面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四人帮”余党仍在负隅，据说他也牵涉其中，当然难逃牢狱之灾。开始我很难相信我这位大学时极具组织才能、成绩突出、平易近人的同学，会成为上海帮派中的重要人物。斗转星移，大学毕业已六十年，我头脑里仍然是大学时代的形象。然而人的际遇各不相同，随着条件的变化，人的地位是会变的。
历史上，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不怎么样。依援攀附，热衷权力的人当然会有。由于许多偶然因素，身不由己掉到坑里的人也有。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法治在健全，民主在进步，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深的感受是只要自己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正正派派，老老实实做事，就不会再有“殃及池鱼”的事，更不会有飞来横祸。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在学术上创造成就，不要蹉跎岁月，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不多，我与高年级同学也有点往来。有位刘姓同学与我关系较好。他们夫妇俩都是我师兄师姐。女的是51级，男的52级。他们结为夫妻，是我前些年才知道的。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迟到的祝福：
师兄师姐好姻缘，涸鲋相濡老更甜。
水经有注情无注，何妨牵手学少年。
他曾回赠我诗一首：
德淞心迹多旧缘，日月如水酿酸甜。
留得陈醪多把注，最醉人处是当年。
我又回赠了一首诗：
手捧华翰思万千，回首已是六十年。
体衰难载厚情重，头白常欠忆旧眠。
瓶尽醇醪犹可沽，世间从无再生缘。
人生似梦实非梦，风雨坎坷本自然。
有些话外人看不懂。“德淞心迹”，是指我们当时历史系学生的宿舍淞庄和德庄。“水经有注情无注”，是说这位同学对《水经注》有较深的研究，出过专著，至于家庭生活如何我不了解，所以有“情无注”这句话。“涸鲋相濡”，说的是这位学兄也有过曲折人生。他们如今都是耄耋之年，身体欠佳。我祝他们家庭幸福，白首相伴，如同初恋。旧日历史系同学不少到了另一世界，我们仍然健在，不用再为过去的历史背负十字架。
1953年毕业离开后，我一直没有回过上海。前些年应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鲁品越教授邀请参加关于财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对经济学本是门外汉，想趁机回趟久违的上海，也就大胆答应了。还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财富的报告，就是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那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财富问题的文章。随后，复旦哲学系吴晓明教授又热情接待，安排住在复旦高级宾馆，终于回到母校。学校已经大变样，淞庄、德庄没有了，都变为教师的宿舍楼，显得有点陈旧。登辉堂改名为相辉堂，一点也没有昔日的光彩。可能是自己的眼睛变大了，登辉堂就变小了。校园比原来大得多，建筑更多也更高，双子楼特别突出。过去，五角场离校园如此远，如此偏，完全是农村。我在复旦读书，只步行去过一次。现在热闹非凡，商店林立，入夜霓虹闪烁，一点也不像旧日的五角场。
人也在变化，我们都变老了。我们一些仍在复旦和在上海的老同学聚过一次餐，是复旦哲学系资助的自助餐。相见时执手问年，都差不多。英雄老去，美人迟暮，为人生最大不幸，我们普通人也是如此。聚餐时，我瞧着过去在眼中高不可攀的漂亮的“上海小姐”们，一个个变成白发老妇，而几位男同学也步履迟缓，老态龙钟。保罗眼中的彼得，与彼得眼中的保罗，彼此都只见对方，看不到自己。我想他们眼中的我肯定也是如此，可能更惨不忍睹，老得不成样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都已发白如霜，不胜今昔之叹。这有什么奇怪，六十年是一甲子，何况已是六十多年啦。
我在家时，曾无意中发现过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的一张照片，头上是一顶新中国成立初流行的那种八角形帽子，口袋上方别着一枚三角形的复旦校徽。左看右看，是我，又不像我，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照片仿佛旧相识，镜中已是白头人”。我把照片给我的孙女看，她说不像。当然不像，我照这张相时，不用说她，连她父母都不知道在哪个世界等着呢！
我也曾到市内去看，过去读书时，由复旦到浦东远得很，我有个老乡在浦东教中学，我曾去过一次，坐汽车，坐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还要等船过江，一折腾老半天，回来又是这样。当时去一趟浦东比现在去一趟东京好像要远得多。现在可不是这样，高架桥仿佛是眨眼间就到了东方明珠大楼。站在楼上观看如蚂蚁般的人潮、如玩具般的汽车流，不胜今昔之叹。我去过最热闹的淮海路、南京路，新中国成立初都很萧条冷落，现在完全是国际大都市的气魄。感谢复旦哲学系安排两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我和老伴重游南京路、淮海路。其中一位是扬州人，还热情邀请我们有机会去扬州。我感谢他们的热情陪伴，曾以诗相赠：
不嫌翁媪双白头，久违淮海六十秋。
往事依稀犹可忆，旧迹难寻梦中求。
蓦然回首惊耄耋，最喜步履健如牛。
他年如践扬州约，二十四桥月下游。
上海，是我走出县城的第一大站；复旦，是我人生转折的重要节点。虽然只有三年，但记忆是终生的。校园登辉堂前的绿草地、淞庄、德庄、国权路，以及阳春面的鲜美，仍不时会浮现脑际。我感谢母校的教育，怀念已经作古的老师，怀念仍在复旦和上海的老同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互联”，在互联网时代，距离再远也近。
我最终没有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只能算是破碎的历史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