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年过后，学校发来一封油印的通知书，要“复课闹革命”了，寒假后学生们都必须回学校上课了。我接到通知书挺兴奋的。在家呆一年，我早就无聊腻味透顶，倒是热切地盼望上学了。
全班同学搬到西校，我们都升级了。没有读过四年级，那整一年是在家度过的，大家就直接升五年级了。
西校设在新鲜胡同路南，是北京城里旧式老屋宅院，据说有三百年历史了。校舍两进大院，左右两排盖了纵五排房屋。后面大院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屋宇，曾经是明朝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生祠，修盖得堂皇巍峨，台阶高高的。两进大院后一个小偏院，原来的音乐教室，里面存有风琴、手风琴等乐器。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音乐课，那里成了老师们的会议室。校园后面一大片操场，地势颇高，登上很多台阶才能上去，四周砌着围墙。
我们的班主任换了年轻老师邢林。他相貌英俊，浓眉大眼，高鼻梁，薄嘴唇，美中不足是脸上有些麻点。后来，有些同学刻薄地给他起了外号“邢麻子。”
胡宗义正是青云直上的时期，那时他刚升任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邢老师与他一派，也当了个小头头，任命为五连的副连长（也就是副年级组长），处处显示出年轻有为的气派。他演讲起来滔滔不绝，嗓音洪亮，爱夸张地做各种手势，特别喜欢指挥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双手起劲打着节拍：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同学们伸直脖子，雄赳赳大声唱着。窗户玻璃也震得一闪一闪。
复课以后，功课很容易对付，语文课上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拣几个生字教一教。数学课也算一门正课，却时有时无，服从于各种大会、小会、批判会。同学们凑一块儿，除了骂人，就是打架。张保林、陈永强等七八个男生抱成一团，时常在校内外打群架，成为一股班里称王称霸的势力。
这天课间休息，张保林气喘吁吁跑来，一脚踹开教室门，大喊：“哥们儿——快去呀！陈永强跟六班那帮人碴起来啦！”
课堂里炸了锅。一阵桌椅乱响。那帮小兄弟有解皮带的，有捡砖头的，也有的顺手抄起墙角的扫帚，随张保林后面蜂拥而去。我们知道，“碴起来”也就是指打架前双方的语言较量，接着该动手了。这样的热闹不可不看。这时，陈永强插腰站当院，旁边围拢了三四个六班的男生，其中两个是大个子，也指着他骂咧咧的。
“瞅你丫挺操性，还打架？甭废话，有种拉出来练——”陈永强见他那帮小兄弟都来了，也梗起脖子：“怎么着？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咱们约哪儿？”
那一帮小兄弟狂喊：“打——打丫挺的不上炕！”“练吧，咱们干脆在这儿练！”张保林使劲搡一把六班的大个子，“练呀，练呀！”六班几个人瞧这边人多势众，明显发憷了。那大个子被搡一把，闪了个趔趄，没有立刻还手。老师的办公室其实就在旁边，院里一片人声嘈闹，岂能听不见？却无一位老师出来干涉。
张保林横起肩膀又撞一下那大个子，大个子激怒了，一把拽住他胳膊，眼看要打起来了。猴七大摇大摆走过来，扒拉开张保林，“干吗呀，有话好好说，都是哥们儿——”
张保林一歪头说：“你甭管。”
“我——抽你丫挺的！”猴七瞪圆眼珠，劈手打了张保林一个耳光，“看你敢动一下！操，给你丫挺脸不要脸！”
张保林捂住面颊，呆立那儿。陈永强那群小哥们儿也僵住了，不敢说一句话。
猴七了那帮人一眼，又过去踢一脚六班那大个子，“滚蛋——全他妈的滚蛋！”
两边的人乖乖散开了。
望着猴七威风凛凛的背影，我惊讶地直咋舌。嘿，他一句话比老师一篇话还灵！后来，听同学们私下议论，猴七的两个哥哥是这片地区的大流氓，打架能招呼来上百人，学校里没一个同学不怕他的，连老师也让他几分。
上课铃响了，邢老师脸皮铁青地进来，带领大家念几段毛主席语录，都是与加强纪律性有关的。然后，他两手撑着讲台，板起面孔，沉默许久，以酝酿严肃气氛。他炯炯目光盯到陈永强身上，陈永强却笑嘻嘻歪脑袋也瞧着他，没事儿人似的。
