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边防，为了防那些时时纵兵袭来的匈奴们。那些虎狼汉子在沙漠对面的蒙古高原虎视眈眈着。历朝在这儿都驻过兵，那些兵将们每天都在城墙上耀武扬威，他们的吆喝声早渗入了茫茫黄沙不知所终了，但那长城却客观上在日后的千年里成了最好的防沙屏障。
两千年的岁月早已将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汉长城削剥得所剩无几了，许多地方只剩下了一线浅痕。它们或毁于风沙，或毁于人力，或毁于战火。笔者曾到长城一带考察，发现许多农民竟然在刨那些长城上的土来垫圈肥田。在他们眼中，那些曾经是战争衍生物的“边墙”，是最好的肥田材料。虽然这客观上破坏了汉长城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但却跟“铸剑为犁”有着几乎相同的象征意义。
此后的凉州，成了东西文化的重要纽带，它东连兰州，可抵长安，西达新疆的西域诸国，两种文明由凉州开始了融合，并相得益彰了。冶铁、穿井等技术在西域得到了推广，丝绸开始西行并铺就了绿洲丝绸之路。西域的胡葱、胡萝卜、胡瓜、胡桃、胡椒等许多贴了“胡”字标签的特产开始流向东部。从那时起，无数的驼队驮着丝绸和各种文明，织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奇观。
东汉魏晋--风雨交加的岁月
随着岁月之河的流淌，时代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当然包括对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只是，我们不知道，那种开发，究竟算不算一种掠夺？经济确实在一天天繁荣着，但隐患往往伴随着繁荣。
东汉末年，王莽篡汉，无下大乱，窦融于公元23年携家来河西，就任张掖属国都尉。他广交豪杰，百姓归心。王莽败死之后，河西诸豪推窦融为大将军，管理河西五郡的事务。此时的匈奴，又开始强大起来，屡屡强兵压境。窦融除“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外，还大力发展河西的农牧业生产。他在张掖、酒泉置有“农都尉”，于公元32年又将郡级更名为“典农都尉”，专门负责河西地区的农牧业。
这段历史时期的治理和开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军屯，由军事长官直接负责军队的农业开发；一种是民屯，允许农民个体经营。据《居延新简释粹》中载：“秦胡、卢水土民……田民不遣。”说明此时的石羊河流域已有了定居下来专事耕作的农民。其农作物也有了麦、谷、米三大类，总计有二十多种。
东汉时，牛耕已普遍了，马除了用于军事之外，也有用于农事者。光武帝曾下诏保护耕牛，不得滥杀。《居延新简释粹》中也记载了窦氏大将军公元30年颁布的文告：“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不遣。”窦融于建武十二年奏事时，“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可见农牧业之盛况。光武帝也于公元28年，下诏于河西，严令吏民“毋得砍伐树木”，这对于防止石羊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36年，任延任武威太守，任职时间，置水官专理水利。据《后汉书·任延传》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经过政府多年的关注和开发，经过那些拥有着相对先进技术的迁民的梳理，石羊河流域变得十分富有。山头森林茂密，大地绿草成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富足之声，随着渐渐稠密的驼铃和马蹄声传向四方，多有心动而迁来者。不过，此时的迁，已不是汉武帝时刀兵的相逼了，而大多是欣然自愿来凉州的。此时的祁连山上的冰川和雪线仍很低，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诸多河流将大山的清凉送入那肥沃的绿洲，现名腾格里的那个沙漠也是绿苇摇曳，遍地绿色，湖泊四布，水鸟成群。即使在两汉间天下大乱时，凉州仍是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香甜的呼噜。《后汉书》称：“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诸地遭遇饥荒年时，更不乏携妇将子来凉州逃命的百姓和士人，“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者，归之不绝”。这些人汇入凉州，不仅仅增添了劳动力，更带来了他们承载的文化。所以，两汉之后，凉州便开始出现人文荟萃的局面，逐渐成为西部的文化重镇。现在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便是东汉时铸造的，即使把它放在当时世界的坐标系上，它仍然代表了顶尖级的水平。
正如成长的大树其阴影也会颀长一样，那开发带来的隐患已开始暗生。
大自然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灾难的魔影遥遥而来。
《资治通鉴·汉记》载，公元109年，凉州遭受了水灾和雹灾，许多地方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又载：“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公元107年，又发生了旱蝗饥荒，大量的农民外出逃荒。
据《通鉴》记载：公元143年9至11月，凉州“地百八十次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由于天灾频发，人祸遂生，百姓多成为流民，官兵亦混迹其中，史称“兵夷杂处，时有兵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地主豪强开始形成，《三国志·魏书》称：“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曹魏控制河西之后，开始平定动乱、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移风易俗、招怀流民，恢复个体小农的生产。
