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与思潮的冲击。中国古代文论赖以产生的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形态为新的现代社会形态所代替，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抒情诗文被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描写现代生活的再现型新文学所更替。“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古代文论更是受到西方文学批评从价值观念到理论形态的撞击与融合。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内在的生命力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一些著名文学家与思想家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改造与继承。近代文学批评的演变与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的承传，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林语堂等著名人物。他们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人文精神与文学批评融为一体，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令人景仰的风范。
第一节 晚清文学批评的嬗变
〇从晚清地主阶级革新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学思想的转变
〇龚自珍论别裁“伪体”
〇王韬的“文贵有我”文学观
〇刘熙载与何绍基以雅正之音来挽救正统文学的衰退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其主要特征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整个封建体制的变化，及其经济与文化的综合作用，反映到文学批评领域，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产生了许多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重大变革。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界悄然兴起。它率先在当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士人中流传开来。它在鸦片战争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候下开始形成。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清朝政府的统治衰朽不堪，文化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景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西学东渐，古老的封建帝国正孕育着一场新的巨变。许多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思想文化界率先提出了新的学说，对传统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反思与审视。涌现了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王韬（1828-1897）等人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批评观念是从晚清地主阶级革新派通向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学思想转变的桥梁。
他们首先对弥漫社会的程朱理学、八股教条等压抑个性的思想展开猛烈抨击。
龚自珍，清思想家、文学家。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重经世济民。所作诗文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著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在《歌筵有乞书扇者》诗中说：“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他大声呼吁那些有别于“伪体”的作品的创作，鄙弃鹦鹉学舌的创作。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一文中，龚自珍提出诗的审美理想就是完整无遗地展示自己的纯真面目。他认为古代大家李白、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吴梅村等著名诗人是：
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龚自珍指出，任何蕴藉含蓄、吞吞吐吐的诗文风格，都是有害于这种创作精神的。在著名的《病梅馆记》中，龚自珍形象地譬喻道：那些盆景中的梅花尽管虬错宛曲、姿态姣好，但都经过人为扭曲，早已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皆病者，无一完者”，必须解除捆缚在它们身上的绳索，恢复其本来面目；同样，诗人在作品中也应抒发自己的情性。《己亥杂诗》内有一首诗饱含情感地自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人格之美，这是龚自珍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提出的新的审美理想。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深受庄周、屈原作品瑰怪风格的影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认为平和淡漠则如旷野穷瘠之地一样，产生不出好诗：“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狭隘，无诗也；适市者，其声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真正的诗产生于冲突之际，“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送徐铁孙序》）。
龚自珍等人对狂怪崇高之美的倡导，对平和之美的针砭，与他在政治上呼唤风雷，提倡社会批判的无畏精神相一致，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先声。同时代的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反对“专取藻翰”、“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诗歌创作倾向，他在复古的旗号下，赞颂了龚自珍的上述美学主张。另一文士王韬，更是从变法图强的角度对传统的“中和”之说加以指摘：“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王韬认为，文章贵在有我，诗歌更应达到这一境界。所以他又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然窃见今之所为诗人矣，扯挦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蘅花馆诗录自序》）王韬对当时追摹古人、不知有我的创作倾向是很瞧不起的，他大力鼓吹只有展现了自己个性人格的诗作才是上品。这些进步人士强调自我表现，又不同于性灵派的主张，而是融进了自己对社会危机的深切感受。龚自珍的创作充满了社会批判的内容，王韬强调“述情”与“纪事”的结合，表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事刺激下关心现状、忧时伤乱的入世精神。