兀地，邢老师大叫一声：“陈——永强！”
“干——吗？”陈永强翻一下眼皮。
“下课——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呀。”
“再想一想——你干什么啦？”
“噢，上厕所了，撒一泡尿……”
扬起一片哄笑。顿时，好不容易刻意制造的紧张气氛被破坏无遗。邢老师怒不可遏大喝道：“陈——永——强，你给我站起来！”
“干吗站起来呀？”陈永强两手交叉胸前，斜睨着眼看他，“我累着呢，不想站起来。”
“叫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邢老师使劲一拍讲台桌。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吓唬谁呀？你还想搞师道尊严呀？”陈永强瞪大眼珠喊。
气得邢老师簌簌抖颤，又猛一拍讲台桌：“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跟六班学生打群架？啊，啊——你有没有纪律性！你——你必须写一份检查！”
“我不会写！要写，你自个儿写吧。”
“你犯错误，就得写检查！”
“我不写！”
“你就得写！”
“我就不写！”
“你——你就得写！”
“我就不写，你怎么着？”陈永强起眼睛，“你吃了我？你扒了我的皮？”
“我开除了你！”邢老师咬牙切齿地说。
“你开除不了我！”陈永强高高兴兴说，“你没这个戏！”
“你！你……”邢老师大口喘气，脸色苍白，竟说不出话来。他猛拍一下讲台桌，又拍一下讲台桌，敲得讲台桌砰砰乱响。张保林一伙人也趁机起哄：“噢——噢！噢噢！这鼓，可敲得真响哟！”“噢——真会敲鼓！比非洲人敲得还棒！”那群坏小子不成调地一块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教室里嘎嘎大笑，怪叫，口哨，敲课桌，夹杂着歌声，几乎成了一座疯人院。
邢老师口不择言骂道：“你们……他妈的……一群小混蛋……”牙齿紧咬住下唇，手指抠住讲台边沿，恨不得掀倒讲台。
那帮同学更起哄了，乱纷纷嚷：“老师骂人！”“给他贴大字报，赶他走！”“他还想搞师道尊严！”“噢——噢噢！老师骂人喽！”
邢老师恨恨一跺脚，一阵风跑出教室，砰一响摔了门。顿时，教室开锅似的沸腾了。陈永强、张保林一首接一首唱歌，又笑又唱，极有节奏敲打课桌，唱《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卫兵战歌》，唱《造反有理歌》……响亮歌声直入云霄，犹如决堤洪水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尤其砰、砰、砰敲击课桌伴奏下，那歌声更是雄壮有气势。这股激情非常感染人，使得你喉咙痒，手也痒，情不自禁想加入到这一曲狂热的大合唱里。不知不觉，我也跟他们一块敲桌子，一块唱歌了。女生们开始只咯咯笑旁观，后来也跟着放喉高唱。
一首接一首歌，直唱到下课。
放学了，胡同里涌满了一伙又一伙的同学们。走近东校，忽然见史老师从东校的校门口出来了。我们早听说，史老师的丈夫去了台湾，她没有再结婚，拉扯两个孩子等待丈夫，就被归类为反革命家属，学校不让她再教课了，先分配总务处打杂，以后又被赶去校办工厂。她显得苍老孱弱，头发全白了，原来红扑扑脸庞也浮肿黄瘦，穿一件肥大破旧的男制服，步履蹒跚走来。
她迎面瞧见我们班同学，随即一怔，细眯起眼睛先瞟一下过来的那群女生，她们对她佯佯不睬，有的扬起脸，有的目光直盯她，也有的眼睛望别处。史老师迅速垂下眼皮，也不看大家，低头从我们面前走过。风吹乱了她的白发，一绺又一绺乱蓬蓬遮住了侧脸。我跟在陈永强、张保林身后，史老师从身旁走过时，他们不再说笑打闹，蓦地安静了。大家挺尴尬，也低下头。只有陈永强嘴角一牵一扯，冲她呆呆一笑。
前面一群女生咯咯笑了，艾蓝还回头朝史老师背后指点一下，做个怪脸，手比划两下，模仿她颤巍巍的模样，不知说一句什么。我们这伙男生一声不吭，大家匆匆互觑一眼，闷头走路。
再也抑止不住内心涌上来的酸楚，我调转身紧走几步，追到史老师身后叫一声。可是，她没听见，仍然埋头走路。我赶到她身旁，又叫一声：“史老师！”
“嗯——”她煞住脚步，诧异地转脸看我一眼，眼角扇形皱纹更深了，“是你呀，有什么事吗？”
“史老师！史老师，您好……”
