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城门附近四处走走停停，在一敞开的拱门内，有人在吊嗓子打跟斗。常干部说这是县话剧团。我们在门口张望，里边像是另一个世界，居然有人穿旗袍西装，看上去正在排演一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话剧。肖芸说旗袍与西装做得太不地道了。常干部说，能这样就不错了，这年月谁还会做这玩意啊。肖芸说，可明，我们箱子底还有上海与香港时期的旗袍与西装，我们干脆送给他们吧。下次，我们就要常干部带来。我知道肖芸会说到做到的。
我们走向城门楼，里边有人进进出出，边上挂了一个牌子，城关派出所。一会，常念的妈妈从楼里走出来，她一身制服，把肖芸脸上的笑意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表情。她邀我们进去喝茶，我们说，不方便打扰公务。她倒是诚心，说，真没什么公务，没什么事呢。可能是见到这样的单位心有余悸，肖芸执意不肯进去。所以，常干部也就只在那待了一会。走时，肖芸不时回头，对常念妈妈说，你要去与你们领导说，这城门楼是文物，不能用作办公。肖芸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可是常念的妈妈却是一个劲地点头，满脸的附和。因为喜欢念，所以在心里对她的父母也有一份亲近感。当然还因洪生。
转眼间已是浓冬。湿雾沉沉，冰冷彻骨。我的心绪也是千回百转。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我的那颗死了的心又蠢蠢欲动。人有了欲望，心就乱了，时而焦急时而郁闷时而躁动时而失落，于是好好的一个人，竟然陷入到绝望的境地。盼望有一天能峰回路转。可是每一天都是暮气沉沉。所有的期望，便成了失望。失望的表现，便是内脏的病变。老话说，心不病则神不病，神不病则人不病，人身以心为主，心动则热，心劳则汗，心忧则癖。我待在茶场本来心无旁骛，只想着平静地养老，可是，天边的一线曙光，居然让我七窍生烟亢奋难眠。肖芸有时夺过我手中的报纸，说，外边的事，我们管它干吗？有时，我也赌气，几天不看报。我想我干吗要理会呢。可是，过不了三天，我又会奔向邮电所，去取那些个报纸。
那天我看到了一篇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声音。这声音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我所有的期望都成妄想。我失神地在暮色里沉沦。等我醒来，我躺在茶场的卫生所打点滴。肖芸说，那天我看着报纸就晕死过去了。我凝视着我的妻子，光影打在她身上，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在茶场的工作是照顾肖芸的，可是现在却被她照看。这辈子，我总是欠她的，下辈子也难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