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漕转运成祖永乐元年三月，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言：“卫河之原，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八里太行苏门山下。其流自县城北经卫辉城下，入大名浚县界，迤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
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京所运粮饷，转致卫河交运，则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议，俟民力稍行之。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陈兼督江、淮、河、卫转运。洪武中，
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俱以海运功封，岁运粮七十万石，止给辽左一方。永乐初，北京军储不足，以充总兵，帅舟师海运，岁米百万石。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仍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是为海陆兼运。
八年，以旧额漕运二百五十万石，不足给国用，特令江、浙、湖广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运，共三百万石有奇。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会通河。自济
宁至临清，旧通舟楫。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于陆路置八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永乐初，屡有言开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许。至是，济宁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乃命礼等往视。礼等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冖且}及时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纯发山东、直隶、徐州民丁，及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并力开浚。民丁皆给粮犒赏，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礼总督之。
河南河水屡岁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张信往视信。访得祥符县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则水势可杀，遂绘图以进。诏发河南民十万，命兴安伯徐亨、王部侍郎蒋廷瓒、金纯相度开浚，并命礼兼督之。
六月，会通河成。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至济宁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开河则居其西，北流由新开河道东昌入临清，计三百八十五里。自济宁至临清置十五闸，以时启闭。又于宁阳筑罡城坝遏汶水，尽入漕河。礼还京上言：“会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则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济宁分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临清。河流深浅，舟楫通塞，系乎泊水之消长。泊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非经理河源，及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浅涩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宁阳县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东平州之东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时开浚。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河身宜筑堰者计百八十丈。”从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东御史许堪言：“去年卫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书宋礼相度措置。夏四月，尚书宋礼奏：“自卫河东北至旧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旧河有沟渠。五里系古路，二里系平地。今开河泄水以入旧黄河，则至海丰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为之。
九月工部主事蔺芳言：“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垫，诚万世之利。然缘河新筑护岸扫座，用蒲绳泥草，不能经久。臣愚以为若用木编成大囤，若栏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钉之，中实以石，却以横木贯于椿表，牢筑堤土，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从之。尚书宋礼荐其才，擢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镇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达于江。十三年三月，罢海运粮。命平江伯陈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以从河运，岁运三百余万石。初，漕运北京，舟至淮安，
过坝渡淮，以达清河，输挽甚艰。故老为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河口相值。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从之。乃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就管家湖筑堤旦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浚仪真、瓜州通潮。凿吕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淮滨作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税。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使转输。议以原坐太仓岁粮，苏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名为“支运”。年凡四次。河浅胶舟处，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俾导舟。其可行处，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浅船三千余艘，海运遂罢。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为多。在江、淮间者，陈功为多。