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徐邈任凉州刺史，在位期间，他治水有功。他禁厚葬，断淫祀，风化大行。据《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记载：“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毂，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税赋，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
西晋时期，石羊河流域各河流随石羊河名统称“谷水”、“南山谷水”等。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据《甘肃名人传记》载，他是安定乌氏【今平凉西北】人，是五凉政权之一的前凉的实际建立者。他励精图治，改进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因此，前凉吸引了濒于战乱的各族百姓前来避乱，河西成为当时北中国安定繁荣的福地。
据《前凉录》记载：“永宁初出为持节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分饮之礼。”
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的农业技术与中原诸地已相差无几。那种落后的蓄水浇灌法已被废除，代之以相对进步的引水漫溉技术；又出现了比二牛抬杆更为方便的一牛犁地的方式，耕播、犁地、耙、耱地等动作方式一应俱全，农业文明的气象俨然矣。
但我们还是从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中发现了不和谐，那便是频发的天灾告诉我们一丝不祥的讯息。我甚至认为，千年后的沙尘暴便是这个时期种下的恶因。千年后的某一天，一位伟人视察甘肃时，号召人们“种草种树”，而魏晋时的凉州，则是草泛绿波，翠树成荫。那时的风，也溢着绿意，人们根本看不到沙尘。人们目力所及的，是满山遍野的草树和牛羊，草不种而自生，树不栽而自活，自然环境相对和谐，景色十分美丽。但随着迁移和繁衍人口的增加，对这块土地的所谓征服也日渐加剧，流向下游的谷水开始变瘦，沙漠中的绿洲也越来越少了。
我曾前往腾格里沙漠中的那个著名的马场--邓马营湖。据说，这曾是西晋大将邓艾养军马的所在，故名邓马营。此湖在沙漠腹地，有很大的一片沃野，相传千年前的谷水也最终流入此湖，故此湖水草丰美，为魏国和西晋养育了无数膘肥体壮的军马。它们的铁蹄叩击着中原的大地，溅出无数的火星，令对手魂飞胆散。那时节，凉州的兵将如狼似虎。像董卓，虽臭名昭著，但无疑也是一代枭雄，他左右了东汉末年的朝政数年，要不是王司徒设下了连环计，谁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会有怎样的格局；像马超，率领着凉州人马，把曹操追杀得丢盔卸甲，靠换袍割须，才得以保命；邓艾更是英雄无敌，成为改变了那时的政治格局的功勋人物。
那时的凉州，真是雄风无限，故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初邓马营湖的景色，成群结队的军马风一样呼啸着来去，水草繁茂，映绿天空。沙鸡子、长脖雁、野鸡、野鸭等各种鸟类点缀其间，鸣啾出壮美的大自然交响乐。沙米、梭梭、沙蒿、锁阳、苁蓉等诸多沙生植物像地毯一样铺在沃野之上。那时，上游来的河水带来了大量的泥土，把这块沙漠洼地沉淀得丰美无比。我进入邓马营湖的时候，这儿已经不像沙漠，而被人们称为湖区。这儿有无数来拓荒的人们，其中有许多占地者。他们只是圈下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通过一些必要的手续，将它们划入自己的名下，而不去耕种。除了一些庄稼，我已经看不到自然的绿色了。稍一践踏，那些裸露的土便像面粉一样细腻。它们都成为沙尘暴的重要原料。在京城肆虐的黄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邓马营湖。
牧人们、猎人们、农民们，既是湖泊的受益者、开发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可以说，石羊河--谷水--流域后来出现的恶化，从魏晋前后的人类开发它的时候，就开始了。
无论人们怎样号召“种草种树”，它已经很难再回到当初了。除非人类的贪婪之心渐息，开始真正爱护大自然，而不是搞所谓的征服。
7.破碎的水波--五凉时期
三国时曹魏统一北方后，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使“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但此后，武威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先后为几个割据政权所控制。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先后建立政权，并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下，对水利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生产力水平高下不一，兴废不定，其发展轨迹虽忽高忽下，但总的趋势，在治水史上呈低降态势。
随着谷水新的流淌，大凉州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叫“五凉”的时期。五凉者，雄踞于凉州的五个割据政权也。其分别为：前凉，张轨建立；后凉，氐人吕光建立；西凉，汉人李暠建立；南凉，鲜卑秃发氏建立；北凉，沮渠氏建立。
五凉时候，石羊河流域成了一个大舞台，各种演员都粉墨登场，将这块大好河山点缀得热闹非凡。
