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幅员的中国来说，太湖流域面积仅占整个中国国土的百分之零点三七。然而，就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却拥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7座地级以上城市，还有昆山、常熟等二十多个县或县级市。根据近年的经济数据，她所创造的GDP竟是全国的百分之十一，也就是说她的经济能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将近三十倍！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民族工商业、海派文化乃至有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也都主要发祥于此。毫不夸张地说，太湖真是中华土地上瑰宝中的瑰宝！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湖泊和她养育的土地！太湖的一举一动一声一息怎么能不牵动中国的神经乃至世界的神经！
造物主是公平的。通观整个地球，没有哪一处山川原野江河湖海为造物主所特别钟爱或特别鄙弃，而她的福荫抑或灾祸全取决于人们对待她的态度。
太湖也是如此。
如果你了解了太湖，通览了太湖的水利史和发展史，那么，你就会明白，太湖并非起始就是驯顺安详的，就是“红泛落花通别浦，绿含芳草漫长堤”那般的美丽如画。她甚至肆虐过，狂暴过，而她温柔秀美惠泽子民的形象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练和锻造。
从高空俯瞰，太湖很像一面有些残缺的圆镜。其汇水主要是发源于浙江天目山的东、西苕溪水系，苏南茅山及苏浙皖三省界岭的荆溪水系，洮湖、滆湖和运河地带的来水。水位高涨或海潮倒灌时长江之水也会涌入湖中。其出水主要是经太浦河、吴淞江、黄浦江、胥江、望虞河、梁溪河、京杭大运河等河道流入长江，东流入海。太湖地区整体地形是四周略高，中间稍低，如此碟状地形给太湖带来了排泄不畅的弊端。太湖流域西部，北依茅山，南屏天目山，地势高亢，河流大都源短流急，因而往往大雨所至山洪即发，若遇久旱又溪涧绝流。流域东南部则地势低洼，有些地方甚至低于太湖平均水位，而沿江海的冈身地带却又高出周围地面，高处易旱，低处病涝。流域东部及东南部濒临东海，又处于季风地带，易受海潮袭击。
这一切注定了：太湖的子民并非得天独厚，必须以代代不息的治水来求取自己的生存、发展、幸福和荣光。
一
其实，长期以来太湖一直是被人忽视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她只是一片带有诡异色彩的人迹罕至之地。《山海经·海内东经》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易传》说“震为雷”，所以吴承仕先生断定，这片雷神出没的神秘水域就是震泽，也就是太湖。
神话往往是现实的反映。“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仅观这些字面色彩就不难想象，当时的太湖是多么神秘、蛮荒甚至令人恐惧。无怪乎，在中原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年代，这里的生民还断发文身，纯然过着“野蛮人”的生活。
最早对太湖进行治理的是大禹。
《史记·夏本纪》称，大禹奉舜帝之命治水，改变了他父亲鲧一味以堵御水的失败做法，凿关隘，挖渠道，将洪水导入江河，汇流入海。他终日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查看洪水流势，“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头戴箬帽，手执锨锹，与百姓一起挖土、挑石，在外治水十三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采用测量手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并且使用了车、船、橇等多种运载工具。
据传大禹为了整治太湖水患登上禹期山顶峰，查看太湖周边山川水系。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他认为要治理好太湖水患，就必须在太湖东面开通三条江，以排洪水。于是“凿断阜隔，流为三江，东入于海，而震泽始定”。“三江”指的是娄江、吴淞江、东江，古代太湖下游导水出海的三条干河。
清代诗人秦瀛有一首吟咏太湖的诗：“门束太湖水，危湍独一拳。山曾经禹凿，石不受秦鞭。日落鼋鼍渚，秋高雁鹜天。目穷三万顷，好放洞庭船。”诗中涉及一则民间传说：无锡的五里湖与太湖之间，原先被南犊山、中犊山和北犊山组成的笔架山隔开。遇到旱年，太湖水进不了五里湖；遇到水年，五里湖水排不进太湖。人民连年遭灾，苦不堪言。夏禹在治理太湖时，把笔架山的两个低洼处凿开，形成独山门和浦岭门两条通道，五里湖从此才与太湖连通。
传说中江阴夏港河也是大禹率众开挖的。
大禹不仅疏通了湖水入海的通道，而且“尽力乎沟洫”，率先民开垦土地，使太湖流域的农业有了最先的雏形。
二
另一个至今仍然广受赞颂的名字是泰伯。
泰伯是商代晚期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按照当时的规则，他是法定继承人。但是古公亶父认为三子季历的儿子昌很有才具，出于振兴王业的目的，想要传位给季历。泰伯为了使父亲的意愿得以实现，和二弟仲雍假托入山采药，率领部分周人向东南迁徙，最后定居于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并建立吴国。