她明白了。动作迟缓捋一把散乱的银发，脸颊又浮出温厚的笑容，向我亲切点点头，“哦，我还好。方小野，你也挺好吧？哦，哦，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好……好，史老师……”我干咽一口唾液，一时找不到话说，有些手足无措。
她又一笑，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拍一拍。“好啦，方小野，回家吧，再见！”她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又回头说一声：“记住呀，方小野，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我也往回走了，一颗心总是沉甸甸的。
“方小野！”突然，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才发觉陈永强、张保林一群同学站在街拐角处正等我哩，他们眼神紧张兮兮盯住我，有一种异样的表情。
“方小野，刚才……刚才，史老师跟你说什么呀？”张保林嗫嗫嚅嚅问。
“没说什么呀。”我警惕地瞟他们一眼。
“她，她……嘿嘿，她没问起我们吧？”陈永强傻呵呵笑着，又说，“嘿，其实，我们也挺惦记她的……”
他们也纷纷点头，憨厚地嘿嘿笑着。
我轻松了，回答：“嗯——她就说一句，让我替她问我爸爸妈妈好，其他什么也没说！”
这群同学很惆怅，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怔怔地站那儿，又沉默良久。
有个同学低声说一句：“唉，我觉着，史老师身体可能不太好，走路一步一拖的……”
“她家困难着呢！”陈永强也说，“我到过她家补功课。史老师留我吃中午饭，饭桌上除了窝头就是咸菜。特意给我拿出酱豆腐，一劲儿往我跟前推……”
张保林说：“那可不是，没钱呗。”
随便聊几句，我们各自分手回家。
那天，邢老师被气跑后，再不来上课。只好让一年轻女老师先代课，课堂乱哄哄像赶集。两天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胡宗义，工宣队长苗师傅，后面带几个青年教师，来到教室训话。邢老师也跟着，他情绪低落，斜靠门框边，似乎感到很没面子，垂头丧气的。胡宗义和苗师傅轮番站讲台前，又是威胁，又是扣政治帽子，大骂闹事同学们一顿，宣布将闹得最欢的几个学生张保林、陈永强等停课办学习班。这几个同学被关到老师办公室一天，每人写了一篇满是错别字的检查，就放他们回来了。从此，邢老师对大伙的管束也不那么紧了，还和张保林、陈永强一伙同学经常搭胳膊拍肩膀的。
过几天，邢老师在讲台前很严肃地宣布，班里要选小干部了。根据军事化编制，全年级编为一连，我们班被编为五连三排，还分四个小班。准备要投票选举，每个同学在发下的白纸上写出自己选举的人选，应该选出正、副两个排长（一男生一女生），以及四个小班的正、副班长。
邢老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一片骚动不安的嘀咕。后面的于伟，使劲地踢我的椅子腿，从课桌下递一张纸条，歪歪斜斜写：“你选我当排长，我选你当小班长。”瞥一眼，我把它揉一团，塞裤兜里。说实话，我抵挡不了这样的诱惑，虽然我本能地厌恶。那个年代，由于整个社会不注重知识，评判一个孩子是否具有出众才能的标准，先看他有没有组织能力，能否当上小头头。我也渴望出风头，当个小官可以颐指气使地指挥别的同学们。
一张白纸发到我手里了。
右侧有个同学扔来纸团，打开一看是张保林的笔迹：“方小野，你选我当排长，我也选你当副班长。”向他望过去，他冲我一咧嘴，我也朝他眨一下眼皮。
这时才发现，四面八方的同学全在使眼色，暗地打招呼。我心里有些踌躇，张保林、陈永强这帮子抱团成伙，是万万不可开罪的；不过，我潜意识里总觉得他们是捣蛋鬼，是坏学生；而于伟毕竟以前当过班主席，属于好学生。我犹豫一下，仍然选于伟当排长，选张保林当班长，还得选一个女生当副排长，选谁呢？
我瞟一眼远处的艾蓝。她如今也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裙了，穿一套裁剪合体的草绿色服装，更显身材窈窕秀丽。她长高了，像一棵挺拔的小桦树，那股傲气依旧不减，平时只和少数几个女生要好。我心一动，潦草写下她的名字。
