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曾经有一出新编吕剧《沂河两岸》上演，演的是沂河两岸的人民要把沂蒙山区变江南，克服困难种水稻的故事。我们村的业余剧团排演，已经是“文革”中期，也就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初了。那一年我１９岁，抱一把坠琴，在乡村的土台子角上操琴伴奏，看舞台上的男女主人公为他们面临的困难愁眉不展，却不知道男女主角已进入了一场实际性的爱情，女主角将要成为我的堂嫂，陪伴我的兄长一生。
革命情意深似海，
风吹浪打难分开……
贤惠的妻子柔肠百转，深情地劝说着丈夫，帮助落伍的“大叔”，跟上革命的步伐，打胜引水灌溉种植水稻这一仗。
那出种水稻的戏，创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山东省吕剧团首演，剧本印了剧照连同曲谱，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村的业余剧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是１９７１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第五个年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述，总是要说“文革”时期全国六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那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城市的剧院里，确乎只有那八个样板戏占据着舞台，在乡村，至少在远离中心的东夷农村，还有别的戏在排演。我们村的业余剧团，就从１９６８年开始，连续排演过《槐树庄》、《江姐》、《红珊瑚》。那也是我抱一把坠琴，坐在戏台子一角，为乡亲演员伴奏的一段欢乐时光。我的青春热烈，少年向往，就在那抑扬顿挫的丝弦声中了。
种水稻的戏《沂河两岸》，是我们村排演的最后一个大戏。在剧中人“大叔”和一般农民看来，在沂蒙山区种水稻，无疑是异想天开。党支部书记偏偏要把沂河水引上来，灌溉水稻，让江北变成江南，要遭遇困难，遭遇失败，那是必然的。关键时刻，“大叔”--他担任生产大队长--打起了退堂鼓，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了激烈冲突。党支部书记忧心忡忡，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大叔”跟上队来。算起来，“大叔”还是党支部书记的领路人：“跟着大叔闹革命，他给我装了支红缨枪”，“打敌人保家乡，他日夜出没在青纱帐，斗地主分田地，他支援前线转战在四方”。推想起来，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大叔应该是担架队员，把受伤的解放军战士抬下战场，而今天的支部书记，当年便持一杆红缨枪，站在沂河岸的村头上查路条，不放坏人进庄。今昔对比，沧桑巨变，改变的不仅仅是山河，更重要的还是人，人变了山河才变。“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海桑田，改变在人间。
不用说，沂河两岸种水稻，必定是取得了成功。我的堂兄和堂嫂的恋爱，也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可是他们却要分别了，一条大江将把他们分开，远隔千里。我的堂兄要去江南，随他在地质队的父亲去就工，我未来的堂嫂还要留在我们的小村子里，户口扎在乡村的土地上，不得挪离。那时候，好多人以为，我的堂兄会就此断了这一段爱情，另寻他人。他们不知道，在舞台上引水灌溉的爱情，声声婉转唱出来的爱情，是不会轻易斩断的。
白雪飘飘情意深，那是雨的精魂。堂兄和堂嫂冬天里如期结婚，情深意长。随之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大江两岸，遥遥相望。风晨雨夕，悠悠牵挂。每一个春节，堂兄过江而来，与堂嫂相会，假日结束，再返回江南，堂嫂的眼睛都是哭红的。说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果能够如愿，他们宁肯朝夕厮守，哪怕在一起会为生活的艰辛、日子的难熬而吵架。“革命情意深似海，风吹浪打难分开”，在两地分居夜夜思念的日子里，堂嫂会低低地哼唱起来，让她的心得到稍稍纾解吗？
