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的《新会县志》认证甘竹滩以下的出海水道上无计划地抛石筑坝的结果时说：“沙坦之承垦，必筑石坝；石坝之争筑，必碍下流；下流淤塞，水势泛滥，决防之患，在所不免。”“及今承垦愈多，石坝愈多，水患亦愈烈……南海、新会、香山【今中山】、番禺等县地方皆然。”这段话可以佐证盲目开垦围海造田引起的阻碍江水宣泄的后果。
1827年的《香山【今中山】县志》说得同样明白清楚：“昔人以西江为南【海】三【水】之害，顺【德】香【香山】之利。顺香近海，易流注也。今海门内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旋，而不能达；鲟鳇沥【古镇西、外海东的一段水道】当咽喉之冲，沥以南卤【指咸水】渐退而田日美，沥以北水受束而田日坏，故顺德则大半受其害；邑西北诸乡，亦受其害。”一个具体例子，把原委说得明明白白，人为地围筑沙田，人为地束窄河道，人为地封堵河口，后果严重。平时尚且如此，洪水一来，无法招架。因此当时就察觉其弊端，1829【道光九年】清政府就下令拆毁石坝57处，以利行水。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珠江水患，从古到清代，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损失也越来越大。
水灾之后就是干旱，雨量骤减的年头，上游中游来水少，水枯河干，珠江流域又会田地龟裂，禾稼失收。三角洲平均海拔只有60米，近海的不少沙田只比水面高出不多，淡水来量少了，逢到天文大潮涨潮，海水倒灌，咸潮来临，不但禾稼失收，人畜饮水都成莫大问题。遇到这种情况，“补淡压咸”成了突出要求。
翻阅珠江从古到今的历史，充满了惊心动魄，从中也听到了时代的步伐，更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呼声和愿望。
面对灾难，就要整治。
治理方案的历史之议
面对从古到今的珠江水患，人们都在想方设法予以根治。特别到了近代，仁人志士们引入了国外的近代理念进行思辨，还从国外聘请水利专家实地考察、谋略。
珠江这条“母亲河”，不能让它流向水患日益严重，而要流向根本的整治。但是整治方案往往各执一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历史之议至少说明了各方面都在重视“母亲河”的整治，都拟用近代理念追寻问题之实质，大有利于以后的治河发展。
治理的实质就是要根本杜绝水患。
关于治水必须治山之议--
南宋以后，岭南人口日增，不但平原地区开垦加速，如三角洲之围海造田，山区的开发也日益加速，南宋的移民后来者往往在山区落户，劈山开田，砍林造田，森林受到很大破坏，植被受损水土流失加剧，泥沙俱下，淤塞河道，加重水患。
1896年《四会县志》载：“光绪乙酉五月初旬，水一日夜骤涨丈余，邑内基围同时并决，其故何哉？上游诸山童且崩，沙泥随水入江，江底愈积愈浅，滛霖为灾，潦至弥速。”1819年《南雄县志》也说道：“近四五十年，日渐增植【烟叶】，但种烟之地，俱在山岭高阜，一经垦辟，土性浮松，每遇大雨，时行冲刷，下注河道，日形壅塞，久则水患。”人们早已看到盲目垦殖，毁坏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造成水患后果。童山秃岭无法吸收雨水，大水一到，挟带泥石滚滚而下。
珠江的上中游许多地区，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洞隙、阴河，满布地下。这些地方的石山，土层极薄，风化一寸厚的土壤要经历上百年时间，一旦植被破坏，雨水就把薄薄一层泥土冲走，形成石漠化，再要恢复种植不再可能，弄得寸草不生。石漠化和北方的土地沙化，都是土地的顽症、癌症。
清末以来沙土流失更严重，人们意识到了必须加以改变，治水与治山的关系也就引起热议。1918年在连年水患后，痛定思痛，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登报征求水灾善后意见，汇编成《筹潦汇述》一书。书中提出许多善策：
“盖治水原不仅治河，须兼顾治山，今吾粤童山，触目皆是。如若林木森然，自可杀雨量之势。”
“山上有木，雨时多收水汽，且根叶能使雨水停蓄，不致泥沙直下壅塞江河，此森林之力也。”
人们看到了森林的功能，目光注意到对山的治理。山和水本来就是矛盾的统一。
可是，对这样的命题，也有不同意见。
被邀请来广东的上海浦江浚河局总工程师海德生就认为：“广植树林，本为今世防免潦患的唯一之策”，但是“非50年后不能收效”。远水不解近渴。
在广东治河处的瑞典人总工程师柯维廉则说：“林木之落叶腐烂，而成一种泥质，具有伟大吸收水量之能力，但吸收之力一经用尽，其减杀水势之能力又往往失却功用耳。”“广植林木，必须数十年始可成林。”他计算过，要将北江水位降低一英尺，所植林面积须占北江流域的65%，资金就成问题，组织也是难事，所以他认为想用林木来解水患是“遥而无期”的。
柯维廉是瑞典工程上校，1915年3月到任广东治河处总工程师，在广东工作20余年，为珠江水利做过不少开创性贡献。1936年广东治河会改组，柯维廉任顾问，其后回瑞典。
持不同意见者不是反对植树来扼止土水流失，而是认为不能很快奏效，而且组织工作难做及花费资金甚巨。植树之法只应倡导，而不能视为治河之根本之法。
