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著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於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於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於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於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於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於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於张巩等不见成功，於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於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於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
1、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九月甲子朔。） 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灭伤赈贷多出省仓，切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赀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豫给，令随税纳斛斗，（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八字。） 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次科收熟日纳。（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 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 因可迁官。劝诱今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如修。盖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案：原作“籴”，误。） 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赴时趋事，而兼？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穀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执政，出一卷书付条例局曰：“此青苗法，诸君熟议之。”以检详文字苏辙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广廉者，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安石遂请行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寻乃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命广廉等为之。条例司又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结，随纳斛斗；其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纳钱者，皆听从便。仍遣官提举，从时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乃复推行其法於诸路。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王安石独奏事，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何如？”安石曰：“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又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食货志》：“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之河北，安石乃决意行之。”《苏辙传》同，《东都事略·苏辙传》亦作河北转运王广廉。《宋史·王广渊传》，庆历中，上曾祖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自以进士得官。是广廉乃广渊之弟。熙宁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广廉其一也，不闻为河北转运。且陕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转运岂得散钱陕西？盖广渊欲行青苗，援李参之事以请，遂讹为行之陕西。安石尝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是知附会青苗者广渊也，非广廉也。窃以《长编》考之，毕氏此说恐未足据。《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马光云：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曾公亮初欲差权，王安石以为广渊在京东宣力，当正除。据此两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广廉此时已为河北、陕西提举官，而广渊则於二年犹知齐州。三年始由京东改河东，是广渊非特未至陕西，更未尝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二年在齐州条奏置义仓，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义仓是储积，青苗是放散取息。据《十朝纲要》：二年七月乙丑，罢义仓法。则广渊所行之义仓，本与广廉不同。《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本不误。毕氏乃专据《王广渊传》以疑《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恐非也。盖《宋史王广渊》偶误，而《食货志》、《苏辙传》犹见其真。况《宋史》无广廉传，又安知广渊传非广廉传之误作广渊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广廉，洵为不误，而毕氏《通鉴》、徐乾学《通鉴》，凡广廉尽改广渊，恐失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