邢老师派两个女生收上大伙的选票，又慷慨激昂站在讲台前讲一番大道理，什么“读书做官论”是“读书无用论”的翻版啦，当小干部是为人民服务啦，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啦，这个那个，真是越讲越嗦。同学们在下边不耐烦掀起一阵喧哗，他才勉强地结束冗长演讲，不情愿地宣布下课。
走出校门，于伟匆匆跟上我，拽我一把，悄悄问：“嘿，你选我啦？”
“什么呀？”我假作不明白，故意端架子。
“刚才的选举呀！”于伟着急了，“你投我的票没有？我可投你的票啦！”
“投——啦。”
“噢，噢，那好。”他四处张望一下，赶紧溜了。
走在回家路上，我兴奋地猜忖，于伟大概真是投了我一票？或许，我有可能当上小班长？哈，那时，我一定得好好表现，充分体现出自个儿的潜力。
晚饭桌上，我向爸妈聊一通学校的选举，还讲了和于伟、张保林他们交换选票的事儿，想吹嘘一下自己挺能干的，也有同学选举我。哪儿晓得，爸妈泼了我一通冷水。爸爸板起脸孔教训我，你没有组织能力，别老想出风头！一点儿大芝麻官，有什么好当的！妈妈干脆说，你先管好自个儿吧，连自己都没管好，野心还挺大，老想去管别人！
她又摇头感叹：“瞧瞧这世道，丁点儿大孩子也想当官，还什么你选我、我选你搞交换呐，真是的！”
爸爸笑嘻嘻说：“文化大革命到了夺权阶段，就是上上下下都抢着当官，无论是大官小官，全有人抢。倒也不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挨斗啦。”
几天后，上课铃响，邢老师跨入教室门，满脸郑重其事的表情，手捧一张名单，同学们刹那间安静了。他在讲台前又酝酿一番情绪，神情严肃庄重地说，这一回小干部们的任命是经连部研究决定，又经过学校革委会批准的。他希望新当选的小干部们，不辜负革委会的重托，不辜负老师同学的信任，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云云。
他慢吞吞宣布名单。张保林是排长，女生冯晓燕是副排长，陈永强是小班长，于伟是另一小班的副班长。我内心忐忑地倾听，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当官梦”破灭了，颇有些茫然感，甚至还有一点自卑。不过，我很出乎意料之外，张保林、陈永强那些最闹腾的同学怎么反而当上排长、班长，于伟才当上副班长？看来大伙都对这样的结果迷惑不解。同学们面面相觑，静默好一会儿。张保林也挺不自然，红脸挠着脑瓜。邢老师放下名单，使劲鼓几下掌，教室零落地跟着响起掌声，逐渐才越来越热烈了。
四个小班随后分散在教室各处角落开会，新上任小干部发表“就职演说”。我所在的小班，由新班长陈永强领导大伙开会。他照例先带领同学们念几段毛主席语录，发言时又摸着后脑勺，咧嘴笑了：“嘿，嘿嘿，让咱当小班长，咱也没当过。反正，当就当呗！当小班长，得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还得……还得怎么着哩？反正，就，就这样吧。”
把同学们都逗笑了。他也傻笑一阵，兴奋地说：“操——我带脏字儿，以后不说啦！你们放心，我当小班长，决不做老师的马屁溜子，打小报告什么的。咱陈永强不是那号人，操的——我又说错了，我打嘴！”他真的轻轻扇自己一个小嘴巴，又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笑声停歇，他拍着胸脯说，“告诉你，咱绝对够哥们儿！嘿嘿，可是——邢老师让咱当小干部，是看得起咱！可再不能瞎捣乱啦，是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呗！”
听他也讲“加强纪律性”，同学们又忍不住笑了。不过，大伙也明白了，张保林、陈永强他们上回一闹腾，邢老师被闹怕了。就笼络他们，赏点儿甜头，给几个小官当，也省得结帮成伙与他作对……唉，这是一种什么教育方法呀？我们有点儿瞧不起邢老师了。
