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村的“难民们”提前成了三峡移民。一项“就地后靠”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就在他们毁灭的家园废墟上热火朝天地干开了。因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设家园，因为有刚刚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长江村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但在一个连乱石都找不见的岩体上造田种地，谈何容易？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土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又在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又要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进行新的家园建设。于是，长江村人又默默地在原来的那块“治理滑坡，保持水土，重建家园”的标语后面加了4个字：“安置移民”。
长江村人民是勇敢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们的精神不朽。我到三峡采访，途经他们那儿，站在大江的轮船上，就能看到那块巨大的标语，尤其是“安置移民”4个字特别醒目。
我后来得知，长江村人在这几年又根据三峡工程确定的淹没水位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填补了将来水库淹没的农民耕地所需。
“长江村精神是真金！”李伯宁对新滩镇长江村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0年后，接替他职务的原湖北省省长、时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言，来到新滩长江村，见了当地人民在昔日光秃秃的岩体上开垦出的一片片柑橘林后，心潮澎湃，久久无语。
“是真金，长江村人创造了三峡移民的真金精神。”郭树言在返程的路上，无数遍地说着这句话。
李伯宁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后，全身心投入了移民的试点工作，并在李家坡和长江村干出了一番卓著成绩，同时又趁热打铁在库区迅速铺开了“开发性移民”的试点，可谓有模有样，热火朝天；总部设在宜昌的“三峡省”筹备组的同事们也似乎有了名正言顺说话与干事的份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伯宁从北京得到了一个很快要结束“三峡省”的消息：中央准备修改原三峡蓄水150米的方案。
李伯宁是水利专家，他明白中央决定修改“150方案”就意味着整个三峡库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的“150方案”，指的就是未来的三峡库区蓄水水位将基本确定在150米。关于三峡库区蓄水到底应该在多少米较为合适，早有争议。1958年“成都会议”后，具体实施长江开发管理的“长办”对三峡大坝到底要修多高，工程规模到底要多大，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综合效益有多大，移民数量有多少，总投资应该是多少等等关键性问题作出综合考虑，向中央提出了蓄水185米、190米、195米和200米等四种方案，并表明他们倾向于200米方案。
“蓄水200米需要动迁多少移民？”
“大约200万。”
“太多了。这么大的数字会影响整个工程和国家的稳定的。”中央很快否定了“200米方案”，这中间当然也有工程投资量的问题，但更多考虑的是移民问题。
“长办”只好收回方案。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制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兴建三峡工程也在考虑之中。从国力和移民数量等因素考虑，“长办”奉命按“150方案”即蓄水150米向中央编写三峡工程报告。
1984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150方案”，大坝的高程也被确定为165米。
“这怎么行？闹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结果跟我们重庆啥子关系都没有呀！不行！我们不同意！再说这‘150方案’无论从蓄水防洪还是从航运角度考虑，都不是理想的方案。我们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城市，眼看着三峡水库到家门前却又够不着，这算哪门子的事嘛！”重庆人开始吵吵嚷嚷起来。
这也难怪，从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堂堂西南“第一城”，原想等候三峡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
重庆人自然不干了！
问题是“150方案”确实不是个理想的方案。既然在长江的三峡建大坝，结果建个不到位的大坝，该防洪水的不能保证“百年一遇”，该多发电的却不能多发电。“150方案”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可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呀！最不能接受的是三峡工程“150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这个位置十分不利，实际上把作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港置于库区之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由于整个川江航运通过重庆港的货运量占80％以上，重庆以下不到20％，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将影响到华中、华东地区的燃料和原料供应。重庆人因此建议三峡正常蓄水应在180米，其投资、淹没、移民比“150方案”均有一定增加，但综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决川江航运问题，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国力又能基本胜任。
中央对重庆的意见十分重视，一方面派李伯宁担当重任，筹备“三峡省”，另一方面组织了14个部门的108位专家，重新论证正常蓄水150、160、170、180米四种方案，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认为170～180米较为合适。
重庆人听说后好不兴奋。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就在中央有意确定正常蓄水170～180米之间的方案时，国内反对三峡上马的呼声又占了上风。
重庆人好不心凉。
“真要确定到170～180米蓄水的话，你们重庆地区的移民可就大了！你们的牺牲也就跟着大不少啊！你们有决心扛得起这份牺牲吗？那么多移民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激烈争论，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问重庆市领导。
“我们愿意为170～180米的蓄水方案付出代价，而且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重庆市领导坚定地回答。
中央领导欣慰地点点头。
此间，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专家论证基本结束，时间是1989年2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根据论证报告重新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重庆市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是它明确了专家们的结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二是关于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重庆人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在这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特别推荐了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即日后被中央接纳的如今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体原则：“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一级开发”，即为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市的630公里江段为一级开发，中间不再修建其他水利水电枢纽；“一次建成”，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坝一次建到坝顶高程为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库蓄水不是一次就蓄足正常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于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下口，库尾淤泥积沙不致影响重庆港区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个对库尾回水变动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和验证的时期；“连续移民”，说的是从准备工作开始，库区移民即分期分批地连续进行，中间不停顿。这项凝聚了党和全国人民心血的新方案是一个更加有利于千秋大计的英明决策。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使重庆直辖市的诞生进入了“十月怀胎”期。