然而，面对时代的剧变，也有一些文人却把时世的动乱与西学东渐视为“大雅之变”，反过头来以封建的雅正之音挽救文化的衰退。刘熙载与何绍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熙载（1813-1881），清文学家。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多年。刘熙载所著《艺概》是一部著名的文艺批评著作，其中不乏精辟见解。但总的说来，这部著作的思想体系仍是“中和”之美。《艺概》将封建纲常名教视作诗文之体：“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作者在书中对诗更是要求以“温柔敦厚”为旨归：“《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也’。《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诗要哀乐中节”。这些“中和”思想是《艺概》的中心所在。
但另一方面，刘熙载在文学理论上造诣颇高，《艺概》本身也不失为一部很有价值的文艺学著作，在论及文学的自身特点时，刘熙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见。比如他在评论庄子时说：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散文运用汪洋恣肆的笔法，浪漫潇洒的想象，并以若虚若幻的形象寄寓作者的思想情感，令读者感叹不已。刘熙载从庄子的散文推论想象是文章神妙的魅力所在。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还对《古诗十九首》这样与诗教并不一致的作品进行了肯定。他说：“《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赞美《古诗十九首》意蕴深沉，令人感叹咀嚼不尽。这种“四顾踌躇，百端交集”，也就是想象与情感汇集一体，解读诗境，生发感慨的过程。梁代诗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赞叹《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所谓“意悲而远”就是指《古诗十九首》中表达出作者在当时的种种人生感喟，它借助于艺术形象而得以表现，但其中之味却是难以说尽的，说它“一字千金”，是因为它饱含着人生的眼泪与感叹。显然这与儒家的诗教思想并不一致，但刘熙载仍然加以肯定，说明他的诗学观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与刘熙载同时的另一文人何绍基，则以倡导宋诗中的理学价值观念来恢复诗教。何绍基（1799-1873），清诗人、书法家。道光进士，官编修、四川学政。论诗推重苏轼、黄庭坚，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多写个人日常生活或题咏金石书画。
何绍基提倡以性情学问作为诗之根底，模拟苏、黄诗风，进而学杜、韩，想通过倡导宋诗的创作方法来维系在历史变革面前出现危机的封建正统诗文。他说：“温柔敦厚乃宗旨。”（《诗钞》卷十八）这个宗旨就在于使人们从性情根本之处断绝了一切犯上作乱的念头：“圣人务在教人为良民，为贤士臣。《春秋》诛赏，非所愿笔之于书也。千万世来，所以防民情伪者，法无不具，其实惟诗教为多，但人不觉耳。”（《与汪菊士论诗》）这些话表明了他所倡导的诗教，其实就是维系纲常名教之需的礼法之具。不过他与朱熹、郝经等人一味强调养心的主张有所不同，而是提倡将读书养气与平日立身行事结合起来。
何绍基提出，培养“温柔敦厚”性格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养性，“作诗文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量”（《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另一条是从日常生活上做起，培养温柔敦厚的性情，“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物，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与汪菊士论诗》）。经过性情陶冶与学问磨炼，日久天长，自能培养起“温柔敦厚”之境了。清末曾国藩教育儿子的为人与写作，也是循着这种养气修身的路子。然而时代毕竟在向前发展，在中国面临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际，这种诗教内容，发展到后来，势必使诗人的视界狭隘，脱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人格与文品都无法伸展。宋诗派的末流所追求的“荒寒之路”，就反映了这种封建老式文人的世纪末心态。宋诗派在辛亥革命后与一些清朝遗老聚集在一起，专门以营造荒寒穷辟的意境为能事，形成了所谓“同光体”，表现了老式封建文人面对时代巨变处于穷途末路的心理。
第二节 从“诗界革命”到“文界革命”
〇“我手写我口”——黄遵宪的诗歌创作革命主张
〇“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的诗歌创作革命主张
〇用“灵感”说批古文“法”——梁启超“文学革命”理论武器
〇“报章体”——“文界革命”的创作实践
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之中，思想文化的宣传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在百日维新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其中也涉及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改造。
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三者在戊戌变法前后构成了进步文学思潮的主流。在他们有意识的介绍与引导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念开始输入中国，并初步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相结合，用来激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小说界革命”将在下章论述，此不赘述。“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为配合当时革新运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提出的两个口号，代表人物为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创始者则为夏曾佑和谭嗣同。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与理论原则进行改革，以建立新的诗歌美学原则。谭嗣同在1894年写的《莽苍苍斋诗自叙》中沉痛地指出：“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谭嗣同在这里指出，当时正值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在这种时代危机面前，任何有血性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无动于衷，而作为性情之吟的诗歌则不能不发为救国存亡之音。然而旧的诗词之学，无病呻吟，消磨意志，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了，因而使人“愤而发箧，毕弃之”。
尤其是黄遵宪，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对旧体诗做出了大胆的革新，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有不凡的创见。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是“诗界革命”的主将，诗集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今人编有《人境庐集外诗辑》等。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他生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代，终其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诸如太平天国革命、百日维新等运动。这使他深感当时八面来风的紧迫性，尤其是他在历任清廷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的外交官时，思想历经巨变。黄遵宪深受孟德斯鸠、卢梭著作的影响，后来又受到百日维新的激励，虽然他在历次变动中经受了许多挫折，但是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没有消退。黄遵宪在晚年时，尽管政治上一无所就，但他怀着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读书以广智，习劳以养生，早夜奋励，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他将自己的诗歌写作与诗学思想的建设，与当时风雷激荡的时世需要结合起来。
