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皇帝都不在意“领土观”
讲古代的|“领土观”首先要弄清“中国”一词的来源。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那时“中国”指的是王朝京师之地，随后建立的中原王朝也都称为中国。但是，中原王朝以外的周边地区并不包括在“中国”之内。随着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变化，“中国”的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有一点确认的是，历史上“中国”的概念始终代表着中原王朝，就是中原王朝所属的疆域和汉族聚居区都属于中国，而周边民族始终被排除“中国”之外。
华夏文明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在打破和继承中不断发展，这是中国疆域始终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很长，但其间也经历了两次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第一次是从秦汉的统一，经过魏晋南北朝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次是，从隋唐的统一，经过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到元明清统一。从秦代到元朝的大一统，中国的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次分裂时期，被排斥在古代“中国”概念以外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到“夷狄”所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边疆民族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但是，那时仍有不少边疆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了“中国”之外。到了元代，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元朝作为蒙政权南下中原而建立的王朝，结束了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个在古代“中国”范围以外的民族，就相当于现在的“外国人”的政权深入中原内地，逐渐成为主体。这就把蒙古世代所居、曾被古代“中国”看作外国的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清朝的政权也走了元代的老路，此时古代“中国”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全部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在逐渐形成。
清朝入关之后，既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不断形成的疆域，也继承了周边民族活动的地区，并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这种管理使得清朝对所属自身领土范畴有了明确的概念。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领土，不仅涵括中原汉民族所缔造的地区，也应该包括边疆各少数民族所属的地区。如果以中原王朝的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把许多民族划出了中国历史范围，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朝明确地把各少数民族纳入领土，这一点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做得漂亮。也是因为如此的认知，使得清朝形成了统一的领土观。
·没有实权的宦官为何能专政
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古时帝王需要人充实皇宫，照顾自己和后妃们的起居，又怕他们对后妃“照顾”得太过分，就割去这些人的生殖器，造就了本不是女人，后来也说不上是男人的太监。一方面，由于身体的残疾，太监在人群中饱受歧视，非常地可怜；可是另一方面，有些太监因为接近皇帝，渐渐就有了超越一般人的威势，非常骄横，更有部分太监窃据了行政大权，覆雨翻云，只手遮天，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就是所谓的“太监专政”。
由于身体残疾，饱尝白眼，又没有子孙为继，丧失了天伦之乐和下半世的希望，所以绝大多数太监有些变态心理，这表现为外忍而内猜，刻毒而无情，只注重物质的享乐而没有能力体验精神生活的愉悦——就跟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当然，变态的程度是难于一律的。又，太监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因为实在没法才辱及先人，入宫去做太监，所以很难受到完整的教育；而他们自小就“脱离俗世”，长期囿于深宫之中，所以他们所熟悉的不过是钩心斗角的所谓“宫廷政治”，对社会本无了解。更可怕的是，由于耳濡目染尽是人与人诬害相斗的丑恶情事，很少有太监还能在心中保留着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准绳，所以他们做事，多是出于私欲——谁对我好，便是好人，谁反对我，便是坏人——而非出于公心，更难有从天下苍生的角度作出长远的考量和规划。所以中国古代，凡有太监专权干政，都收到世人的唾骂和指责，这虽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太监并不公平，但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
既然太监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在人们眼中是如此不堪，那么“宦官专政”的权力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当然是皇帝给的。皇帝总要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保持自身的神秘，让人难以测度，让人在他面前倍感压力。可是，皇帝有血有肉，也需要伙伴，这样的伙伴自然是与他同长于深宫，朝夕相对、形影不离的太监。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大权旁落于太后手中。太后一个妇道人家不得不依靠父兄来支撑局面，久而久之，外戚权重朝野，人们只知有外戚而不知有皇帝，这叫渐渐长大成人、名为天下之主而实为外戚傀儡的皇帝情何以堪？不得已下，皇帝只有联合宦官，重夺大权。皇帝倚重宦官，则群臣奏事莫不要经宦官之手，这就是宦官权力的来由。
