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改这部小说的第二稿时，也就是1991年，社会上忽然出现一阵“文革热”。几百万《红太阳》磁带流入音像市场，文革时期的许多文物被复制，就连毛主席像章也风行一时。那时候，我居住的小楼窗户正与某单位礼堂遥遥相对，那儿常常在夜晚举行舞会，强烈的迪斯科音乐与《红太阳》歌曲同时演奏，居然并无什么不谐调感觉。不过，待我写作间歇，静静点上一支香烟，想象着那个舞会上，一对又一对男女优雅迈着舞步，或激烈扭起屁股，却播放着《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乐曲，仍然不免油然而生啼笑皆非之感。
也许，是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了。今天，人们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历史景象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就连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搞不清楚什么红卫兵啦，造反派啦，走资派啦，黑帮分子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他们未必明白这些名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好比，现代的少年儿童，只知道卡通片、游戏机，根本不会晓得弹球、拍三角、滚铁环算什么游戏。别的且不说，往后北京城里“胡同”这个名词的含义恐怕也是要变成“小区”的同义语吧？或是可能从城市词典中干脆取消了。
写这部书，我花了十余年时间，完成一稿又一稿。我所写的，是一个男孩子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荡时代中的心灵成长历程，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琐事，也是北京城一条小胡同的几幅潦草风情画。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确有过一条小雅宝胡同，我写作此书时那里旧的院落和胡同还残存着，如今，也随着北京城的改建拆迁大潮而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吧？我后来曾经多次在旧胡同的遗迹流连忘返，甚至还为它做了考证。我对它确实充满感情。因为，我的儿童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当然，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故事情节，也是根据自己童年生活素材而加工创作的。我呢，自然不必再贴上那个可笑标签，“本书纯属虚构，请读者万勿与真人实事相联系”云云。它毕竟只是一部小说而已。我们仅仅将它看成是一片凋零的记忆花瓣吧，虽然干枯了，却夹在历史巨册中，作为某种标本而保存下来。
这部书的修改稿给许多朋友们读过，感谢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老编辑彭沁阳女士在病中两次仔细阅读全稿，提出了珍贵的意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深深感动。应该说，这部书也浸透了这些朋友们的心血。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文化界颇有清望，出过不少好书，可我也深知目前海内外权威评论家们已经视小说为“衰落的艺术”，认为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文学不会再受读者青睐了。但是，使我意外又庆幸的是，文学事业家园仍然有着一批执着的守望者们存在。所以，我感激刘清华先生、罗尉宣先生的激励奖掖，也感动刘茁松兄为此奔走的一片赤诚之意，这不仅仅是朋友间的情谊，更重要的是，这使我几近于枯寂的心灵又充满了生气与希望。
2010年7月30日于北京白云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