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竟也有UFO
UFO——空中不明飞行物，就是我们常说的飞碟。对于它的真实存在，人们说法不一。然而这令人争执不休的怪诞神奇之物，在中国古代就已有颇多的记载。
古籍《晋阳秋》中记载：“有星赤而芒角，由东北西南投于亮（诸葛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这颗发着光，从东北到西南，往复行走的“星星”被人们看做是不明的飞行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飞碟”，它被认为是关于飞碟最早的记录。
我国著名诗人苏轼同“飞碟”也有着不解之缘。“是时江月初生魄，二重月落光深黑。江心似有炮火明，飞焰照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让，非鬼非人竟何物？”这一首《游金山寺》正是苏轼在某一夜间见到一发着光亮的物体降于江中所写，这一“非鬼非人”之物不仅引起苏轼的迷惘，直至今日，人们也疑惑它究竟为何物，不过它发着强光、陨落的特征倒和现代人们所说的“飞碟”有相似之处。
素有科学家之称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道：“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钱。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加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大如半席”、“光照十里”、“倏然远去”这颗珠状物体不是“飞碟”又是什么呢？
不仅在古书古籍中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载，在古画中也不乏记录。
清朝画家吴有如的《赤焰腾空》图，便被人们看做是一幅生动的描述目击飞碟的场景画。画中众多行人集聚在桥上，全都仰头目视天空，争相观看空中团团火焰，作者在其画上注明：“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钟时，金陵城南，偶忽见火毯一团，自西向东，型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维时浮云蔽空，天色昏暗。举头仰视，甚觉分明，立朱雀桥上，翘首踮足者不下数百人。约一炊许渐远渐减。有谓流星过境者，然星之驰也，瞬息即杳。此球自近而远，自有而无，甚属濡滞，则非星驰可知。有谓儿童放天灯者，是夜风暴向北吹，此球转向东去，则非天登又可知。众口纷纷，穷于推测。有一叟云，是物初起时微觉有声，非静听不觉也，系由南门外腾越而来者。嘻，异矣！”地点、时间、人物、颜色、形状、飞行速度等的详细记述正是一份供后人研究飞碟的宝贵资料。
从这些古人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发光，飞行的不明飞行物，但是对它们究竟是否为飞碟，人们还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中国古人的记载只是目击的一些表面现象或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并没有科学的证据，其间甚至还有些夸张的修饰手法，也许仅仅是些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的自然现象。
有人说古时人们记载的不明飞行物都是有着共同特点的，发着红、白等的光亮、倏忽而过、来去自由，不同时代的人们记载同样的神奇之物，而这种物体就是飞碟。
飞碟在现代依旧是个谜，古时恐怕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题，飞碟到底是否存在，外星人是否来过地球，恐怕得等到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才会有确切的答案。
·安阳殷墟是否为商朝最后一个国都
随着19世纪最后一道晚霞的落幕，20世纪曙光的浮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附近，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古老文物在时间的催促下和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中逐渐浮出“水面”，距今数千年的、中国最早可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都城——殷，也显现出了自己的“美貌”。
殷被认为是商王朝相继迁移五都的最后一个国都，陪伴商王朝走过了273个春秋，直至商的灰飞烟灭。相比存在将近500年的商王朝，殷占据了其一半以上的时间，目送一个国家稳定之后的所有沧桑变革，因此商王朝还被称为殷商。
君王死后，城市消泯，从此殷化为废墟，归于尘土。或许殷墟再推迟几百年出土，人们可能到现在还认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商君王盘庚迁都至殷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盘庚迁都殷墟的问题表示质疑。
盘庚究竟是否迁都安阳殷墟？表示肯定的学者是站在出土古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确定的。且不说小屯村地下数以万计的刻镂文字龟甲和兽骨，也不那些制作精巧的青铜器和兵器，但就一个艺术水平高超的司母戊大方鼎，令学者们很难否认，一个普通的古城市会有这样的制造水平，舍了殷墟为都，还有谁可胜任？
偌大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轮廓方直，重达800多公斤，自有不可动摇的气魄。除了鼎身四面的中央处是无纹外，其余各处包括提手、脚柱，都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和各具形态的生动纹饰，尤以饕餮刻纹为主导。除此之外，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内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霸气十足。根据多方面的考证，司母戊鼎很可能是商王室的重器，因为其雕工和制造技术已经到了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再无出左右者。
如果说司母戊鼎加深了人们对盘庚迁都殷的想法，那么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进行，一座座宫殿宗庙建筑遗址、一片片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的相继出现，更使人们确信了殷墟的前身是一个都城。
