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观之,南怀瑾先生逐一解读儒、佛、道三家圣哲对水的赞语,读出了不同的深意:儒家精进利生,道家谦下养生,佛家圣净无生。一水犹如三面古镜,观照人生的不同趋向,何时何地应当何去何从,某时某刻应当如何运用宝鉴以自照、自知、自处。
先生的道理深不可测,即是告诉人们观水学做人的道理。该如何做?前文讲到“心如止水”,这只是人心的一种状态,即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和其光,同其尘,愈深邃愈安静。另外还可从水身上学到:至柔而有骨,执著能穿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齐心合力,激浊扬清,义无反顾;灵活处世,不拘泥于形式,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器而变,因机而动,生机无限;清澈透明,洁身自好,纤尘不染;一视同仁,不平则鸣;润泽万物,有容乃大,通达而广济天下,奉献而不图回报。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尽数于己身发挥出来,且得当运用,几乎可达到完人的境界,此乃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最佳诠释。虽不易做,也要勉励追随。
入世:圆融待人,进退自如
物来则迎,过去不留
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博弈,是利用现实,还是为现实所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便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广泛应用。
最早提出“中庸”的其实是庄子。《庄子·内篇·齐物论》中讲:“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有人说,子思的《中庸》便是依据庄子“中庸之用”的思想而来,究竟是否如此,也未可知。南先生在解释庄子“庸”的作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并非是主张完全不用,还是应该用,用而恰当,用而适可,并且庄子在下面就有“用”字的解释,即“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由此观之,《中庸》的来源差不多也有这个意思。
南先生还说,庄子所处的动乱战国,许多人对于现实都抱有同样的思想——逃避现实。然而现实是逃不开的,只有想办法,善于用现实,不被现实所用,才能安身立命。用得好,便是“庸”;用得不好,就变成后世所谓的“庸碌”。“庸”不是马虎,不是差不多,是“得其环中”,恰到好处,最高的智慧到了极点,看起来很平常,但“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现实本就不尽如人意,如何在博弈中取胜,就成了人生必须掌握的智慧,“用”好现实中的一切,即便是苦难和挫折,便可通达天地,领悟“中庸”。
有一个青年,出生于贫寒农家,侍弄过庄稼,做过木匠,干过泥瓦工,收过破烂,卖过煤球,曾经感情受挫,官司缠身。他独自闯荡,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总遭受别人鄙夷的眼光,但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热爱文学,写下了许多清澈纯净的诗歌。曾经有知情者疑惑,这样清澈的文字居然出自于一个痛苦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人笔下,对此,他解释:“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人家家都储粪。小时候,每当碰到别人往地里运粪时,我总觉得很奇怪,这么臭这么脏的东西,怎么就能使庄稼长得更壮实呢?后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我都发现自己并没有学坏,也没有堕落,甚至连麻木也没有,就完全明白了粪和庄稼的关系。粪便是脏臭的,如果你把它一直储在粪池里,它就会一直脏臭下去,但是一旦它遇到土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和深厚的土地结合,就成了一种有益的肥料。对于一个人来说,苦难也是这样,如果把苦难只视为苦难,那它真的就是苦难,但是如果你让它与你未来世界里最广阔的那片土地去结合,它就会变成为一种宝贵的营养,让你在苦难中如凤凰涅槃,体会到特别的甘甜和美好。”
年轻人所说的正是人与现实的博弈关系,土地能够转化粪便的性质,心灵同样可以转化苦难的流向。升华与堕落,都在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面对苦难的现实,他的笔下流淌的竟是美丽纯净的歌:“我健康的双足是一面清脆的小鼓,在这个雨季敲打着春天的胸脯,没有华丽的鞋子又有什么关系啊,谁说此刻的我不够幸福?”
