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盛于五代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汉书。隐帝纪》：“乾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五代会要》云：“汉乾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按：《会要》所采多《薛史》，此亦《薛史。周本纪》文，今本《薛史》辑自《永乐大典》，原文本多残缺，故《会要》所引周汉事亦较《薛史》为详，或亦《薛史》原文也。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字样》一卷，开成丁巳岁唐元度撰，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开成中，翰林待诏唐元度加《九经字样》，补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后周广顺三年，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样》各二部。”按：应麟所记与《会要》微有不同。《会要》言田敏所进为《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而应麟谓田敏合二者为一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九经字样》一卷，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是振孙所见旧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自为书，未尝合编也。应麟称引，与《会要》、《书录》皆不符，非《中兴书目》之误，即所见为流俗本也。）“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按：显德二年，周世宗即位之二年也。疑亦《薛史》旧文。）当五代兵戈ㄈ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其嘉惠士林，固有足多者。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传》云：”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贯休《禅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昙域后序，称“检寻藁草及ウ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可见其时刻板风行，举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今和凝仅传《宫词》、（《宋朝类苑》（殿本薛史本传？⒁？：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今世传韩《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ぷ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ぷ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疑狱集》（四卷。《四库全书。法家类》著录云：“五代和凝与其子{囗囗}同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囗囗}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而贯休《禅月集》，乃裒然有二十卷传世，则固有幸有不幸也。若其时诸书刻本，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环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
唐天刻书之伪日本水野梅晓行笥中，有《文选。归去来辞》，卷尾刻“大唐天二年秋九月八日馀杭龙兴寺沙门无远刊行”字一行。德清傅云龙《纂喜庐丛书》中刻有此种残本，黎庶昌跋盛称之。据岛田翰云，是彼国大坂西村某赝刻三种之一。三种者：一延喜十三年《文选》，一即《归去来辞》，一忘其名。用写经故纸，集写经旧字活字摆印。水野所藏，正是此种。傅、黎当梯航四达之时，而犹受欺如此，则又无怪钱遵王以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当高丽本，而诧为书库中奇宝也。
刀刻原于金石凡物之初，无不简朴。草衣卉服，而后有冠裳；巢居穴处，而后有宫室；尊А饮，而后有樽；结绳画卦，而后有文字。惟刻工亦然，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汉书。东方朔传》：奏三千奏牍。此古人公牍用木刻字之证。又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舜典》二十字，此亦木刻之仅存者。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汉印亦然。今之所谓单刀法者，即当时刻印字也。）划然二途，各有体也。汉末，蔡邕书《九经》，刻石鸿都太学，是为以石刻经之始。自后魏三体之《尚书》、《左传》，唐石台之隶书《孝经》，皆在开成十二经之先，以其时未知刻版之利便也。唐开元御书《道德经》，今易州石刻乃其旧本。以石刻子，殆始于此时。然实胚胎于六朝峪石幢之刻佛经。盖魏晋以后，佛老大行。其刻《道德经》，乃重释老，非刻诸子也。故论有唐一代文治之盛，全在初盛之时。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柳比《训序》所云，蜀时书肆，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可见当时蜀刻之广。迨乎末造，五季雕匠人役，学有专门。《六经》、《文选》大部书，亦遂层出不穷，非复墨扌纸钞之多所濡滞矣。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衤票背，费亦不赀。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吾尝言汉儒以后有功经传者三人：一为刘歆，一为蔡邕，一为冯道。有刘歆之《七略》，班固乃得因之为《艺文志》，于是经师不传之本，可以睹其目而知其人，此功之至大者也。其次则蔡邕之刻石，俾士人得睹全经。冯道之刻板，俾诸经各有读本。两庑特豚之祀，与其为语录空谈之儒所窃据，何若进此三人之餍人心志哉！虽然，此三人者，一则臣事王莽，一则失身董卓，一则为五姓恩荣之长乐老。至今为人口实，不得稍为之宽假。是则出处之际又不可不自审已。