黄遵宪诗歌美学中最可贵的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危救乱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并将这种忧患精神与自己的写作实践融为一体，继承了晚清龚自珍等人呼唤文学革新的思想。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有“改革诗体之志”，并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在晚年致诗人邱炜萲（字菽园，新加坡爱国华侨）的信中说：
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一号）
黄遵宪在这段话中直言，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是从人生大业、经世致用角度去看待的，并不是从风花雪月的消遣意义上去体认的。“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可见即使在晚年，黄遵宪还是推崇诗歌的作用与价值的。黄遵宪认为中国古代诗体具有自新的能力，可以经过改造，恢复其生机。这一点他和许多近代急进派人士的文化观是大相径庭的。早在1868年，21岁的黄遵宪写下了一组《杂感》诗，明确提出了改革诗体的主张。其二云：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蒸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等人的诗学思想，认为诗本是写我口，言文应该一致，只有写出自己的心声才能够使诗歌保持生机，不断创新。但是后来的许多诗人，却忘记了这一优良传统，非圣人经书不敢言，诗歌失却灵性。黄遵宪对此痛心疾首，鲜明地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创作主张，呼吁人们不要受古人拘牵，直以俗语入诗，并对晚清诗坛残存的食古不化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倡举“诗界革命”的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对文体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遵宪在1891年将诗集《人境庐诗草》编成之后写了一篇自序，提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认为诗必须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黄遵宪认为中国诗歌有许多好的传统，不可一概否认，比如“比兴之义，兴观群怨之旨”，而晋宋以后，词人浅薄，渐渐失去了它。但今人创作“新诗”，还是应当把“比兴之体”恢复起来，除此之外，还要努力汲取历代优秀诗人乃至“晚近小家”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艺术经验。他还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以散文句式与排偶的有机结合来入诗，以改革诗体。清末从龚自珍开始，曾经尝试以散文句式入诗，反映了追求诗歌形式、格律解放的历史趋向。黄遵宪也重申了这种要求。他们的诗学主张已经涉及了“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的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问题。黄遵宪所写的那些描述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篇，如《流球歌》、《台湾行》、《越南篇》等，由于社会内容复杂，情感思绪纷繁，在遣言炼句、结构谋篇上吸收散文之长，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黄遵宪还提出要重视民歌的整理与借鉴。这些对当时新诗的革新都不乏启迪意义。
戊戌政变之后，作为“诗界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作的《饮冰室诗话》中，积极鼓吹改革旧诗体，提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文学主张，以促使文学革命适应政治改良的需要。同时他主张诗乐结合，要求语言通俗。梁启超认为诗乐结合既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后新体诗形式发展的方向。他指出诗、词、曲三者在当时已经僵化，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而亟待改革。那么如何创作新的歌词呢？梁启超认为歌词“太难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最好斟酌两者之间。像黄遵宪的《军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杨度的《黄河》、《扬子江》这些新歌词，代表了中国新歌词复兴的方向，梁启超为之叫好。对于一般的诗人之诗，他也提倡以民间俗语入诗。他赞扬丘逢甲“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饮冰室诗话》第三十九则）由此可见，“诗界革命”不仅是革新其内容，也要革新其形式。
循着这种“诗界革命”的主张，改良派人士进一步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所谓“文界革命”，就是用新的语体对传统的古文文体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表现方式，宣传新的思想文化。梁启超和谭嗣同、黄遵宪、裘廷梁、康有为，乃至严复等人，大力提倡“文界革命”，主张对传统的古文文体进行改革。梁启超要求散文成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他从言文一致的观点出发，指摘八股文违背写作规律，贻害世人。梁启超还从文学写作的特殊规律着眼来批判古文家之“法”，他说：
冬烘学究之批评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准绳，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皆有定规。若者为双关法，若者为单提法，若者为抑扬顿挫法，若者为波澜擒纵法。自识者观之，安有不喷饭者邪！彼古人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于其中而溢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纯”（指灵感现象）之故。（《饮冰室合集》之二）
梁启超用欧洲文艺理论的“灵感”说来批判古文之“法”，从而使他的批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超越了前人。梁启超在批判旧文体的同时，除了理论上的创新外，还创造了一种词锋锐达、平实易晓、情感淋漓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当时又被称为“报章体”，即一种形式新颖的文言文。梁启超也因此而在文界，特别是在青年人中广负盛名，比如朱光潜先生就曾回忆年轻时最喜欢这种文体，严复在《与熊纯如书札》中也曾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这说明“文界革命”在当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关键概念”
诗与人为一 磅礴浩汹 寓真于诞 胸有积轴
“思考题”
1.晚清文学批评有哪些代表人物与主张？
2.“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意义有哪些？
“参考书目”
舒芜、陈迩冬等编选，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贾文昭编，近代文论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1
（清）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庄锡华。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