不过，盘庚是否迁都到殷墟，仍旧遭到怀疑。据《史记》记载：成汤帝于公元前1711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亳。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于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山东曲阜，直到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也就是说，盘庚迁都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到达成汤建都南亳之前的居所——商丘县北部的北亳。
说来说去，盘庚还是回到了原点，而并非迁都于安阳殷墟。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也有与史记不谋而合的记载，且书中将北亳称之为殷。很显然，史书上表明盘庚迁都不是去了现代我们所看到的殷墟，而是去了北亳之殷。原来此殷非彼殷，是一个历史的文字误会，令殷墟被误以为是都城。
然而，谁又能解释安阳殷墟规模宏大的遗址和文物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为何就连商丘的遗址也不能与安阳相比呢？难道真如少数历史学者推测的那样，是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安阳小屯，才留下如此庞大的都城么？可是，数以万计的史料都这样显示，商王朝历经五次迁都，若是由武乙迁都安阳，岂非有了六次迁都之说了？
一个历史的谜题就这样难倒了世人，至今仍没有人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是由盘庚迁都到殷墟。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殷墟作为商王朝后半期经济水平的代表，其宏大、秀丽的规模，可以让人深切地体会到3000多年以前中土的繁华。
·为何孔子墓被叫“孔林”
孔子曾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坟墓称陵完全是有资格的，但是后人却称其为“孔林”而非“孔陵”，原因何在？这要追溯到原始的丧葬制度。
在原始社会初期并不存在丧葬事宜，人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死，有的随意掩埋，有的只是听之自朽，既不封土，也不植树。直到春秋时代晚期，才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 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徵在去世后，孔子将父母合葬在防（今山东曲阜县城东7.5 公里防山之北）的时候，曾对弟子们说：“古也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由于孔子常年率弟子周游列国，为了回到故乡拜祭父母时能找到墓地，于是孔子“封之，崇四尺”（筑了四尺高的坟丘）。据现有文献来看，孔子是有明确记载的封土为坟的第一人。
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选择什么样的墓式煞费苦心。子夏回忆道：从前孔子讲过，看到几种不同式样的坟墓：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像“坊”一样；还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斧的刃部一样，这种形式又像马鬣（马颈上的一排刚毛），叫做“马鬣封”。孔子赞成后一种。于是，孔子墓的“马鬣封”的制式得以确立，成为封建社会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影响很广。
也许弟子们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或是担心日后找不到老师的墓地，故不约而同地带着树种来到孔子葬地，围绕着墓地种植下树木，以为老师墓地的标志。与此同时，不少弟子还为老师守墓。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富商。他在老师墓前盖了一座茅屋，为老师守墓六年。
东汉桓帝时，朝廷以官方名义修了孔子墓。此后历代帝王不断赐给祭田、墓田，重修和扩建，才形成了现在的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的孔林规模。
·楚国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勾践剑和吴王矛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上面用鸟篆铭文刻了八个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专家通过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的解读，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延续至今。
越王剑出土的时候，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并插入涂黑漆的木鞘内。剑长55.6 厘米，剑形挺拔、庄重，制作精良考究，保存完好如新。剑身上面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组成美丽的图案，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整个装饰显得华贵、典雅。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剑柄以丝缠绕，剑出鞘时寒光凛凛，耀人眼目，剑刃薄而锋利。
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了“吴王夫差矛”。 夫差矛长29.5厘米，制作精良，器身布满菱形的几何花纹，下部镌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自甬”，“乍”即“作”，“甬”即 “用”。 夫差矛正背两面都装饰有精美的兽纹鼻，脊部铸有出血槽，无论从做工还是精美程度上，都与越王剑不相上下。
夫差矛与越王剑都被湖北省博物馆馆藏，展柜相邻。这对春秋时代的传奇宝物千年前曾在战场上搏杀，千年后却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
人们感到疑惑，既然是吴王与越王用过的兵器，那么它们为什么出土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中呢？它们为何没有留存在吴越故地，却埋藏在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呢？
吴国被越国所灭，越国为楚国所灭，有人认为，吴王钩是在越灭吴时被当做战利品缴获到越人手里，在楚国灭亡越国的战争中，又与越王剑同为战利品流入了楚国贵族手中。楚国贵族死后，把它们作为陪葬品伴随身边。
还有人认为，越王剑是越女嫁给楚国时的陪嫁品。因为历史上记载，越王勾践的女儿是楚昭王的宠姬。根据望山楚墓群出土的大批竹简得知，该墓入葬的年代为楚威王或楚怀王前期，所以说越王勾践青铜剑是因赠送而自越传入楚地，是很有可能的。
越王剑与吴王矛到底是友好时赠送的礼品，还是战争时缴获的战利品，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引发了后人无限的猜测与遐想。