当时的太湖流域尚处在蒙昧时期，由于常年水涝不断，生存条件恶劣，被鄙夷地称为荆蛮之地。泰伯奔吴后，意识到要开化这片土地，改善生民生活，首先得从治理太湖流域的水患着手。于是，他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原水利经验和技术，组织人民开凿了一条与太湖相通的江南最早的人工运河--“穿伯渎以备旱涝”。这条河开凿于公元前1122年，从现今无锡市区清名桥外原有河道开始，向东经梅村、鸿声、甘露、荡口入鹅真荡，间接与太湖相通，用于灌溉和水运，全长二十五公里。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条河命名为泰伯渎，简称伯渎。几乎同时开挖的还有伯渎河两侧的九条小泾。一渎九泾的开凿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使人民世受其利。在此基础上，泰伯和仲雍教民习礼、识字、耕织，使这块断发文身的荆蛮之地开始接受中原农耕文明，又与太湖流域土著居民文化相结合，成为吴文化的滥觞。
三
偏居东南避开中原战乱的吴国踽踽独行五百多年后，由于太湖的养育，到春秋后期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不但结束了与诸侯不通音讯的状态，还产生了图谋霸业的野心，而行动的付诸实施也是从进一步完善太湖流域的水系着手。
富国强民，交通为先。为了打通与外界的航道，吴王阖闾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开挖了胥溪。这条河穿越茅山西南丘陵，跨越分水岭岭脊，由芜湖直达太湖，沟通了太湖和青弋江两大流域，使山脊以西的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金陵江、宣溪、歙溪与山脊以东的荆溪、太湖相连，东可经荆溪入太湖，西可经芜湖入长江。由于胥溪运河附近地势西高东低，落差较大，为了保证通航，施工人员在十五六里长的河身上筑了五道堰，逐段阻流蓄水。这样，太湖地区的船只便可溯胥溪，经固城、石臼、丹阳诸湖，由芜湖或姑熟西出长江，不但缩短了航程，还能避免长江风浪之险。
公元前495年，阖闾的儿子夫差登上王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开挖江南河，目的是输送兵员和粮草，为北上争霸做准备。这条河从今天的苏州经望亭、无锡、常州，至奔牛接孟河，于小河口入长江，使太湖与长江之间增加了一条沟通途径。日后这条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是江南运河最早开掘的一段。夫差的军事野心不久便随着国破身亡风流云散，而江南河却拉近了太湖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距离，把江南和中原大地更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四
在太湖流域，纪念春申君黄歇的地名之多令人惊讶。吴县黄埭等地的百姓都立庙纪念他，黄埭、申港、黄田港、黄浦江、上海的简称“申”，无锡锡惠公园的黄公涧，文天祥被元军软禁的黄埠墩，都与其有关。此外，还有许多毫不起眼的村庄竟然也都以他而名世。“闻说春申内有庄，村南村北尽垂杨”--如此诗句足以说明黄歇在这里的地位和名望了。
作为楚国的贵族，黄歇凭什么在吴越之地受到如此尊崇呢？
原因还在于太湖。
人所共知，黄歇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年轻时游历四方，博学强记，且善交天下名士，门下食客常有三千人之众。黄歇先事楚顷襄王，任左徒。后来陪同楚太子完入质于秦，设法帮助楚太子完逃回楚国，而自己则留在秦国以掩护。楚太子完归国后继位，为楚考烈王。黄歇又助楚考烈王北伐而灭鲁，联六国合纵以攻秦，使楚国一时逞强，得江东之地。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被徙封江东，且以吴墟古城为都邑，在舜柯山北麓筑城池，称黄城，又在现今无锡市城中公园一带设立行宫。
春申君虽然才干超人，但在政治上并无可圈可点的大作为，真正使他名留青史的却是徙封江东后主持的水利建设。
春申君来江东后，即开始对太湖流域的水系进行调理。他修建西龙尾陵道，以便交通；治理芙蓉湖，以止水患；疏浚笠泽出水，以通黄浦江；开辟五泻河、三水港以及后来的江南运河相连的人工渠道申港，以利于航行与灌溉；他还在今天的江阴置闸，调节江水进出，人称黄田港。
北宋名相王安石有诗描绘他见到的黄田港：“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这不过王安石目睹的一个缩影，其实由于黄歇的建设，由于调理好了太湖水系与长江的关系，当时太湖流域的环境处处都得到了改善，也初步具备了丰衣足食且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太湖子民是懂得感恩的，太湖子民尤其懂得感谢那些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的人。这里虽然出现过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家名士，但如黄歇这般受到广为推崇的例子则并不多见。可能连春申君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和“门下食客常三千人”的盛况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并不为史书所乐道的太湖水利建设，才真正铸造了他辉煌的成就和至今不衰的价值。