虽然，宦官专权的根子都在皇权专制，但历代的宦官专权却各有特点。比如，汉代的宦官多是因为皇帝为了对付外戚而有意扶植，明代的宦官专政多是因为皇帝怠慢政事而致大权遗落宦官手中。汉明两朝的宦官专政，情况虽严重，后果也可怕，但若追本溯源则可发现，只要皇帝强势一点，对朝政多花些心思，多于大臣亲近——诸葛亮的说法是“亲贤臣，远小人”——则可杜绝宦官与权力的那丝联系。比如明朝，崇祯一道圣旨就叫魏忠贤死无葬身之地，张溥《五人墓碑记》里的说法是“（魏忠贤）待圣人出而投缳道路”。
最猖狂的要数唐朝的宦官，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因为扶持肃宗登位有功，渐渐掌握军权。李辅国以后的宦官更加嚣张跋扈，自鱼朝恩开始，竟掌控了当时的中央禁军神策军，以至于皇帝成了包围在宦官和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的“笼中小鸟”，“稍有差池”则被宦官随意废黜，到了这一步，国家之兴亡、宗庙之断续，已不问可知。
·两千年屡禁不绝的外戚干政现象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然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屡禁不绝，教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过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从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过早的成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的幼帝所以繁多的历史根源，应当从秦始皇算起。秦王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自己的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方才死亡，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便夭折的情况，幼帝频繁出现，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的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外戚的力量就是如此飞速蹿升。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对国家有贡献的功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底广大，势力雄厚，直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幼帝繁多只是导致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但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刘秀自行设置了名为“台阁”的尚书台，将国家实权完全交由尚书台管理，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通常工作者为下级官吏。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反而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但是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夭，幼帝登基，如何有能耐管理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了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划入他人囊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招来的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长大之后，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宦官在帮助皇帝重夺皇权之后，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增长，俨然有超过外戚的威势。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的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至清朝才完全杜绝，但与东汉这没落年代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古代“文人相轻”现象的真正原因
三国曹丕在《典论》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自有了文人之后，文人相轻便一直存在。
相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因为自身才学不及韩非，对韩非非常嫉妒。后来，李斯受秦王重用，做了秦国丞相。韩非本想去秦国沾一沾老同学的光，谋个一官半职，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而李斯却深恐喜爱韩非著作的秦王重用韩非而冷落了自己，于是，他便用政治手段将韩非迫害致死。
傅毅与班固的才华不分伯仲，但是班固却十分看不起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除了看不起傅毅之外，班固还看不起司马相如和杨雄，他对司马相如和杨雄所作的论颂汉德的文章评价——不是“靡而不典”就是“美而不实”，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他甚至还故意自己动手写了论述汉德的“典引篇”。
魏晋名士嵇康才华出众，超然脱俗。一次，著名谋士、将领钟会邀了一些有才华的人士一起前来讨教，他们找到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树下打铁。他挥舞着铁锤敲打不停，过了很久，也不跟钟会一行人说一句话。钟会起身离开的时候，嵇康说：“你们是听说了什么而来的？看到了什么而离开的？”钟会说：“我们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所看到的而离开。”嵇康对钟会的冷淡让钟会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后来钟会甚至向司马昭进谗言害死了嵇康。