·究竟是谁拿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主要讲的是蔺相如怎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替赵国保住了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然而，和氏璧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完全终结。
后来，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并从赵国又夺回了那块和氏璧。秦王自封“始皇帝”登基后，为了显示自己“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特地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传国玉玺外部螭龙盘踞，张牙舞爪，是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的体现。当时著名玉工孙寿刻制玺纹，著名书法家李斯题写玺文。自秦始皇后，传国玉玺开始辗转流传，历代帝王都视之为承天受命的神圣之物，为得到它而心机费尽。
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巨大外，传国玉玺格外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流传过程中时隐时现，且到目前为止仍下落不明。
传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洞庭湖时，突然风浪四起，秦始皇的船面临被刮翻的危险。秦始皇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以此祭祀水神，压住波浪后平安过湖。8年后，当他出行至华阴平舒道时，有人持玉玺站在道中，对始皇侍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代称）。”说完就消失了。传国玉玺重新回到秦始皇手中。
秦末，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亡国之君子婴将“天子玺”献给刘邦。刘邦登基后称其为“汉传国玺”，珍藏在长乐宫，成为皇权象征。西汉末王莽篡权，逼迫掌管玉玺的孝元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扔掷地上，玉玺被摔掉一角，后来用金将其补全，因此留下瑕痕。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玉玺落到了汉光武帝刘秀手里，并传于东汉诸帝。东汉末年叛乱时，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失踪。后来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一宫女尸体，从她颈下锦囊中发现“传国玉玺”，从此孙坚做起了皇帝梦。不料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诉袁绍，袁绍得知后，逼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又重新回到汉献帝。
三国鼎立时，玉玺属于魏国，晋一统三国后取得了玉玺。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传国玉玺”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玉玺又归前赵刘聪所有。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后赵大将冉闵杀了石鉴自立，将玉玺重新夺回。此阶段还出现了几方“私刻”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印、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经寺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玉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有发生。如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玩的把戏。
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玉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玉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
又据说真正的传国玉玺在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了漠北。明朝初，明太祖派徐达到漠北，追击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有关传国玉玺的记载，最终还是空手而归。
·诸葛亮是否造出超级运输工具“木牛”、“流马”
关于诸葛亮制作的超级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其造法和用途都为后世所惊叹。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木牛流马呢？在《三国志》、《三国演义》均有过记载的痕迹。
《三国志》记录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翻译过来即是：在建兴九年时，诸葛亮再出祁山，木牛运输粮食。粮尽退兵，与魏将张郃交战，将其射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领军队从斜谷开出，用流马运输物资，占据武功县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在渭水之南对垒。
《三国演义》描写的则更为生动：“忽一日，长史杨仪入告曰：‘即今粮米皆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运谋多时也。前者所积木料，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教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众皆惊曰：‘自古及今，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制造，尚未完备。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尺寸方圆，长短阔狭，开写明白，汝等视之。’”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了制作木牛、流马的方法：
造木牛之法云：“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