十四年，设淮安之清河、福兴，徐州之沽头、金沟，山东之谷亭、鲁桥等闸，各置官。于是漕运始达通州。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复言：“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
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七年，置吕梁漕渠石闸。初，陈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
难行，奏令民于旧洪西岸凿渠深二尺，阔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复欲深凿，置石闸三，时其启闭以节水，庶几往来无虞。事闻，命附近军卫及山东布政司量发民夫工匠协成之。
宪宗成化四年，初，正统间，漕米入庾，始有锐。至是，帝诘锐米，户部执曝扬之数。取米石，一其锐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为耗。巡抚江南邢宥修复运河坝闸。先是，正统初，巡抚周忱经理运
道，武进奔牛、吕城设为坝闸，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称便利。迨景泰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有议从蔡泾、孟渎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顺间，巡抚崔恭奏请从周忱故道，增置五闸。至是成之。
七年，罢瓜、淮兑运。并改四仓之支运者，俱令兑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仓故无耗者，准量给耗米。又复在军运。寻复定兑运改兑之额：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别贮额外米于临、德，曰“预备米”，以备漕米之拨补也。先是，宣德间，定耗例，二米一他物，盖仿洪武时附载土物之意，用以资君便民。至成化为改兑法，则悉从本色，听军易用，然多滞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省轻赍银一十一万，诏给军三之一，并令三岁后，量减加耗以宽民。初，弘治中，议定折耗银曰轻赍，凡轻赍之银官给之。大抵米以备远涉及显加之耗，银以备佣僦铺垫之用。要之，正米无缺而止。正外诸羡，尽归旗卒，官无利焉。一时军卒饶逸，漕运于斯为盛。亡何，漕抚李蕙请赍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之。上可其奏，着为令。嘉靖初，河漕总兵杨宏奏：“轻赍随军人，缓急有济。若贮漕库，非法也。”大学士费宏言：“卫军终岁勤劳，给京军幸有羡，宜与之。”诏皆给军，军欢然。久之，户部言：“轻赍之费仓为甚，譬雀鼠之啮，虮虱之吮，虽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请令运官备列仓费前规，听官给领之。”而给军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复旧，乃由江入淮之道。神宗万历七年，复筑高堰。隆庆中，高堰废，淮水坏民田。至是，议复筑之。起新庄至越城，长一万八百七十余丈。堰成，淮水
复由清口会黄河入海，而黄浦不复冲决。又以通济闸逼近淮河，旧址坍损，改建于甘罗城北。仍改浚河口斜向西南，使黄水不得直射。因发折新庄闸，又改福兴闸于寿州厂适中处所，其清江板闸照旧增修。又议修复五坝，惟信字坝久废不用；智、礼二坝加筑，仍旧车盘船只；仁、义二坝与清江闸相邻，恐有冲浸，移筑天妃闸内。复命官修扬州、高、宝运河，减水闸四座，加高闸石九座。自是，宝应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运河之旁，自窑湾杨家涧历武家墩，开新河一道，长四十五里，曰永济河。因置三闸，以避清江浦之险。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长二里，矶嘴七座。又建西桥石堤
长九十八丈，以御淮河之冲。又议淮由昭灵祠南黄河出口，历羊山、内华山、梁山接境山，开河置闸，以避戚港之溜。十二年，扬州高、宝运道石堤之东，傍堤开新河三十余里，以
避槐角楼一带之险，曰弘济河。谷应泰曰：尧都冀方，九州通贡，水陆分道，舟车递兴。然皆方物筐篚，非秸至粟米，负重致远也。秦人输粟入边，十锺而致一
石，盖难之矣。汉兴，海陵之粟，号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过中原三辅。唐郡县天下，关中运道，龙门险峻，舟桴罕入。岁值霖潦，车牛不给，天子至率百官就食东京。奉天告围，蔓菁采食，韩粟至，脱巾撤呼。宋都汴京，运道四达，路置兑仓，号为转运。此刘晏遗规，非丰、熙创法也。元建都北平，张万户以盐盗出没，习知海上险易，献书海运，成山、直沽，无异安澜。明初海运，犹致百万。文皇迁鼎，屡勤宵旰。海漕并进，水陆互输。漕制渐增，海运遂罢。安危之势易明，内外之形易判也。
夫蜀道千年，蚕丛不启；临海咫尺，台、宕犹遗。自燕迄吴，径四千里，俞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筑堤，考自张吴；丹徒王气，凿由孙氏。黄池夫差之故迹，邗沟隋帝之遗规。假勾吴之霸烈，为圣主之驱除；藉荒王之游幸，启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而北，昭阳、独山，滕、薛濒湖；、沂、汶、泗，鲁郊多水。齐擅清济，燕夸浊漳。直沽至海，潞水俞燕。古今人力，输灌裁通。远近地形，蓄潴本盛。盖东南舟楫，利尽人功；西北高平，险因天设。莫不枝延蔓引，自成万里之形；璧合珠连，已见百川之赴。因而按图求辙，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垒石，计日成城，依井求泉，终朝获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略，京口设闸。而浙舟入江，谓之“浙漕”。高邮筑堤，而江舟入淮，谓之“江漕”。入淮以后，谓之“出黄”。初凿吕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余里。继开董家口，避河险者二百七十余里。河行至此，谓之“入口”。南阳夏村，皆引诸湖。既达济宁，而湖漕入济，谓之“湖漕”。而进此皆会通河矣。由天井闸至临清三百八十余里，而济漕入卫，谓之“出口”，而会通河尽矣。卫水顺流，直抵天津，谓之“卫河”。卫漕入潞，潞水之流，谓之“白漕”，白漕既入，径抵通州矣。
若夫江、淮以南，陈功著；齐、鲁以北，宋礼功多。潘季驯之凿开董口，朱衡之庐居夏村。而天井一闸，南北之脊，地如建瓴。从老人白瑛之请，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达徐，北流达卫。观其神功，此亦秦皇驱石，鞭迹犹存；大禹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绩，古今之明德也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