堂兄由江南调到江北，谁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他调到山东省第六地质队的驻地招远老家，地质队也被投入到经济大潮中，经受颠簸、分化和重组。经济效益不好，有几年，堂兄随队，到东边的威海地区去打井，利用地质队钻探的优势，为人打井取水，贴补地质队的经费开支。在一次装卸钻机时，堂兄从车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一天我去医院看他。堂嫂服侍在床边，当年乌黑的头发业已斑白。想起他们的青春，想起他们在舞台上深情的演唱，我忍不住眼眶湿润。“革命情意深似海”，他们不会想到我在怀念什么。
堂兄伤好后，提前离岗【不是退休】了。
堂兄随队去威海打井，他是到了“天尽头”了，地球陆地伸向大海最东端的一个岬角。远古时，那里曾经居住过东夷部落的一个分支。秦始皇渴想长生不老药，派方士徐福东渡去海上仙山寻找的同时，秦始皇亲自东巡，去访神仙，就到过天尽头。秦始皇也由此走到了他政治生涯身家性命的尽头，他访仙不遇，回程时便死在了沙丘。那是块水资源不丰富的地域。天尽头的荣城境内，大小河流１０６条，均属季节雨源性间歇河，干流总长５１３.８４公里。境内最大的河流沽河、石家河等，长度也仅３０公里。进入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缺水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当地人民。我的堂兄随队去那里打井，地质队的专业钻机深深地钻入地层取水。那时候堂兄在钻机旁操作，他没有料到随后会来一场厄运。那不是戏里的“大叔”在战场上抬担架，被流弹打伤，而是他在和平时代遭遇事故，摔断一条腿。
提前离岗的堂兄长住村里了，他们夫妻结束了一条大江相隔的两地分居生活，长相厮守了。堂兄年过花甲，堂嫂也鬓发花白，她再也唱不出深情柔婉的爱情之歌了吧。堂兄拖着一条伤腿，和她在果园里侍弄苹果树，堂兄远远不如她能干。她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儿，身体健壮，从未离开过庄稼地。堂兄去地质队，当了二十多年工人，伤了腿，做庄稼活常常显得力不能支了。堂兄在苹果树下腰痛腿痛，坐下来茫然四顾，身后是一片大水，那是我们村里的水库，名叫岔沟水库，属于水利工程中的小型水库。
在沂河地区采风的那几天，纵横驱驰，转来转去，又来到了沂河岸边。看着浩浩沂河水，河水上的橡胶坝，想起我们曾经排演过的吕剧《沂河两岸》，想起我堂兄和堂嫂跟那出戏相联的爱情，想起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不由得感慨万千。我没有问当地的朋友，沂河两岸种水稻，到底是不是取得了成功，三十多年前那个戏的创作背景，是沂河岸边的哪个村庄。这些问题都不必问了。清王朝康熙时代，康熙还要把“漕运”调运粮食作为三件大事之一，依靠水路运输粮食。现在粮食价格早已放开，粮食市场遍布城乡任何一个小粮店，不仅江南的白花花的大米可以随处买到，要买红米和黑米，也用不着远途奔波，拿上钱到小店里去就是了。
水，水啊，有了水，什么稻米我们都能够种出来了。
我们来自水中
很早很早以前是极愿意下大雨的年代，地球上的一切都还未安排就绪，所有的通达和障碍都需要一场又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过后才能够谋
划和布局。世界还在草创，生命的起始和终局显得十分潦草漠不经意，无数个年代过去之后，小村人才由迷信走向了科学，认为何姓人家的繁衍大约确实与那一场大雨有关……
在我的长篇小说《沉钟》中，我这样开始叙写中流河边一个小村子土著居民的起源。接下来，我写一口大钟在滚滚洪流中顺水而来，大钟里坐着一个女人。大钟停住以后，她走上河岸，感觉到有一道光线凝成葡萄一样的光球，落入她的口中。她就此怀孕生养，成为何姓人家的祖先。何姓先祖在生命的流动与水的流动之间，找到了联系与区别，由“河”而“何”，作了他们的姓氏。
不是神话，我是在用严肃的笔墨，书写人类的起源。
我们来自水中。