倒也是怪，邢老师这样的没水平教育方法，却是很见效。张保林、陈永强他们当上小干部，班里纪律果然好多了。张保林腰系一条板带，扣上一顶半新不旧军帽，神气活现地进进出出，俨然成了一名小社会活动家。开批判会时，他领头喊口号，振臂一呼，山摇地动。押解牛鬼蛇神上台批斗，他和一伙人给被斗者拧胳膊按脑袋来“喷气式”，也最能干最得意。还有，每天早晨张保林带领全班同学挥动小红语录本早请示后，他也站到讲台桌前演说一通，把那些流行口号、政治概念和报纸社论的语言乱七八糟搅一起，居然也能扯上半个钟头。比如，他会板脸孔训斥同学们：“怎么又说个没完！你们上课说话，不守纪律！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守纪律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不守纪律就是破坏革命秩序，不守纪律就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危害，不守纪律就得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啊——听见没有？想想多危险吧！”
张保林的口才颇有长进，能一口气用上四个排比句！我都有点儿崇拜他了。
学校里文化课越来越减少，学生们一天到晚全得在校园里泡着。各种活动真是花样繁多，吃忆苦饭，斗私批修会，讲用会，全校批斗大会，再就是隔三岔五的庆祝游行。往往是下午正上课，邢老师匆匆进来通知大家：“一会儿放学，大家赶紧回家吃饭，晚上七点钟到学校集合，有重要新闻广播！”
一有重要新闻，必有庆祝游行。我家离学校远，妈妈给我身边放一些钱，临时有事回不了家，就去附近小饭铺买两个馒头充饥。我咬着馒头，跑到操场旁观学校的鼓号队排练。一会儿庆祝游行时，这支鼓号队将走在全校师生最前面，敲打着大鼓、小鼓，吹响了金闪闪的铜号，迈起整齐步伐向前走，多么威风啊！
晚上，老师同学们集聚教室听完广播后，开始庆祝游行了。工人、农民、士兵、机关干部和全体市民们潮水般涌上大街。人们抬着毛主席像，举起横幅大标语，每人还挥一面小纸旗，一路狂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汹涌的人流与人流交汇，甚至冲撞着。走到长安街上，时常有大人们队伍洪流一冲，把我们冲散了。邢老师气喘吁吁，跑前跑后照应着，“跟好队伍呀，一个紧跟一个，拉好手啊。”
张保林手持高音喇叭筒，也说：“同学们听好，手拉手呀，千万别让人家把咱们挤散啦！”
陈永强说，“嘿，闹不好，鞋给踩掉光脚丫回家喽！”
“可不是，听我爸爸说，上一次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游行，捡回来好几卡车鞋子呐。”于伟也说。
“好几卡车鞋子？你骗人吧！”
“骗你不是人！”
“你丫挺本来就不是人……”
“瞅，又胡扯八道了！”邢老师攒眉道，“这是什么场合？啊——要注意突出政治！”
陈永强一吐舌头。
接近九月份，同学们中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是排里要选拔五个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组字方队，是区里交给学校的重要政治任务哩！全校才选三十个人，挑选的学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相貌端正，而且要表现好出身好。当时这是个很大的政治荣誉，大伙眼巴巴希望自己被选中。那些天，同学们在课堂上都特别遵守纪律。他们还互相传说着，这个组字方队由各校中小学生们组成，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布置好的方位站整齐。按统一号令，时时变换手里高举的花束，或举黄花，或举红花，或举蓝花。那些大人物站天安门城楼居高远望下来，就能看到这些花束的海洋出现各式图案，以及各种流行的政治口号。
这天早晨，例行“天天读”后，邢老师干咳嗽一声，很庄重地取出一份名单放讲台上。
同学们的目光集中盯在那份名单上。我的心也怦怦跳动更激烈了。我一只手攥住衣襟，手心满是汗水。啊，会选中我吗？我又泛起自卑感，唉，别做这个打算了。我连小干部都不是，肯定没戏呀……
课堂挺寂静的。邢老师故意迟迟不宣布名单，却大讲这桩任务有多么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胡宗义亲自带队！他啧啧连声，好家伙，这组字是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呐。真是，多么光荣呀，多么重要呀！