在名家辈出的民国时期，文人相轻的情况也十分严重，鲁迅就曾吃过这样的苦头。鲁迅刚开始写杂文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攻击如洪水猛兽般扑面而来，他们批评鲁迅所写的杂文太过短小，不算文章。面对这些批评之词，鲁迅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后来越写越多，终于成为了一代大家。
曹丕认为，文人相轻的原因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章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所以很难达到尽善尽美，再好的文章也会有瑕疵，文人之间就经常互相寻找对方作品中的瑕疵，然后抓着彼此的把柄轻视一番，在这种轻视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究其原因，文人相轻大都源于嫉妒。因为嫉妒者大都心高气傲，不能甘于平庸，希望有所建树。
文人相轻，除了对于少部分的意志坚强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之外，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说，结果通常都是两败俱伤。因为别人的轻视和不屑会使意志薄弱的文人精神不振，写作的热情也会因此而减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奋然前进，写出更好的作品呢？
所以，文人相轻远远不如文人相亲。总是在“鸡蛋里头挑骨头”，怎么能做到兼容并包？而不能兼容并包，又怎能不断进步，不断写出好的作品？对于一篇文章的点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指其所短，扬其所长”或者“掩其所短，称其所长”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样不仅自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文人之间也不是只能相轻，历史上文人相亲的例子也有很多，就像李白和杜甫，鲁迅和胡适，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结果都在文学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自己没有实力，光靠轻视别人，从别人背后捅刀子、拉后腿，这样的人永远成不了大器。
文人相轻带来的是两败俱伤，而文人相亲带来的则是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双赢”。两种态度，两种结局。希望以后的文人都能善待彼此，“相亲”而不再“相轻”。
·富甲天下的古代商人为何地位卑贱
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长期延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商贾虽然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为卑贱，从事商业的人是不被看得起的。这其中为什么产生如此大的反差？是什么原因使商贾既是财富的宠儿又是地位的弃儿？
商人卑贱的地位与当时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封建王朝极为重视农业，农业是本业，所以历朝历代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商鞅变法有关重农抑商政策有这样的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封建社会之所以得到大力地继承和发扬这与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是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要求有固定的人依附于土地。农民便是依附于土地的群体，他们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义务，而其中任何一项都要求人员有相对固定的住所以及较为顺良的性格。人员固定使得税收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封建国家的户籍制、保甲制都是为了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制定的。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其天然的流动性必然不受统治阶级的欢迎。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其劳动特质决定了这个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能力，而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和冒险精神都使这个群体难以忍受统治阶级的盘剥。与此同时，私人工商业主通过商品交换以及高利贷盘剥农民，还有就是商业活动的风险性和收益性会吸引一部分农民舍本求末，这些都会削弱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封建社会人们经济思想的落后。他们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差价，便认为商人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这样就产生一种思想那就是，商人并没有直接去创造价值，反害农桑，故重农轻商。
社会心理的影响。在统治阶级以及地主知识分子不怀好意的描述下，商人在社会大众中的职业印象日渐沉沦，商人成了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商人本身有限的话语权无法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就已有之的仇富习惯，更加使得商人整体阶层地位低下的宿命。
商业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累积，新的财富累积必然带来新的社会力量聚居，新的社会力量必然会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意欲借助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当然会威胁到原有的统治体系。
“财富的宠儿，地位的弃儿”，商人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都与这一制度相始终，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史相当完备的封建社会，它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固定的阶级利益，而商人在这样的时代无疑会成为统治阶级打压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其卑贱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冷兵器为什么能征服热兵器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宋朝，中国人就围绕着火药开发一系列的热兵器——火器。火器威力奇大，因此当时的宋、金、蒙都争先添置。