用今天的观点来审视，植树造林是治河的首要工作之一，另外再辅以开发水平梯田、在山谷之中筑挡泥坝等措施，对治山治水是十分有效的。
关于分洪之议--
鉴于洪水来时过急过猛，原有河道无法容纳，早在1918年的《筹潦汇述》一书中，已有人建议开挖分洪河道，“欲免广东之水患，非另凿新河以分泄其流不可”。具体的分洪新河应在西江之上。为此，柯维廉和英国籍工程师葛登一起实地考察、研究，并作过几条线路的测量。结果是：
一条路线是从梧州西的北流江开挖新河道，连通玉林附近的南流江，可以分出每秒1万立方流量入海，但要挖土方20多亿立方，可以降低三水思贤滘水文站水位1.5米。
一条路线是从肇庆的新兴江挖通连接阳江的漠阳江，由漠阳江分洪入海。
一条路线是由新兴江连通江门的潭江，由潭江分洪入海，土方量7亿多立方，可降低思贤滘水位1.5米。
一条路线是从肇庆羚羊峡上开支河，穿过金利围，再流回西江。可以降低肇庆洪水位1.7米，但要占用沃野31平方公里。
通过调查测核，因为西江与南部出海口之间都有丛山相隔，分水岭高广，许多路线很难实行；如果非要动工，“所费不赀”。所以分洪之议只好放下了。
其实由新兴江上游开挖一条人工河，穿过分水岭，与漠阳江相接，这条新河长约30公里，由此分走4成洪水，将大大缓解三角洲的水患，此一建议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就有人提出了。终因当时条件所限，无法实现。
直到今天，种种分洪建议都没有实行，因为这些建议存在着不实际处。
关于修建水库之议--
珠江沿岸并没有天然的湖泊用以调节洪水，所以康有为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中国宜用治尼罗河法以治水书》中就提出要参考英国人帮助埃及治理尼罗河的经验，来治理珠江水患。南海人康有为，光绪进士，1888【光绪十四年】鉴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以图中国之富强；1895年组织1300余赴京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后又促进“百日维新”。早期他是以民族、国家为念的。所以对关系千家万户的治水问题，他是用心的。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上游有维多利亚湖、蒙博托湖等调节，水量变化不大；中下游常常泛滥，淤积巨量沃土，到地中海出口处形成典型的三角洲，为世界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康有为说：“中国宜用英人为埃及治尼罗河之法以治水。其治水之法，上游自旧京谷士浑而中京录士下至开罗，数千里间皆设水塘以水闸，沿河设测候所，若当雨少天旱，则酌泄水塘，以灌农田；至大水暴来，淫霖连日，则全开上游数千里水塘以受之。”“今粤之被灾甚矣，只在上游多开水塘、水闸，设测候所而已。”
这种将防洪、蓄水、灌溉等结合而多筑塘库的主张，1914年成立的广东治河处，在初期是不赞成的。《广东水患问题》一文就说：“欲于本省各江流域中建蓄水池以为低地防潦之用，殊难望其有效。诚以如西江下游一带，如非将广大之农作地段占用，将无地供水池之用。峡上各江及其支流之流域地，类多狭窄而陡斜，欲建容量合宜之蓄水池殊不可能。”
《西江实测报告》也认为：“就吾人所知，西江一带并无天然大湖，各大支流如右江、红水河及柳江等，其所经之地大都为种植之区，而城市村落星罗棋布于其间，当不合建筑水池之用。”认为要降低洪水水位若干，“价值必甚昂巨”。《北江测量预算》报告也说：“飞来峡下，苟不侵占乡民权利，淹没大段膏腴田亩，实无地可施建筑。峡上之地虽较硗瘠，而是处干流及其支河流域，类比狭窄陡峻，欲于其间建筑容量呈用之地，而戛戛其难也。”防洪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后来，珠江水利局的观点有了改变，并认为滃江流域可考虑选址为筑库之地。滃江在英德之东，在英德汇入北江。1941年又有人持同样观点：“拦河水库，难觅适当山谷为建筑地址，而费用巨大，不能纯为防潦而设，查滃江有充分水头及流量，可发电力，若在黄岗建一堤坝，则其上游河道可变为一狭长之蓄水库，收拦河发电之功。”这样，思路更加明确了，不是单一地纯为防洪，那样防洪成本太高，要综合治理，即将防洪、发电捆绑到一起，建筑水库也就现实得多。1946年《珠江治本计划草案》中更指出“珠江防洪诸多条件困难，而蓄洪一途势所不免”，又指出西江上游南盘江泸西、北盘江关岭、红水河的天峨、北江的滃江一带，“地广人稀，山岭环抱，若能权衡利害，虚盈挹注，当可控制洪源。”
随着广泛争议，意见趋于统一成熟。
可是，那个时代，政治浑浊，经济凋敝，技术落后，都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画饼充饥，无法实现。解放之前，我们看到珠江流域有一个大中型水库建成了吗？看到洪水真正受到控制吗？
解放之后，西江流域才建起了众多防洪、发电、航运综合治理的大中型水库，真正到了安澜年代。下文还要说到，此处暂略。
关于加高堤围之议--