鸿蒙开辟，地球形成之初，只是水啊，水啊，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就在大约距今５.３亿年前，云南虫出现了。这种背部由２２—２４个骨骼化的肌节组成，肌节被近似平直的肌隔分开的生物，成为了脊椎动物最远古的祖先。它在大水里随波荡漾，亿万年一直是老样子。它缓慢地演化，我们无法详叙其历史，那太漫长了，太枯燥了，太让“人”等不及了。就在亿万年的演化中，云南虫的一支演化为文昌鱼，停止了演化，而另外一支--海口虫【几厘米长】却又经过了亿万年的演化，最终告别了鳍和腮丝，长出了自由呼吸的肺和灵活行走的双腿，发展出了高级智慧，成为了人类……我们正是这样从水中而来。
人类世界中，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云南的少数民族那样，与水有着那样亲密的关系吧，在他们的泼水节中，在那喷溅的水花中，在湿淋淋泼透了水的身躯中，我们会不会看到人类遥远的影子呢？尽管中间经过走进森林、又从大森林中走出，泼水节还是人类庆祝他最初生日的节庆盛典。
近年来，人类的起源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种观点说，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是大约１０万年前迁入中国的，证据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男性，都有一个特殊的基因，而这个基因是古非洲人特有的。那么，也可以由此再向前推进一步断定，非洲人的祖先也是云南虫--进化为海口虫的一支，在大洋中晃啊晃啊，经过了南海，进入印度洋，在索马里【而今那里海盗猖獗】海边登陆，经过了亿万年的演化，进化为原始的非洲人。非洲大陆是块水源奇缺的地方。原始非洲人的一支，怀念他们在“故国”水域湿淋淋的滋味，又沿着原路漂游回来了。专业的人类起源书上说，可能花了３００万年的时间，原始人类才试探着迈出了走出非洲的最初脚步。
就是这样，在远古的历史中，我们只能够猜想，难以取得实证。罕见的古生物化石，携带着古海洋信息、古生物信息，给我们送来星星点点凭证的线索，我们便在那上面回溯寻绎，展开想象。云南虫，可能是我们目前所找到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生活在寒武纪前期的浅海中，让我们看到了遥远先祖那与水相依的身影。
不过，有一个事实，还是我们能够亲眼见到的：今天的非洲是一片最干旱的大陆。尽管世界上的第一大河尼罗河，由赤道南部东非高原上的布隆迪高地发源，全长６６７０公里，干流流经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苏丹和埃及等国，流域面积３３５万平方公里，占了非洲大陆总面积的九分之一，可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大陆的干旱状况。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也在那里。造物主就这样把冰炭不容的两极，集中在同一块大陆上，折磨着考验着人类。而今，非洲好多地方的妇女，还是头顶水罐，从老远的地方汲水而来，维持着生命对水的最基本需求。巴尤达沙漠中的妇女，手按水泵在井上汲水，灌入羊皮袋，用毛驴驮走，她们大约从来没有产生过拧开自来水龙头哗哗放水的奢望吧。
云南虫--海口虫演化而来的人类，他告别了海水，走进森林，又从森林里走出，他就不能够适应海水的咸涩了。来自水中的人类，他告别了大海，走上陆地，水，令他须臾不可离开，水，又时常造成灾难，令他恐惧不安。细究起来，洪水神话中，不是深藏着人类对水无比的恐惧吗？
治水的大禹，是在人类对水的恐惧和依赖中，建起了人们对他的敬畏和崇拜。
大禹治水，没有来过东夷。东夷非逐鹿之中原，治国者不到这偏远的夷方来治水。有个人来到此地，原本有望在知府任上，治人与治水同步，建立业绩，在东夷的史册上留下一笔。可惜他到任时间太短【正史说是五月，传说是五日】，还是无所作为地走了。他是苏轼，大诗人苏东坡。宋元丰八年，宋神宗皇帝驾崩，因“鸟台诗案”遭贬，流放到岭南的苏轼，被重新起用，到登州任知府。登州府设在今天的蓬莱。
又浪漫又务实的苏轼，在登州任上短短的时间里，写诗作文，向仙境表达他求而不得的向往，条陈奏请，向皇帝禀报他的治世设想。他在同一天，向朝廷连上二状，一为榷盐：《乞罢登莱榷盐状》，一为水军：《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苏轼已经预见了东夷海防的隐患：“登州地近北虏，虽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及城下。”到了明代，戚继光在蓬莱建水城，治水军，抵御倭寇，证明了苏轼绝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假以时日，苏轼如能在登州为官时间长一些，东夷治水的历史，或许就会由东坡的如椽大笔亲自写下。