听他又哩嗦演讲个没完没了，同学们不耐烦了，教室里又是桌椅乱响还有叽叽咕咕说话声，一片乱哄哄的。邢老师才终于念名单了：“这五个同学是于伟、方小野、艾蓝、冯晓燕、赵玲。记住，你们五个同学代表全班，一定不要给大家丢脸！从明天起，你们单独与组字的同学们一块儿训练，不必随班上课啦……”
大家羡慕的视线投向我们几人。我傻呵呵半张着嘴，还不相信，真的吗？真有我吗？
在音乐教室，各班抽来的三十个同学坐一起，安静地倾听胡宗义讲话。
他剃了个平头。以前当大队辅导员，爱穿一套蓝色或红色运动衫，别人常误认为他是体育教师。他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后，也改变衣着，穿一身半新不旧的军服，还经常倒背着手，慢慢踱步子，长出几分官气。如今，他斜倚讲台旁，双手交叉在胸前，又讲这次组字活动的政治意义。他嗓音洪亮，讲话一字一顿，条理性极强。
他刚讲一半，工宣队队长苗师傅突然闯进教室。胡宗义一怔，立即满脸堆笑，邀请苗师傅作指示，还很热情高高，举手鼓掌。苗师傅窄长脸，下巴颏朝前迎出，挂在面颊上的微笑特别刻意与做作。他也略讲几句组字活动的政治意义，又话题一转，大大恭维胡宗义一通，说他政治思想强，群众中有威信，年轻能干，将来前途大有希望，这次让他带领组字活动，体现出革委会和工宣队对组字活动的重视云云。他还时不时瞟胡宗义一眼。胡宗义的表情很复杂，又频频点头，又微笑摇头，或许表示夸奖他的言辞不敢当吧。苗师傅结束讲话，他又带头举手鼓掌，巴掌拍得异常清脆。还送苗师傅出教室门外，他俩又热烈握手。
我们多少察觉出这股过分的热情里搀杂了虚伪。
胡宗义又靠到讲台前，迷惘的目光凝望窗外片刻，带点儿敷衍了事地匆忙结束演讲。接着，他宣布日程安排，任命了“组字排”的排长和各小班的班长，他让我当二小班的副班长。我发憷了，自己从未当过小干部，哪儿能胜任呢？下课后，我磨蹭着来到胡宗义面前。他满脸疲惫斜傍讲台边，正狂吸着香烟。我凑过去说：“胡老师，我，我……”
“怎么？”他眼珠闪闪发亮盯着我。
“我，我……我没当过小干部，当不了副班长。”
“哈哈，”他仰头大笑，“这不要紧，锻炼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锻炼人。过去，我也没有当过革委会副主任，现在不也是当了吗？我能说，我干不了吗？”他自言自语说一句，“我们不掌权谁掌权？”他使劲拍一下我肩膀，“方小野呀，要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能被困难吓倒！谁没有困难呀？”他拈起那支香烟又猛吸一大口，呆望着袅袅升起的乳白烟雾……
九月秋老虎正在逞狂，骄阳散发着热辣辣的光芒，风也一阵紧似一阵，操场尘土飞扬。一整天的训练，大伙鼻孔和耳朵灌满细沙，鼻沟两道黑印，像长了小胡子。汗流如一条条小虫，痒滋滋爬进脖梗、脊背里，甚至顺眼角流入眼睛里，真是又疼又涩。
每个同学一副五花脸，仍然一动不动站那儿。大伙汗水浸透衣衫，两腿颤抖，心怦怦狂跳，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胡宗义在给我们做榜样，他在队列前立正姿势站立，没有抬手擦一下汗水。
操场那边，几位年轻老师过来拼命冲他招手，示意有话跟他说。胡宗义眼皮也不抬。他们又叫唤几声，他依旧直溜溜站那儿，不搭理那些人。那几个人交头接耳商量一会儿，走来一位男老师，他附胡宗义耳旁悄悄嘀咕什么，胡宗义却仿佛一座木雕像，脸部无任何表情。我们看着很奇怪，啊，他们老师中有什么猫腻儿呢？同学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
我也想着，嘿，这大概就是跟爸爸说的两派斗争有关吧？突然，我眼前却有红色斑点乱迸，下意识地舔一舔干裂嘴唇，两腿哆嗦得更厉害，再也难以支持全身重量了。我的呼吸有些急促，白晃晃炫目阳光如海浪澎湃卷来，大片的黑雾也袭来了……
睁开双眼，才发觉是在音乐教室，自个儿躺倒在硬邦邦的课桌上面。
于伟在一旁，拿着毛巾给我擦汗呢。他冲我饶舌说：“小野，知道吗？刚才，你在操场上晕倒了！身子一歪，差点儿摔地上，亏得我站旁边一把搀住了你！我们抬你来这儿，你一直晕着呢……”
我颤巍巍坐起，又一阵眩晕，天花板也浮动了。
“怎么啦？你要干吗？”于伟立即扶住我。
“于伟，我要起来……”我挣扎着下地，墙壁也摇摇晃晃了，“我，我还到操场练队呢！”
“嗨——练什么队呀！胡老师说，等你歇一会儿，就送你回家哩。”
“不，我不回家。”我一劲儿晃脑袋，“我也就晕一下，干吗回家呢！”
