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民谚:“吃了端午粽,还有三尺冻。”又云:“未吃端午粽,寒衣不可送。”说的虽是粽子与天气的关系,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粽子总和端午节夹缠不清。“端”者,开也;“午”与“五”同音,农历五月初五,就是俗称的端午节。据说《离骚》、《九歌》的作者、楚大夫屈原于此日投汨罗江殉国,百姓为使屈大夫身体不受鱼虾咬噬,便把粽子投入江中。有关这个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恐怕是南朝梁文学家吴钧的《续齐偕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遂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稍稍不同的是,吴钧没有直接写到粽子,而是以“竹筒贮米”代之。这个“竹筒贮米”说,毕竟和现在我们吃到的粽子形状大大不同,不过也算得上粽子的雏形。由此我想,粽子要么是屈大夫投水前即已存在,要么是此后才有的,不见得当时的老百姓也像目下的政府官员,上级领导来检查了,临时抱佛脚,拍一下脑门,立马发明出一个小巧玲珑的粽子来。不过,千载以下,人们愿意粽子是为屈大夫而发明的。这样,一只小小的粽子,也就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意味和悲壮的情怀。后世吃粽子时想到三闾大夫,正如叉东坡肉时遥想大诗人苏轼一样,自有一种比之口味更加久远的齿颊满香的意味在。文明的进化史上,许多东西,何时发明其实并不重要,为何要发明这东西,才是值得人们深究的。即以粽子为例,想来不过是为了携带方便。此外,粽子还有保存时间长,不易馊掉的特点。当然,发明粽子的源头,倒可以远远地追溯到上古时代。先民为了食物适口,习惯性地用树叶包裹之后放在火中煨,再剥叶而食。仔细一想,此一习俗中已经包含有粽子的雏形。粽子写入文字的历史也很早。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有“粽,芦叶裹米也”的记载——那已是非常接近现在的粽子了。晋初周处《风土记》:“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啖之。”东晋初范汪《祠制》:“仲夏荐角黍。”都是极有名的有关粽子的经典记述。角黍即粽子,《本草纲目》清楚说明用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或棕榈叶形状的食物,称“角黍”或“粽”。直到明清时期的文人,也时见“角黍”的记载。从上条周处的记载来看,粽子似乎还与当时的保健和驱疫有关。中国古代,五月向称恶月,盖天气转暖,蛇虫百脚冬眠将醒,四出活动的缘故。为项映薇的《古禾杂识》做过增补的嘉兴人王寿对此有过细致的观察,在五月这个古人认为不大吉利的月份里,他写道,嘉兴人家“家悬神符、钟进士像以辟邪”。端午节,“是日食角黍”。不过,现在嘉兴一地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如今已大大淡化。人们普遍在清明节裹粽子,特别是农村一带,“村人聚观,分享角黍”(项映薇)的景象也只在清明时节某些古风犹存的村子里或许还能见得一二。
这本书,是从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江南中抽离出来的——它缓慢、平常、任性、细小、琐屑、自说自话,甚至还不时地倾向于“本地的抽象”(布罗茨基语)——主观和片面或许正是这本书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