当时，较为的著名的有类似今日炸弹的“震天雷”和如今枪械类武器的始祖“突火枪”。而那时候，西方人尚不知火器为何物。
震天雷出现于北宋末年。从外面看，它与一个普通的大铁球没什么两样，但它的上面插了一根大铁球所没有的引信，而它的里面塞满了火药。震天雷爆炸后，无论是四处飞散的铁片，还是它燃起的火焰，都足以伤人。震天雷可以用来投石器投掷，所以引信的长短要看投掷目标的远近。金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人攻打汴京，金守将赤盏合喜，“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
与震天雷相类似的，是“霹雳炮”。霹雳炮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火药制造厂“火药窑子作”生产的武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围攻汴梁，宰相李纲坚守不屈，“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金朝的女真人和蒙元的蒙古人，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打仗，多以骑兵为主。若将震天雷、霹雳炮等投入马队、马阵中，胆小的马儿必定给吓得长嘶短叫，四蹄翻飞。因此，无论是赤盏合喜以之对付蒙人的骑兵，还是李纲以之抗击金人骑士的攻城，都必然收到奇效。
除震天雷外还有突火枪。突火枪与今天的枪械类武器非常地相像，当然，它非常的粗糙，不可能如同AK-47那样精巧。现在的枪械都是金属制造的，可是突火枪的枪身却是一个巨竹筒。把子窠（类似今天的子弹）装进突火枪内，再通过引信点燃火药，在火药的冲力作用下，子窠就从筒内飞出，打伤、打死敌人。如果火药的量加的合适，突火枪的射程可达150步（230米），比之一般的弓箭要强上不少。不过，突火枪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装火药比引箭上弦费时、费力得多。所以它被采用、上战场的机会非常少。
到了明代，火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式样也多了起来，主要的火器，除了突火枪的进化版鸟铳和火铳以外，竟然还出现了威风赫赫、威力无比的远程武器——火炮。
无论是体型还是口径，火炮都远远大于鸟铳。火炮的内部，可以填充石、铅、铁等“实心弹”，也可以填充“爆炸性”的弹丸。鸟铳的射程只有数百步，火炮却可以击中几里以外的目标，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一般说来，火炮都是给架在城墙上用来守城的，但把它放在车上，也可以用于野战，而把它放在船上，则可以用于海战。火炮的出现，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发生了逆转。明朝末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军是当时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过当他率领剽掠如飞的八旗军南下攻打明朝时，却给守在山海关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一炮轰死。这口轰死清太祖的大炮叫做大将军炮，匠人改进工艺，给它的炮管外增加了铁箍，所以它发射起炮弹来，就不会那么容易炸膛了。
明朝人虽然一直实施海禁，却也没有完全与外界断绝联系，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炮类武器——红衣大炮。红衣，其实是“红夷”的谐音。所谓红夷，就是指荷兰人。那时候，西欧已经开始资本主义进程，无论是工业还是科技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造出红衣大炮这种可怕的武器并不奇怪。
在此之前，中国人自己也能制造火炮，其原理与红衣大炮毫无差别。但因为我们的火炮多是用质软的铜金属制作的，炮管又薄，所以很容易在发射炮弹的过程中遇热变形、炸膛。红衣大炮就不同了，它的炮管厚度是旧炮的几倍——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管身也更加的长，有配备了可以用来调整射击角度的炮耳和用来瞄准的准星和照门，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工艺上都大大优于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炮。传说，红衣大炮最远的射程可达十里，在那个时代，这个数字可说是非常惊人。
论单体攻击力，热兵器要远远强过冷兵器。不过，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与冷兵器相比，热兵器的数量还是太少，而且其连射的速率也大大赶不上骑兵的机动性，所以是否用热兵器还不足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宋明两朝虽然有着更加灿烂的文明，也有着“领先于时代”的热兵器，但还是挡不住蒙古人、女真人的来去如风的进攻，最终丢了江山。
·古代科技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突然落后
中国古代的技术那么发达，却为何始终不能“技进乎道”，产生系统的科学？在需要科技支撑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腾飞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直以来，各国专家都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如大名鼎鼎的马克思韦伯就说，帝制时代，中国虽然已经了资本市场，劳动分工和对外贸易也都日趋发达，但由于传统文化崇尚复古，不激励创新和进步，而且技术多被正统读书人看做是小道，所以未能给人加以系统的整理，最终也就无法形成科学。
而以治中国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则把它归结于，“中国和西方对待纯粹的和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宗教、法律、语言、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试着从自己研究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他们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外因论、内因论和综合分析论。在这其中，外因论者占据了显著的优势。