于伟磨不过我，只好搀扶我回操场。我的双腿像踩在棉花上，一步一挪，总算到了操场。胡宗义正喊着口令，带领同学们训练走正步。他皱眉头瞅我一眼说，“咦——不是让你休息吗？怎么又来了？”
我一挺胸脯，“轻伤不下火线，我要跟着一块儿练！”
“好吧，”胡宗义难得笑了，浓眉一挑，“要撑不住了，你也别硬撑，跟我说一声……”他又掉转脸冲同学们说：“方小野同学真正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欢迎他！”他高举两手领头拍巴掌，同学们也热烈鼓掌，拍得我心跳脸热。
操场上几棵杨树上，麻雀叽叽喳喳叫不住。胡宗义喉咙嘶哑地高喊口令，同学们服从口令训练正步走，齐步走，像正经八摆的士兵。我也精神抖擞了，抬眼望一望湛蓝的天空，犹如无垠的海洋。一片又一片浮云呢，也好似飘来的白帆。
直至傍晚，练队才停止。
胡宗义叫我去革委会办公室。他主动搬一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将我大大表扬一番，才说明本意是叫我写一篇讲用稿，明天交他。过几日，“组字排”准备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他想让我头一个发言。
晚上回家，爸妈听说我晕倒在操场都很着急。妈妈又知道胡宗义还让我写讲用稿，气得直跺脚，“哪儿有这么干的！不是拿人家孩子不当人吗？我找他去！”
我忙拉住她胳膊，“妈，让我讲用是好事……”
“好事儿？你还要命不要命了！床上躺着去！”
爸爸一旁劝解：“讲用是好事儿，可那位胡老师太急于求成了。这么办吧，小野早点儿睡觉，我替你写讲用稿吧！”我马上高兴答应了。
晚饭桌上，我有几回正夹菜，脑袋自然地耷拉下来了，差点儿打碎饭碗。匆促地扒几口饭，我很早爬上床，呼呼睡到天亮。
早晨，爸爸把那份替我写的讲用稿放在我枕边。我赶到学校，又急忙抄写一遍，便交给了胡宗义。他仔细看过一遍，在旁边还加满批注，看后却不太满意地对我说：“文字挺通顺的，思想体会也写出来了，就是缺乏革命激情！”
我回家跟爸爸说，他笑了，一撇嘴道：“那还不好办！拿那些《王杰日记》什么的，找几句吧！”
果然，我再抄几句豪言壮语，胡宗义连声赞好了。
刚下一场雨，阳光照耀深绿色树叶中，一粒粒晶莹水珠闪亮。太阳越升越高，空气中仿佛腾发出一团炫目的银光。湿漉漉操场上，还发酵出甜润的一股泥土芬芳。一伙同学们齐聚树下闲聊天，一个男生淘气地踹一脚树干，叶丛洒下一阵雨点，突如其来淋了大伙一身。他哈哈大笑，撒腿便跑。同学们惊叫笑闹着追逐他。
胡宗义缓步走过来，双手抱肩，眉心微蹙，下一道命令：同学们按各小班合成四个大圆圈，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搭配，手拉手，共同学跳集体舞。他说，区里刚下通知，说不定还要我们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呢。他话音刚落，有个男生低声发出：“哟——”大伙哄笑了，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动。
那个时代，在校园里男女界限分明。平时，男生与女生极少说话，更别提手拉手跳舞了。在胡宗义费力地吆喝下，男女生们好容易形成几个大圆圈，可是，谁也抬不起胳膊，手臂沉沉的，大伙讪讪呆立着低下脑袋。
胡宗义瞪圆眼珠喊：“伸手哇——都互相拉手呀！你们愣这儿干吗？”
同学们还是垂下脑袋，一声不吭。
我悄悄抬眼瞥一下，身旁正好是女生艾蓝。她梳两个俏皮的小抓鬏，也深深低下头，细润的脸颊稍许倾斜，一绺黑发斜披下，牙齿咬住下唇，黑溜溜的眼珠正盯住地上淡淡的树影。
我的心又突突跳了，血液也加速在周身流荡。
胡宗义大为光火，“啊——你们这是封建思想！男女界限分得那么清楚，小脑筋太复杂啦——”他连珠炮似的训了大家半个钟头，一会儿叫我们狠斗私字，一会儿叫我们批判封建思想。他指手画脚，沫星四溅，怒气冲冲，正好借此机会发泄一通内心积郁。最后，他坚决地强制命令道：“各小班的班长带头！咱们——把圈子拉起来，抬胳膊，伸手，快！”
我忍不住瞟艾蓝一眼。她穿着白衬衫蓝裤子，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她的目光也恰好向我投来，脸上泛起一片红晕，轻声催促：“快呀，你带头嘛，还是班长呐！”