此刻的重庆，真是喜上加喜。刚刚迎接百年开埠的山城人民，都在议论“直辖市”的名分。
重庆人渴望得到这个名分已非一日。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府，重庆人有理由在三峡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显示她的赤诚。尤其是对待移民问题，重庆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非他人可比。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一样，重庆从来就以她宽阔的胸怀，接纳和融合着来自各方的儿女，使漂泊四方的儿女们能在这里安身栖居，繁衍生息，编写历史的动人的华章。
几乎可以这样说，重庆的每一页辉煌历史，都与移民联系在一起。远可说到曾为中华民族创下“惊天地、泣鬼神”古文明史的巴人，那时重庆作为巴国之都，是何等的气派！随后的秦人入川，使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移民史。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人灭巴周，本来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但另一方面由于“秦氏万家”入巴蜀，促进了当时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原文化的渗入，极大推动了落后的巴蜀部落的变革。之后的“湖广填四川”，又使重庆成为中华民族第二次大移民的“中转站”。可以说，没有这一次重庆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天府之国”不会来得这么快。“湖广填四川”不仅仅是一次大移民，而是延续几个世纪。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重庆府人口已有11万户，占四川省的五分之一。重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充当着“天府之国”的乳母。20世纪30年代，东方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他们把善良而贫穷苦难的中国人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重庆再一次挺身而出，成为国难时的中国的陪都。这一次的“大移民”则使重庆奠定了作为西南最大都市的地位。
重庆注定因为移民而辉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后人虽然对它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它对重庆发展的促进是无可置疑的。
重庆就是这样注定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值得记载的“大移民”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与21世纪相接的三峡工程建设，又一次因“大移民”而使重庆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直辖市--这不是所有的华夏人可以享受的待遇。
重庆人能不为它激动和欣喜，梦想与渴望？！
但中央的态度呢？老领导人邓小平的态度呢？急切等待消息的重庆人明白一件事：重庆要成为直辖市，中央的态度、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态度最关键。重庆人对邓小平的感情也许比谁都深，因为邓小平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任“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办公所在地就在重庆】。“老领导”--重庆人这样称呼邓小平不为过。
是啊，“老领导”的态度对中央和人大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谁都知道。
1992年，重庆人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老领导”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虽然没有听到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提到重庆的事，但重庆人照样兴奋不已，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维0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重庆人的潜台词是：中国现代化既然需要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想上、想上好、想名垂千秋万代，重庆的直辖市问题就必须解决！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
重庆--移民，移民--重庆。重庆要发展，重庆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移民，而移民的崛起和发展同时又推动着重庆的发展，这是重庆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伟大的三峡工程终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现实时，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把重庆建设的历史机遇告诉了当代人。
一句话，重庆的命运连着移民，重庆的今天和未来与新一次的百万移民连在一起。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在西方世界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光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四川省需要“分解”。然而，习惯了“多子多孙”和“天大地大权力大”等传统理念的历朝历代中国人，能接受这种“分家”吗？四川省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有时比中央任何一位领导的意见还重要。因为“分家”和“分权”带来的复杂问题，如果没有主要当事者的配合，一切后果都可能是“掏糨糊”。
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的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为重庆成为“直辖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二位当家人的宽阔胸怀，重庆也许不会像现在发展得那么突飞猛进。
江总书记、李总理：
你们好！
十四大以来，四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无论经济建设、社会文明、民主法制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感受到你们对四川的关怀和帮助，这是四川进步的根本原因。每念及此，无不万分感激，决心竭尽全力，奋发图强，不辱重任。
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加之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地理差异极大，很不平衡，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存在母系社会，尽管我们随时想努力把中央各项指示，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时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忙不过来。我们思考再三，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四川省和重庆市，改重庆市为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黔江、万县、达县四个地市划入重庆。新四川约八千万人口，新重庆约三千万人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在新成立的重庆市，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作为中央的试验区。以上设想，妥否，请指示。
再次问好！
谢世杰
肖秧
1995年12月9日
这是一封我们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之间的私人信件，但同时又是一个地方党组织和一级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份请示报告。它是重庆成为直辖市的第一份正式的历史文字材料，极其珍贵。由于谢世杰、肖秧两人的推动，加快了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步伐。
重庆人应该向这两位领导人致敬，尤其应该记住积劳成疾而不幸早逝的肖秧同志，他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