造流马之法云：“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罗贯中记述的方法非常详细，但这有没有可能是小说家靠丰富的想象力所描写的“虚妄之言”呢？木牛、流马并没有实物流传于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设计草图。《诸葛亮集》中对木牛、流马也进行了描述，但是很遗憾，也没有记录这两种神奇运输工具的图形。
后世的科学家对木牛、流马进行研究时也非常挠头。
《南齐书祖冲之传》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技巧高妙的自动机械：“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祖冲之那个时代，木牛、流马还没有失传。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发明了更为先进的自动机械。遗憾的是，祖冲之的改进版木牛、流马也在历史的烟云中隐去了踪迹。
还有学者认为，所谓木牛、流马，就是四轮车和独轮车。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写诸葛亮“创制木牛流马运粮车，开展山区运输”。至于何种是四轮何种是独轮，也存有争议。宋代时高承在《事物纪事》中写道：“木牛即今小车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范文澜则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木牛是独轮车，流马是四轮车”。孰是孰非，难以分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木牛、流马其实是一种东西，就是普通的独轮车。
宋代陈师道《后山丛谈》写道：“蜀中有小车独推，载人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宋史》、《裨史类编》也认同这种说法。
木牛、流马，一个中国机械史上神秘的传说，真面目竟然就是普通的独轮车？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诸葛亮本人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关于木牛、流马的建造图纸，后人只能凭借猜测来推论木牛、流马的真正模样。
“金缕玉衣”中的尸体何去何从
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北有一座叫做陵山的山丘，山的附近还有两个名叫守陵的村子，村子里的老人说他们是守陵人的后代，所以这个村子就叫守陵村。但是村子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守的是什么陵，陵又在哪里。长久以来，人们只是把这些说法当做故事听，并没有人追究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陵。然而，1968年，这里竟然真的发现了古代陵墓。
当时，一个200多人的解放军机械连驻扎在南马村一个工厂里。5月，他们接到命令到陵山去开凿防空洞，无意中发现了这里古墓。为了保密并防止文物损坏丢失，发掘过程中没雇用一个民工，而是由驻军抽出一部分人配合专家进行工作。
传说，一些帝王的陵墓为了防止别人进入，设置了很多暗器，所以，进洞时，为保护专家，部队战士们在最前面带路。他们沿着施工时挖出的洞口进入，顺着南耳房慢慢走，就到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大厅。大厅里整齐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金器、银器、陶器、铜器等物品。再绕过中间的大渗井，就到了北耳室，这间墓室里醒目地摆着十几个大酒缸，足够装下几千斤的酒。
从甬道再向西是一个大厅，大厅里分三个区，地上放着数百件不同用途的器具，一些铜器上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官”等字样和32年、34年、36年、39年等纪年标志。地上还有大量古钱币，钱币的形制很像西汉王朝时期的“五铢钱”。
从这些铭文，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西汉中山国的诸侯王，而且他的在位时间不低于39年。对照史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应该是中山靖王刘胜。但是，墓主的身份只有找到墓主的棺椁之后才能确定。
考古队长带领大家穿过大厅，在最后的石壁上找到了一扇封闭的石门，这应该就是陵墓的核心，墓主的所在地了。打开这扇石门用了五六天的时间，石门开后，里面有一张汉白玉铺成的棺床，上面的棺椁都已腐烂，只有一件衣服样的东西留在上面，四周还放了很多兵器、铜器和玉器等，衣服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污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专家们仔细擦拭后发现，这竟然就是有文献记载的金缕玉衣！
但是，这种金缕玉衣是皇帝才有资格穿的，而刘胜只是一个诸侯王，这又推翻了考古人员以前的判断，墓主的身份又变得扑朔迷离。
不久，郭沫若先生也参与发掘工作。郭老亲自来到现场考察，并一件件地观看了正在清理出的精美文物。根据郭老的分析，玉衣的等级制度是在西汉晚期才实行的，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也就是说，可以从铭文上确定，墓主就是刘胜。
但是，墓主人的尸骨还是一直没有找到。郭沫若先生判断，按照汉代“同坟异葬”的习惯，在陵墓以北应该还有一座陪葬的墓，或者是刘胜夫人的墓，或者是埋葬着刘胜尸骨的墓。
考古人员依郭老所说继续进行挖掘，果然发现了另一座墓，这就是刘胜之妻墓——窦绾墓。在窦绾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玉衣之下发现了人的脊椎骨、肋条和牙齿，仍然没有整体的骨架。
后经专家论证，认为刘胜墓金缕玉衣中并不是没有尸体，而是因为自然条件不适于尸体的保存，加上厚葬的物品化学成分复杂，尸体已彻底腐烂。
汉墓主人之谜至此解开。
刘胜当年为了让尸体不腐制作了价值不菲的金缕玉衣穿着，没想到尸体先于玉衣腐坏，甚至被人误以为玉衣只是一具空壳，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莫高窟为什么要建在荒凉的鸣沙山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拥有世界艺术上璀璨的明珠“莫高窟”。 莫高窟有精美的佛教壁画4.5万平方米和典雅的佛教雕塑2415尊，俗称“千佛洞”，有“东方卢浮宫”的美誉。
敦煌莫高窟并不是在一个时代集中修建的，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后来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多个朝代的建设，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莫高窟南北长约1600多米， 洞穴上下排列多达五层，如蜂房般鳞次栉比，非常壮观。莫高窟还有藏经洞，整理出了五万多件古代文物。近代才出现的学科敦煌学，就是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