五
与奔腾的长江和咆哮的黄河相比，太湖的秉性是温婉静谧的。在中华历史上，很少有人将那些气壮山河的大事件与太湖相联系，而引发人们壮怀激烈的豪言壮语也很少用太湖为说辞。太湖那三万六千顷的柔水似乎就喜欢潜潜隐隐，也乐于在平和安详的年代里静悄悄润泽她怀抱的子民。
在春申君之后，太湖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中央一统的秦王朝和汉王朝。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都是好大喜功且嗜战成癖的人。他们开风气的这两个朝代虽然有着很高的生产力和工程技术能力，但由于致力于以中原地区为重点的文治武功，对非核心之地的太湖流域并不很放在心上。这期间，太湖流域虽然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但真正能够造福于民的则寥寥无几。例如，秦始皇曾派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丹徒长陇，在今天镇江和丹阳境内开掘了一条运河，使水北注于江，又开凿了江南运河的嘉兴至杭州段。但秦始皇开河的目的是为了东巡，并非为调理水系，所以开凿的运河粗糙简陋，尤其是京口到曲阿段流经宁镇丘陵东侧的陷落地带，地势较高，河流易于干涸，故而常患水量不足，以致成为通航的难关。而在整个西汉年代，较有规模的也只是汉武帝开掘了苏州至嘉兴的河道以及皇朝末期郡议曹华信于钱塘县东面一里许修建了防海塘，以御海潮侵袭。
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了战争和动乱，而偏于一隅的太湖流域因未涉及战事反而获得了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提速的巨大契机，时长二百七十余年。这期间，黄河流域的战乱迫使大批北人避乱南迁，来到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江南。劳动人手大量拥入，衣食需求日益增长，加快了南方的开发进程，水利业也蓬勃兴起。从流域西部的山区到东海之滨，水利设施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出现了“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的水利大建设的局面。
东吴之盛为一时瞩目，其政权也维持了五十九年之久。常人以为是有了周瑜、陆逊等名将的多谋善战和精于管理，其实真正支撑他们的是太湖水利灌溉下的发达农业。东晋及宋齐梁频繁改朝换代，却从未为维持政权的军政费用而困厄拮据，也是因为太湖流域的农田经济得到水利事业的保障。到了梁代，太湖东南的海虞县“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患”，故而海虞县在大同六年被改名为常熟县。当时的吴地“一岁熟稔，或数郡忘饥”--这都得益于太湖流域的治水之功。
然而，过度的开发和过度的功利也会造成隐患。
在这一时期，水患问题开始暴露。民间传说，太湖的鼋头渚原是一只活鼋，常常兴风作浪制造灾害。后来，人们在鼋的头部造了一座灯塔，涂上红色，象征烧红的铁钉，把鼋头牢牢地钉住，方才制止了它的兴妖作怪。这明显是一起冤案：太湖水患并非缘于风浪，灯塔也没有能制止水患的发生。
太湖水患源自洪涝，洪涝是因为排水不畅，而排水不畅则是由于人为因素加剧的。人类傲慢地以大自然的改造者自居，其实对于自然规律知之甚少，往往在缺乏充分认识时便贸然行动，为了眼前利益任意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从而种下殃及子孙的长远祸根。古代太湖下游的入海河道主要为娄江、松江和东江。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便在淀泖湖群区围田。将沮洳泽国改造为良田沃土本是低洼地区发展农业的有效手段，但圩田的日益增加却使河道的流型和流量发生变化，导致东江逐渐萎缩壅塞。及至南朝初年，部分水流已须向北经松江外泄。另一方面，自从胥溪运河开通以来，每逢汛期，青弋江和水阳江便西水东流注入太湖，进一步加重太湖的泄洪负担。温婉静谧的母亲湖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发作了。宣泄不畅造成了“松江沪渎壅噎不利”的局面，上游的吴兴郡因此“处处涌溢，浸渍成灾”。如果说过去太湖儿女的治水活动主要是为了对付不利的自然环境，那么，从今而后他们就需要以更多的精力来应付人类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了。
不同于掌控着一统天下的秦皇汉武，六朝统治者只有江南一隅作为基业，太湖水患威胁的不仅是农田，而且是国本，他们不敢有丝毫轻忽。为了防止湖水漫溢，东吴君主孙休修筑了青塘，堤长数十里，沿太湖南缘向东北方延伸。
青塘虽然使湖水漫溢受到遏制，上游来水仍可造成威胁。到南北朝的宋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濬上奏疏汇报：“所统吴兴郡，衿带重山，土多汙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为减少水潦灾害出谋献策，州民姚峤建议“从武康GFBC1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这一计划是想利用德清县东的GFBC1溪开凿直通谷水的河渠，以减轻太湖的负担，可惜未能成功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