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啊，十几年了，你不要再跑了……我这个人是实在人，说一句你老可能不太爱听的话，其实你仔细想想也一定是这样：再跑也没用！啥也解决不了！”梁雨润说到这儿，停了停，接着说：“就算老刘你的理一千个对，可你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你女儿是被别人害死的呀！我看过你的材料，你也仅仅是怀疑！你手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嘛！你不是要把你认为的凶手抓到手吗？可你拿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吗？你女儿的尸体早已腐烂得不成样了，你老刘要是认定你能找得到证据来证明是哪个凶手杀害了你女儿的话，我梁雨润站在你这一边，愿意陪着你查他一辈子！但我有个前提：你老刘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我……”刘金莲似乎不曾想到，她上访了十几年，责问了别人十几年，却并没有想过自己也有被别人问住的地方。
说到此处，梁雨润话锋一转，道：“老刘，我再问你：你是真心想对这样基本没有希望的事再没完没了地跑下去呢？还是想好好跟政府谈谈，共同找出个妥善处理好这事的办法？”
“要是有合适的办法，我当然不想再跑了，跑了也没有用……”从没在外人面前低过头的刘金莲第一次说话变得弱声弱气。
“好，老刘有你这话，我现在就去找大同市委和矿区领导。”梁雨润的作风着实令刘金莲感动，同时也使大同市领导和矿区有关部门的同志十分敬佩。之后是梁雨润在刘金莲和当地政府与单位之间的来回周旋，不断协商。
2004年12月10日这一天，梁雨润将大同市委、市政法委和矿区等相关方面的十一位负责人及刘金莲本人等一起请到矿区宾馆三楼会议室，几方开诚布公地谈了各自的想法和意见。由于梁雨润已经提前将各方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因此这样一件拖了12年之久、令中央和山西省领导同志都深感头痛的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同市和矿区考虑到刘金莲12年因不断申诉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同意给予刘金莲一家救济10万元。刘金莲也当场表示从此不再为女儿一事进行上访和申诉，好好在家安度晚年，帮助子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好，不管怎么说，老刘这十几年不容易，我们虽然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不是没有失误的地方。在这里，我代表各有关部门，向老刘及你家人鞠三个躬，赔个不是……”协商会结束之前，梁雨润站起身，当众向刘金莲及家人深深地鞠躬三次。
“哎哟梁局长，千万别、别……”刘金莲见此情景，赶忙起身握住梁雨润的手，热泪如注。
刘金莲一事，起因和过程复杂而痛苦，时间又拖得漫长而艰难，但最后的结局则简单而和谐。
12月12日，存放在太平间近4500天的张喜荣尸体终于从冷柜里取出，在母亲刘金莲和几位亲人的护送下，按照当地风俗入土在矿区的一个山冈上。那一天，北风挟着飘落的茫茫雪花，一座新坟很快被掩盖在银色世界里……
两年后的今年夏季，我来到刘金莲家看望了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妇，见她正在家里与上学回来的孙儿玩耍。谈起女儿和往事，老人家已经不再那么凄凄切切，生活似乎已经进入正常。临走时她留给我一句话：当官的能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的干部，要是都像梁雨润，百姓一定少吃很多苦，少了许多怨气。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百姓的话，它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因为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意味深长……
如今，在老百姓中盛传着讽刺那些当官不为民、办事不负责的段子，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那些令人尴尬和愤慨的事大量存在。长治市民张淑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16年前——也就是1990年11月2日下午，张淑萍已经出嫁的女儿李雯突然服毒身亡。事后张淑萍被告知，是女儿与女婿冯振平因为吵架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李雯与丈夫已有一个孩子，小夫妻结婚的时候感情基础差，后来因为性格不和等原因常常争吵。这回出大事了！张淑萍得知情况后，赶往医院时女儿已经一命归西……张淑萍对女儿的死始终怀疑是他杀，这个凶手“肯定是女婿冯振平”。可是公安部门在对张雯服毒现场勘察并在后来进行尸检得出的结论，都认定是自杀而非他杀。
张淑萍不服，于是状告公安局“错误结论”、“包庇罪犯”。这事与刘金莲的事非常相近，而张淑萍告状的时间比刘金莲还要早两年。张淑萍与刘金莲一样成为后来让省委书记亲自接待的有名的“山西告状五大嫂”之一。张淑萍觉得自己最“冤”的地方是，女儿死后公安局的现场勘察太粗糙，尸体停放在医院后没多少时间又被“凶手”送火葬场焚化了，这更激起作为母亲的张淑萍更多怀疑和愤慨。告状便因此而开始……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的事，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让人心酸和愤怒的事，真是干部不管事，苦死老百姓啊！”张淑萍在向我陈述自己长达15年的“上访之路”时，悲切地说。