莫高窟开凿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一个艺术的明珠，文化的宝库，为什么不建在人流密集的地区或者交通要道，而要建在偏僻荒凉的戈壁荒漠？最流行的说法，是圣地异象说。
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一个黄昏，沙门乐尊者游历经过鸣沙山，发现眼前出现了壮丽恢弘的景观：整个鸣沙山被金光笼罩，仿若有千万金佛在光线中现出身形。尊者赞叹不已，虔诚地下跪祈祷。尊者认为，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于是他在此地主持开凿了第一个洞穴。在随后的岁月中，尤其是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敦煌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石窟，各国商贾云集至此。商人出门在外，求财、求平安，佛教得以盛行。有钱的商贾巨富纷纷出资开凿石窟，莫高窟佛教文化石窟群日益壮大。在唐代鼎盛时，形成了“千窟争荣”的繁盛之势。
莫高窟是否真的是因为出现了圣地异象才选址于此，我们不得而知。据专家分析，莫高窟选在如此偏僻之地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敦煌四周为荒漠戈壁，风沙很大，雕洞窟容易被风沙侵蚀。鸣沙山是沙砾岩，质地坚硬，耐腐性强。洞窟坐西朝东，与三危山隔河相望。夏季风从东方吹来，三危山成为天然屏障为莫高窟遮挡风沙。冬天，风沙从洞窟背面的西方袭来，吹过窟顶呈45度角吹下，风沙不会灌入洞窟。在整个敦煌戈壁找到这样一个“安全区域”是很难得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莫高窟经过千年风霜洗礼，依然保存了大量壁画与雕塑。这是文化留存之幸，是劳动人民智慧的辉煌闪光。
莫高窟选址鸣沙山，也是与其佛教文化背景割离不开的。佛教讲求脱离尘世生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鸣沙山因为有宕泉河的滋润，是一块沙漠绿洲。绿树掩映着莫高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风沙，也阻挡了阳光对洞窟的照射。这里作为佛教圣地，环境清幽，飘逸着灵性的气息。
·武则天陵寝为何要立无字碑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最后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顷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乾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真假包公墓成谜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是我国北宋时期颇有名望的官吏。在宋仁宗时期，包公曾任州、县官，后升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
包拯一生仕途，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格，铁面无私，敢于与权贵作斗争，为民申冤，因此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赞扬。朝廷内外都不以他的官位来称呼他，而呼他为“公”。在普通人心中，包公是清官的代表，百姓爱称其为“包青天”。1062年，包公去世，终年64岁。包公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亦被人们关注，因此包公墓即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河南省巩义市西南有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巩县宋陵”。在这其中有一座陪葬墓，被世人所熟知，它就是陪葬在真宗陵旁边的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冢墓，也就是包公墓。这是人们关于包公墓原来最普遍的看法，“巩县宋陵”也因此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然而，十几年前，当考古学家门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坎发掘出又一个包公墓时，原来的巩县包公墓就成了一个谜。合肥包公墓共发掘出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夫妇墓、次子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也确切证实了此墓为包氏族墓。
一个包公，为什么有两座墓葬？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那么巩县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难道巩县包公墓是人们的臆断吗？或者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另有他意？
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县包公墓是“真”墓，不仅是因为它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均有记载。关于巩县包公墓的记载，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订的《巩县志》中有记载，说包公墓在“巩县西宋陵”中。以后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以此为基础记载。可见巩县包公墓在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至少经历了500～600 年。人们不禁要问：巩县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于回答。
包公两座墓之谜尚未解开，而合肥包公墓地出土的材料又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包公本人是“皇舅”，这是鲜为人知的。另外，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 米，底径10 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 米，都是一色的生土，可知这个土堆是典型的“疑冢”。包公墓为什么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代修建的？这又是一个需要我们解答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