洪水来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加高堤围抵御洪水，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田亩均是历代人们筑堤围垦而来，在小农经济年代，围基纵纵横横，围堰星罗棋布，面积不大，各行其政。本来洪水来时需“宽其河身，畅其流行”，但是长期以来的围垦筑坝，与水争地，水道愈垦愈窄愈曲，下泄淤塞。1837年【道光十七年】广东巡抚祁贡曾下令将南海之乌茶埽、三水之榕塞、清远之石角三大围，“加用石工修筑巩固，借资捍固”。用加高堤坝挡水，“急计非本也”。此乃治标之策，非治本之策。加高了堤坝，水头又涨，坝愈加高，水愈涨高。
鉴于河道日益淤浅，影响行洪安全。1915年瑞典人柯维廉在《广东水患问题》一文中说：“浚深河底之法，人多以为减杀潦水高度之唯一方法，不知只系已浚之河底能常保畅利，始得有效。”河底疏浚了，挖深了，自然容水量就大，河水下泄也畅顺了；但是疏浚河底往往只在局部，而不是全河底疏浚，河水挟带泥沙很快又会把已疏浚的地方填满。非要持之以恒、不断疏浚才能有效，否则“河床实无改善之望”。真这样做，“工程之大，需费之多，为节省经费计，实非所宜”。本来是治标，付出又庞大，有点得不偿失。
《筹潦汇述》一书中，也有文章提到“试观沙口入佛山，不过10里余之程，数十年间所挖不下数十次，乃至今年挖，明年积，仍无计可施”。局部疏浚，不到几年，淤积如故，作用不大。
由此可见，加高堤坝、疏浚河道以利防洪之议，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必要时也可急用一用，可是不是全局、长久、治本之计。
综观上面所议，都是治河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有的有幼稚性，有的是实施后碰了壁的，我们也从中可看见随着朝代前进，治河理念也在完善、提高。
要从根本上治理珠江，那不是单一办法可以解决，而是综合治理的问题。
从清末到民国的议论，很多都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即使是好的意见在当时也无法实施。当时国困民穷，民生多艰，内忧外患，政府无力顾及治河。真正的治河直到解放之后，政治清明，政府体恤下情，加之国力、财力、技术力量蒸蒸日上，持之以恒60年，才打造出了一条全新的珠江。
新中国成立后的珠江整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珠江流域换了人间，可是天灾水患并不因此戛然而止，不再骚扰。洪灾仍是频繁发生的最大自然灾害。
1986年10月，云南境内的元江出现强降雨，出现从1908年以来的第二大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滚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1988年8月，西江中游的柳江、红水河发生20年一遇的大洪水，损失巨大；
1991年6—7月，西江上游的南盘江、北盘江泛滥，经济损失很大；
1994年6月，华南地区连续13天暴雨，西江、北江同时暴发50年一遇的洪灾，三角洲水位猛涨，又值大潮期，潮水顶托洪水入海，高水位持续10天以上，农田被淹，1300多万人受灾。同年7月，西江中游普降暴雨、大暴雨，再次形成洪灾。两次灾情使经济损失600多亿之多；
1996年7月，西江中游强暴雨天气，柳州洪峰水位达到100年一遇的水平；
1998年6月，西江流域普降大暴雨，西江发生100年一遇的洪水，造成两广共计94个县市受灾。
1998年奇怪的是：长江、嫩江、松花江、珠江都发生了罕见的洪涝灾害。南南北北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江河出槽，这引起了全国对水利的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水利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做出了重要决定。
旱灾严重的有1987年、1988年、1990年、1991年、1995年等年头，中等旱情年份有1989年、1994年、1996年、2000年等，农作物失收、绝收，人畜饮水呈现困难。
台风灾祸也是不可忽视地巨大，1989年的“8926”号台风、1991年的“9107”号台风、1993年的“9315”号“9314”号台风、1995年“9509”号台风、1996年的“9615”号台风，都给广东沿海造成破坏，风力狂暴，挟带豪雨而至，房坍树倒，船橹摧折，后果严重。
针对众多自然灾害，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领导广大人民，艰苦卓绝地防灾抗灾，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可以说是战绩辉煌，人定胜天。前人不敢想或者只在纸面上勾勒的梦想，如今能够得到实现。
2000多公里的西江，浩浩荡荡，横穿南中国的山岩峰岭、无边土地，呼啸着流进南海。它一路绘下了壮丽而多采的画面，也记下了千秋岁月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珠江水利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水利工程建设--
60年来，从云南到广东，西江沿线修筑了100多座的大中型水库和水利枢纽，那些小水池、小塘坝、小沟渠、小水窖、小水利无法计数，不在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