过去在社会上总有一种对上访人员的不公正看法，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甚至因为言行有些过激而常常被看作是“攻击政府、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其实当你真正进入这些特殊群体时，不难发现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生活在最艰难、最底层、最无助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对党和政府抱有深厚感情和期望的公民。可是，他们在上访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与艰辛，几乎难以想象。张淑萍也不例外。
案发最初，张淑萍与刘金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看见女儿突然死亡，悲痛之余就想到了好端端的女儿为啥要寻短见呢？再以普通的百姓眼光看看死者及现场的情况，发现了不少疑点。这与公安部门的勘察和验尸结论完全不一样，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原来是死者家属之间的，后来就转变成死者父母与公安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了。一边通过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认定死者是自杀的，一边是亲属凭自己的种种疑点坚持认为有“杀人凶手”，对峙就是这样引起和开始的。作为执法的公安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做法。可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和主张方式，他认为你政府做错了，我有权让你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或者说不清楚，我就告你。这之间谁是谁非，其实有时很难说得清，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对待百姓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则关系到一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与素质。人民的政府人民来找你，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我们的一些公务员和职能部门不能心系人民，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根本就不办实事，故而这样的矛盾便尖锐和对立起来。
上访和长期上访现象，以及闹事和极端事件的出现，多数因此而产生。
张淑萍说，自己刚开始并没有会想到自己的事竟然一闹闹了整整15年，差点连老命都搭进去。“我是觉得公安部门对我女儿的死调查得不清楚，做的结论不能让我信服。失去了女儿，我做母亲的能不心痛吗？我就要求政府公安部门把我女儿的死因弄明白，可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不改变。等我后来再找他们就再没有人理会我了。我只好往上面跑，没想到一跑就是15年……这15年中上上下下的干部、大大小小的领导见过不少。大机关的大干部事多，不可能一竿插到底来帮我们小百姓办事，可气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干部，他们就是不办真事、不办实事，心里没有百姓，反而对我们有事找他们挺烦、挺记恨的。他如果有点理，他就是敞着门的凶神恶煞；如果他没理，他就是闭门不见人的老佛爷……”
15年的“告状”岁月，张淑萍说可以把眼泪积成几大缸。“我死过几回，但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心中有冤无处申，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申诉的地方，最后却没人理你……”张淑萍闹了15年，最后她遇见了梁雨润。时间是2005年1月，山西省召开“两会”期间，张淑萍知道开“两会”时，领导会比平时更关心她们的事，所以她上省人大会议的现场去闹。
“一号接待员”梁雨润这时的工作岗位搬到了“两会”现场，他是那种哪里形势紧急哪里就用得上他的人。
第一次见到梁雨润，张淑萍就暗暗有些吃惊，因为她15年中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位领导干部敢用这样的口气回答她：“你什么时候找我都行！你的事我负责给你处理好！处理不好，处理不公，你可以往我脸上吐唾沫！”当时梁雨润这位省信访局负责人正在“两会”现场负责接待工作，没有多少空暇时间，便约张淑萍过了春节上信访局。
正月初八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张淑萍如约而至。梁雨润在认真听完这位“老上访”的诉说后，深情地问她：现在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老张有啥想法？张淑萍提出三点：一是想见见当时的办案人，“15年来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听听他们是怎么对我女儿的死因下结论的”；二是要回女儿的骨灰。女儿火化后，因为母亲怀疑女儿是女婿害死的，所以女婿冯振平赌气将妻子尸体火化后的骨灰藏了起来，不让张淑萍等亲人见到；三是要求政府赔偿40万元。对后一条，张淑萍的理由是：“我上访15年，九死一生，身体严重损坏，家庭经济陷入极端困难，这些都是一些官员不干事所造成的。”
“不赔40万，我的事不了结！”谈到这事，张淑萍也没有在梁雨润面前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