南怀瑾先生经常讲,人生只有十二个字:“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人活一世,过去的种种因由都在牵绊着人们,即使看得破,也不一定能挣脱,但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难行也得行,难忍也得忍,才能在过程中积累更多的能量。而突破痛苦的方法就是以“中庸”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物来则应,过去不留”。面对它时便勇敢面对,它走时也不必留恋,不近不离,不舍不弃,心中藏有是非,举动毫不挂怀,不被物质所打垮,不被环境所诱惑,我还是我。这便是那些古代圣人先贤所达到的境界。
孔子曾说:智慧的人爱水,仁德的人爱山。孔子之所这样说,是因为因为智慧的人活跃,什么事都看得开,有水灵动和随形的特点;仁德的人沉静,能坚守自己,有山肃穆稳重的特点。所以,智慧的人永远是快乐着的,仁德的人善养气能够长寿。山、水的存世方法,无不体现中庸之理,所以圣人快乐而长寿。人如果也能深谙中庸之理,相信美好的乐、寿的生活就在不远处。
危行言逊才是不倒翁
以“谨慎”著称,在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人物恐怕就是诸葛亮。南先生以一副对联来说诸葛亮的戒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宋代的一个宰相,小事马虎大事却从不糊涂,是个非常精明的人;而诸葛亮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
孔子曾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通常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人们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不然则会引火上身。南先生也一再强调为人处世要危行言孙(逊),也就是行为举止要谨慎,如履薄冰一般。虽然南先生强调谨小慎微,但他却将谨慎与小器区别开来。人谨慎可以,绝对不能器量窄小。
在“危行言孙”方面做得极好的历史名臣便是中唐名将郭子仪,南怀瑾在“谈典论人”时,写下《能进能退的郭子仪》一文,咱郭子仪善用黄老。
中唐时期,郭子仪位高权重,一直被朝中很多人视为眼中钉。唐代宗大历二年十月,正当郭子仪领兵在灵州前线与吐蕃军拼杀的时候,鱼朝恩却偷偷派人掘了他父亲的坟墓。当郭子仪从泾阳班师回朝时,朝中君臣都捏了一把汗,料他回来不肯和鱼朝恩善罢甘休,会闹得上下不安。郭子仪入朝的那一天,代宗主动提了这件事,郭子仪却躬身自责,说:“臣长期带兵打仗,治军不严,未能制止军士盗坟的行为。现在,家父的坟被盗,说明臣的不忠不孝已得罪天地。”君臣们听了,都由衷地佩服郭子仪坦荡的胸怀。
郭子仪心里明白,自己功劳越大,麻烦就越大,就是当朝皇帝代宗,也会对自己有所顾忌。所以他处处谨慎小心,以求自保。每次代宗给他加官晋爵,他都恳辞再三,实在推辞不掉,才勉强接受。广德二年,代宗要授他“尚书令”,他死也不肯,说:“臣实在不敢当!当年太宗皇帝即位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后来几位先皇,为了表示对太宗皇帝的尊敬,从来没有把这个官衔授给臣子,皇上怎能因为偏爱老臣而乱了祖上规矩呢?况且,臣才疏德浅,已累受皇恩,怎敢再受此重封呢?”代宗没法,只得另行重赏。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进出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进行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军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边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有贤相伊尹、汉朝的大臣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妨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光明正大可以为自己澄清许多事情。他的政治眼光和德行修养,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之后修炼而来。最后郭子仪享年八十五岁,子孙皆为显贵。
南怀瑾先生感叹郭子仪的一生时说,历代历史上的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太难而特难。先生的言下之意即是说,郭子仪最善此道。所以回过头再看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他的确深谙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之法。只可惜的是,孔子一生言论常作为后世人的存世经典,儒家所提出的中庸之道至今甚至广为在世界传播,然则孔子本人却不善处世,处处碰壁。可见,有时话虽如此说,人却未必能尽数做到,世人只有尽量谨言慎行,低调做人,才能较易明哲保身。
趋进退止,方圆自若
“方圆”是由老庄的道学中得来,与儒学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的妙处。南先生常说,学问是不分家的,儒、道、佛没有几家之分,它们迟早是会趋于联合成一个大文化。
道家、儒家均讲,方圆与中庸都需要深浅有度,太过圆滑,便是狡猾厚黑。庄子曰:“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这句话是庄子的应世良方,意思是内心保持真心、真情,崇尚道义,但行为上却顺从圆润。内刚外柔,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庄子虽然讲方圆,但他的方圆却有尺度,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任人摆布。就比如与一个人在一起,可以跟他很亲近,但是自己的内心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就是随和而不随便,这才是处世待人的最好方法。
南怀瑾先生说,内方,外圆,人们都很难做到,即便做到了也要关注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不能深入,恰到好处。“和不欲出”,自己内在心地要光明磊落,保持端正和平,但外表不能显露。
事实上,外圆内方,并非老于世故、老谋深算者的处世哲学。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是方法;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船头不是方形而是尖形或圆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人生也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生活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事计较、处处摩擦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结果。
老庄的理想道德是自然,是天地,天圆地方;孔子的理想道德是中庸,是适度,是不偏不倚。外圆内方、深浅有度是一门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使人们在正义和生活的天平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精通方圆之道的,不只郭子仪等辈,南先生还提到了冯道这个人。此人身处唐末五代时期,当时皇帝换来换去,国家动乱,胡人乱华。每当一个朝代发生变动,冯道都会被请去辅政,他成了时代的不倒翁,直到七十三岁才死,简直是个奇迹。南先生说,他读了历史之后,由个人人生的经验和读史的体会得出了结论,冯道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如果说太平时代,冯道能够在政坛不倒或许不稀奇,但在乱世中不倒就是本事。先生由衷地赞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冯道一生,曾事四姓、相六帝,在时事变乱的八十余年中,始终不倒,令人称奇。首先,此人品格行为炉火纯青,无懈可击,清廉、严肃、淳厚、宽宏;其次,深谙方圆处世之道,深浅有度,中正平和,大智若愚。冯道曾写诗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言辞中尽显其戒骄戒慎、游刃有余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