无奈，远古的大禹不来东夷治水，中古的良臣好官无暇在东夷治水，东夷水患便长期得不到治理，这方偏远之地的人民，便留下了深深的对于水的恐惧，这种恐惧形成了集体无意识，深潜在他们的种系繁衍中。东夷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发大水那年从大槐树底下搬来的”，谁知道发的那场大水，到底是“大槐树底下”的大水，还是东夷的大水呢？
东夷水患不止，单单大沽夹河有历史记载的４４０年间，就发生洪灾４０余起。据《福山区志》记载，仅大沽夹河清阳河段，就发生过１０次大的水患灾害。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庄稼种早怕水涝，
庄稼种晚随水漂，
一旦两夹见了面，
死逼关东路一条。
“两夹”指的是大沽夹河的外夹河和内夹河。
门楼水库是在内夹河中游建起来的。这座大【二】型水库，总库容１.４８亿立方米，控制流域１０７７平方公里。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工兴建，１９６０年５月建成。高峰时，福山、牟平、乳山的民工，再加上烟台市的驻军，共２万多人参加建设。开工不久，即进入冬季。那时候没有挖掘机，挖“导流沟”全凭民工一锨一镐刨挖。冬天的早晨，水面结了一层冰，温度降到零下五六度。民工们谁也不讲条件，跳进冰水里，挥镐便刨。“打板桩”也没有现在的器械条件，１０００多斤重的板桩，需要３０个民工一齐举起，才能将板桩打进地里。其时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艰苦。民工们晚上就睡在用草席搭起的四面透风的工棚里，下雪天草棚内外都是雪。民工每天每人的生活费仅有３毛钱，粮食每天每人自带１斤，国家补助１斤，其中细粮只有１０％，主粮就是地瓜干。水库建成以后，有人说门楼水库大坝是烟台民工用地瓜干垒起来的，令人想起陈毅元帅的一句话：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战争，建设，治水，治国，需要付出的是同样的代价，那就是人民的血肉之躯、忘我激情。
不错，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浮夸风，大炼钢铁，随后而来的自然灾害，大饥饿，让我们对那个年代的感情复杂难言，但是，有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该否定，那就是人民的建设热情。你可以批评浮夸，批评极“左”，批评冒进，然而你就是不能嘲弄崇高，不能嘲弄牺牲，不能嘲弄人民的建设热情。人民群众被极“左”路线瞎指挥号令着，把铁锅砸了，去大炼钢铁，他们是无奈盲从；他们千百年来遭受水患灾害，要从根本上治水，变水害为水利，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建设热情。１９５８年的大修水利应如是看待，后来的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应该如是看待。１９５８年大修水利，我们而今还在受惠。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整修了那么多土地，把薄地改造成良田。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也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获得了丰收。回首历史，总结历史的时候，全部肯定、全部否定的态度都不足取。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说一句话，应该说：东夷之水，是在１９５８年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
烟台市的水利工程，还有好多是１９５８年修建的。大型水库王屋水库、沐浴水库，中型水库勾山水库、里店水库、龙门口水库、城子水库等，都是修建于１９５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