中国古代是自居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互补和结合，并非是如近代西欧那样的社会化、商品化经济，所以其对复杂科技知识的需求几乎为零。
西方自来就有浓厚的商业传统，其近代崛起，是以海上贸易为开端的。而后来兴起的采矿业、建筑业和军械制造业也纷纷向把技术推向科学注入了动力。伽利略和吉尔伯特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开始其科学研究的。
不过，这种说法也遭到了一定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活动的扩展并不能作为现代科学兴起的充分条件，因为12世纪的意大利和宋朝时的中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但近代最为重要的科学，如现代力学和磁学却并没有在这两个国度产生。
也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而比较重要的工业如冶矿和煮盐又采取国家垄断的形式经营，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关卡，对商品的流通和买卖都课以重税，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所以阻碍了与商业手工业密切相关的技术的进步，进而也就将近代科学兴起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古代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并不是每个朝代都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贸易是各个政权赖以立身立国的根本，所以得到各个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而据新梳理出来的史料证明，唐宋元三朝的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即使明令“禁海”的明朝，其海外贸易也并没有被始终如一地强制执行，而且明朝的法令是鼓励私人开矿的。
另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读书人都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给戕害了，他们的心智完全沉浸在儒家教条的背诵和宋儒理学的阐述上，以致对社会现实问题和农业、手工业知识没有丝毫兴趣，更不会“斯文扫地”地撸起袖子去参加农业、手工业的劳动，不能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躬身劳动的手工业者又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只有个别的、不成系统的零散技艺，而无法将之抽象为普遍的定理和规律。智慧与技艺的脱节成了中国科学的死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然而，按照这种观点，又如何解释沈括、徐光启等注重技艺的知识分子的存在？
还有人做出统计，说工业革命前夜，欧洲人平均占有的资源和动力（马）较中国人而言多了许多。而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庞大了，所以劳动力较之其他资源来说太过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作坊主，你是选择便宜的劳动力，还是会花一笔大价钱造一个机械并改进其技术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被终结，相信在学者们的不懈探索下，终会逼近事情的真相，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
古人也爱好“拼爹”
《儒林外史》中有“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的话。古人寒窗苦读数十载，还是金戈铁马战场厮杀，一是求光宗耀祖，二求封妻荫子。所谓“封妻”，指的是为官者多可根据品阶向圣上求妻子的诰封，这在古时是对女子极大的体面。“荫子”则是指古代王侯可以择其中一子，一般是长子继承其封号和俸禄。如《红楼梦》中，贾珍就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之名。所以现在所说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之言，在古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与其寒窗苦读，战场厮杀，不如出生在王侯之家，世袭家中的品阶，含着银汤匙度日。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这么几个好父亲为了荫庇子孙成为清流文人的谈资，一纸告到皇帝面前。明朝有“制科选材”一说，即只要通过国家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就可入朝为官。这种方法本来用来选拔特殊人才，如精通数算、建造等事的人才。然而张居正却从这里找到了“荫子”的捷径。他的三个儿子“连登制科”为官。张居正的作为被下面的人效仿，他的辅臣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也学着将择才录用变成了照顾子孙的近水楼台。
怎知他们的行为被魏允贞抓住了把柄。魏允贞为了震慑功高的张居正，做“陈时弊四事”给万历皇帝，其中一弊指的就是张居正之子“连登制科”，并将“他辅臣吕调阳子兴周，张四维子泰徵、甲徵，申时行子用懋，皆相继得举”尽数其中。他在上疏中还提到了对这种行为的解决方案，即父亲在位掌权时禁止其子嗣参加廷试。
当时朝中几位重臣之子都在准备廷对，如张四维的两个儿子，焦芳的儿子焦黄中等人。魏允贞的上疏一石激起千层浪，惹来重臣的愠怒。张四维进言称他因为儿子受到这样的污蔑，从此后再不沾手吏部和兵部的事情了，准备撂挑子不干。申时行也上疏，希望皇帝仔细分辨。一时之间群臣之怒，让万历皇帝举手无措，他担心魏允贞一言导致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转，得罪所有大臣，于是下旨责备魏允贞言辞不当，夸大其词，贬一片忠心的魏允贞为许州判官。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那些重臣之子考制科之事并没有就此作罢。焦芳那“傲很不学”的儿子焦黄中竟然敢放出话来，说其廷试必得第一，足见制科考试之中，父亲官位所占的分量。所以“拼爹”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现代特有，而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