这几乎是凉州历史上最热闹的时期，红脸黑脸，各呈其妙；刀光剑影，无时不有；杀声震天，血光四溢；诸类旗帜，此降彼升。相对安静的，只有石羊河的水流声，仍是那么从容淡定。它将所有登上那舞台的演员都当成了自家的儿子，无论他们是善是恶，是俊是丑，它都向他们奉献出自己甘甜的乳汁。
前凉张轨是前凉的实际奠基人，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臣属东晋的司马氏。到东晋345年，张骏始称“假凉王”。五凉统治者敦崇儒学，振兴学校，重视人才，优礼士人，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民间讲学和私家著述。五凉文化因此名重一时，影响深远。无论在经学、儒学，还是史学均有一时之秀。佛学上更出现了鸠摩罗什、昙无忏这样的大师。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便始于前凉。《西凉乐》也是五凉音乐的代表，后来传入唐室宫廷，盛极一时。
石羊河水滋润了辉煌的五凉文化，这是凉州文化的黄金时期。张轨一门祖孙，经营凉州40多年，励精图治，那时谷水流域富甲西北，安乐无比。其时，四方周边地区往往战乱频发，血流盈池，民不聊生。公元317年，长安遭兵灾之苦，当地死于非命者极多。百姓和士人将凉州视为避难之所，时人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成群结队，拥向安乐窝中的凉州。因人数众多，旧城无法安居，张轨便在姑臧城西北新设武兴郡，安置难民。之后，张轨之子张茂，建筑了“内苑城”和“灵钧台”；再之后，张轨之孙张骏，在姑臧城东、南、西、北四面建筑了“四箱城”：“又增各城厢，各千步。东城植果园，命曰讲武场，北城植果园，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凉州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北魏文学家温子升作《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后人岑参也诗曰：“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种和平盛世，也招来许多文人，为凉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凉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已在中原战火中绝迹的文化，它们后来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凉之中，除前凉张轨外，西凉李暠也对治水作出过贡献，他除了组织大量的军屯之外，还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晋书·李玄盛》中说：“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遂“刻石颂德”，一派繁荣景象。近代出土的反映西凉的诸多壁画中，农林牧桑，皆兴旺发达，其中便有屯垦放牧的场面。史书遂称李暠“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故年谷颇熟，百姓乐业”。
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北魏，它对凉州制定的发展政策最符合历史潮流。北魏在凉州地区非常重视畜牧业，并在凉州建立了官营牧场。《通鉴·宋记》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魏欲征河西，河西首脑沮渠牧犍便贿赂北魏大臣李顺，想借此阻挡北魏的铁蹄。李顺常到凉州，熟悉凉州情况，但他却编造谎言说：“自温圉水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要是出兵，会人马遭遇干渴之险。另一个大臣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魏太武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亲率大军，进入河西。果然，随处可见流水青山，牧草丰茂，牛羊遍野。那姑臧城外，更是沟渠四布，泉水流溢。魏太武帝大喜，斥责了李顺等人，并改变战略，以发展畜牧业为主。《魏书·食货志》称：“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魏将所有被俘虏被征服者编为牧户、牧子，课其畜牧，建立官府牧场，命他们常年养马200多万匹，养骆驼一万多峰，牛羊等杂畜则多得无法计算。
北魏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凉州。凉州大马，使其拥有了当时无敌的骑兵。公元429年，魏军穿越腾格里大沙漠进入河西时，就俘获了战马100多万匹，牛羊不计其数，从而保证了它其他征战的胜利。北魏开辟了河西牧场之后，因其顺应自然，“退耕还牧”，石羊河流域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原之地的战马供给地，牛羊皮毛也供给甚多。
北魏官办牧场很是成功，影响深远。后来，隋朝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也认为在河西与其屯垦，不如发展牧业生产，“以畜牧为事”，则对国家有更大的益处。可见，这些统治者还是有眼力的。
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出现了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实行均田制。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规定，凡男子十五成丁之后，政府授以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因为要休耕，两年轮休的【二圃制】加两倍，即男子80亩，女子40亩；三年轮休的【三圃制】按规定的三倍授予，即男子120亩，女子60亩。同时规定，男子要授予桑田20亩，要求在其中种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