我慌乱举起手臂，一伸手，没有拽住她的手掌，滑腻腻的指尖从她的掌心溜下。她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抬手捋一把脸颊上的乱发，又伸出胳膊来。
鼓起勇气，拉住她的手，我突然有些眩晕，双腿发软，手足无措，处于慌乱之中。她的手又热又软，仿佛一股电流传到我的指尖，一刹那，麻酥酥的感觉通过全身……
我们拉起一个大圆圈，跳呀唱啊，人如在云雾中，谁也不敢看谁一眼，却异常兴奋，恍恍惚惚，机械做出各种跳舞动作，还唱那首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多鲜艳……”
那是一种欢乐与颤栗交织到一起的感觉。
凌晨五点钟，我们赶到学校，天空还黑糊糊的。整队去天安门广场，东边天际已现一片金红色朝霞。晨风吹拂，一面面彩旗呼啦啦响。大家穿了外套仍然冷得直哆嗦。三十个同学被安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下边，旁边是大花坛，阵阵芬芳花香传来。
人们高举花束，一片花的海洋。那些花束却把我们视线挡住，同学们小声嘟哝，于伟说：“哎哟，什么也瞧不见呀，连天安门都给遮住啦。”又一同学说：“唉，要是见不到毛主席，可怎么办呢！”“是啊是啊，那不是白来一趟嘛！”胡宗义安慰大伙说，不必着急，国庆检阅游行完毕，人们还要涌向天安门，那时候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我们听见，高奏《东方红》乐曲，大喇叭广播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在上面讲话，紧接着，检阅游行队伍。不知过了多久，果然是广场的人们涌向天安门……
周围所有人狂热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群似潮水熙熙攘攘涌过去。胡宗义神情极其紧张，满头淋漓的汗水，他既要保护学生们不被冲散挤丢，还得带领大伙更挨近天安门城楼。快涌到警戒线附近，他立刻张开双臂阻止大家别往前挤了。此时，巍峨的红色城楼仍然隔得远远的，我只模糊瞧见城楼上影影绰绰站立许多人，只有黄豆粒大。同学们欠起脚尖，蹦呀蹦呀。谁是毛主席呢？怎么也看不清楚。
很快，涌向天安门的人群又退下。
同学都说自个儿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还招手呢。”“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旁边站的是林副主席，比毛主席矮一截儿。”“嘿，看得清清楚楚！”“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心中纳闷，怎么同学们看见了毛主席，只有我没见着呢？莫非我的眼睛太近视了？我有点儿惭愧。那些同学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面写下一行字：“1967年10月1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纷纷这么写，我也写了。甚至三说两说，我也说自己见到了毛主席。
第二天，妈妈顺口问：“小野，你昨天到底见到毛主席没有哇？”
“见到啦！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还向我们招手呢。”
“是吗？”妈妈惊讶地说，“看得那么清楚呀！”
“你听他撒谎呢，就是站在天安门底下的金水桥，也不会看得那么清楚！”爸爸揭穿了我的谎言。
我的脸涨红了，嘟哝道：“看见了嘛，我就是看见啦！”
“刚才你说，你看见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是不是？”
“是呀……”
“那根本不是毛主席，毛主席穿了一身中山装。”爸爸顺手扯过来一张《人民日报》，“你看，这里登的是昨天的照片。毛主席身旁站的是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他倒穿一身军装哩。”
我顿时哑口无言。不过，我也发现，那些同学都说了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