板本之名称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据此而论，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内列有晋天福铜版本，此板本二字相连之文。然珂为南宋末人，是时版本之称沿用久矣。）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囗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昔顾涧跋《蔡中郎文集》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其人荛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毋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欺人耶？敢书此以质荛翁。”跋载《黄记》。荛翁有此门下，亦可谓失传衣钵矣。同年友某尝与吾笑谈，谓平生不知板本，但见其书有字即读。吾戏语之曰：君所读书皆无字，是亦各明一义矣。
版片之名称《陆志》有元冯福京《昌国州图志》七卷，福京跋后有字数行云：“《昌国州图志》板五十六片，双面五十四，单面二，计印纸一百零十副，永为昌国州官物，相沿交割者。大德二年十一月长至日毕工。”《缪续记》有元赵氵方《春秋属辞》二十五卷、《春秋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二卷，后有洪武元年程性谨书云：“右《春秋属辞》二十五卷，序目跋尾共该板三百二十三片。《左氏传补注》十卷，共该板一百片。《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共该板六十九片。总计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义塾奉命以是书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计会廪膳赋输之馀，誊本鸠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学黄权视工。”此板之称片，习见于元明诸书。而明《南雍经籍考》之载板片数目，盖相沿久矣。
刊刻之名义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曰雕、曰新雕、曰刊、曰新刊、曰开雕、曰开板、曰开造、曰雕造、曰镂板、曰锓板、曰锓木、曰锓梓、曰刻梓、曰刻木、曰刻板、曰木、曰绣梓、曰模刻、曰校刻、曰刊行、曰板行，皆随时行文之辞，久而成为习语。其曰雕者，《瞿目》宋刊本杜佑《通典》二百卷，一百五、六、八、九卷末有“盐官县雕”是也。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其曰刊者，《瞿目》影宋钞本《作邑自箴》十卷，末有“淳熙己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其曰开雕者，《黄书录》宋绍兴九年刻《文粹》一百卷，末有{开木}刻地名年月官衔，云“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是也。其曰开板者，《张志》、《瞿目》影宋本《圣宋皇新乐图记》三卷，后有“皇五年十月初三日奉圣旨开板印造”二行是也。其曰开造者，《陆志》影宋本《建康实录》二十卷，后记“江宁府嘉三年十一月开造《建康实录》，并案《三国志》、《东西晋书》并《南北史》校勘，至嘉四年五月毕工”是也。其曰雕造者，《瞿目》影钞宋本孙《律》十二卷《音义》一卷，末有“天圣七年四月日准敕送崇文院雕造”一行是也。其曰镂板者，《瞿目》宋刊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元囗元年十月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是也。其曰锓板者，《瞿目》影宋本《补汉兵志》一卷，有嘉定乙亥门人王大昌跋，别行记云“大昌于是年九月锓板漕廨，益广其传”是也。其曰锓木者，《瞿目》宋刊本《汉隽》十卷，末有嘉定辛未赵时侃题记云“访求旧本，再锓木于郡斋”是也。其曰锓梓者，《黄书录》、《丁志》宋刊本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子跋云“锓梓溧阳学宫”是也。其曰刻梓者，《天禄琳琅》一宋廖氏世纟采堂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末有印记曰“世纟采廖氏刻梓家塾”是也。其曰刻木者，《张志》乾道丁亥会稽太守洪适刻王充《论衡》三十卷，云“刻之木，藏诸蓬莱阁”是也。其曰刻板者，《黄书录》宋刊本《产科备要》八卷跋云“淳熙甲辰刻板南康郡斋”是也。其曰囗木者，《杨录》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五十卷，有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牌记云“不欲私藏，庸囗木以广其传”是也。其曰绣梓者，《张志》宋刊本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末有淳庚戌诸王孙希氵静跋云“属泮宫以绣诸梓”是也。其曰模刻者，阮氏文选楼仿刊宋《绘图列女传》卷八，末有白文墨地木印记云“建安余氏模刻”是也。其曰校刻者，《张志》、《钱日记》宋蔡梦弼刻《史记》一百三十卷，《三皇本纪》后有“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是也。其曰刊行者，《缪记》宋魏仲立刻本《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目后有牌子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是也。其曰板行者。《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卷终有图记二行云“瞿源蔡潜道宅板行”是也。其余官书，有曰校勘，有曰监雕，有曰印造。坊塾刻本，有曰校正，有曰录正，有曰印行。皆刊刻前后之职，亦因事立名，各有所本。在唐末、宋初习见者，曰镂板，《宋史。毋守素传》“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六帖》镂版”是也。曰雕版，唐柳比《训序》言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是也。曰印板，宋王溥《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是也。盖镂板、雕板、印板皆当时通俗之名称。其写样本，则曰篆板，《旧五代史。和凝传》“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是也。其印行本，则曰墨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是也。元明坊刻习用者，多曰绣梓，《陆续跋》《新刊惠民御院药方》二十卷，末有“南溪精舍鼎新绣梓”八字。《杨录》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目录后牌记有“近因回禄之变，重新绣梓”等语。《杨志》、《杨谱》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方木记云“建安郑氏鼎新绣梓”。《孙记》元版《唐诗始音辑注》一卷、《正音辑注》六卷、《遗响辑注》七卷，目录后有木长印云“建安叶氏鼎新绣梓”。（按：此非元版，盖入明后刻版。）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胜代至今四五百年，书坊刻书，皆曰绣梓，亦有用新刊字者。知此类字通行日久，习而相忘，宜其不知有雕、镂、锓、等字之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