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插曲
离开胡兰成的张爱玲就像是一只受伤的猫，孤身一人的，在漆黑的月夜里，不，仅仅只是黑夜，连月的微亮都是没有的——这于彼时的张爱玲来说是奢侈的——她蜷缩在与世隔绝的角落里，自己哀怜着，思索着，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不知道何时才能愈合。猫的眼睛在暗夜里是令人惊悚的，与周围的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一如张爱玲的灵魂。
这一潭平静得再没有“兴风作浪”的气力的死水，这时却因为一颗小小的石子的投入，开出一朵朵的浪花来。这浪花虽然小，也并不持久，但毕竟是开了花的。不然，这潭死水还不知道会怎样的腐臭呢。
而这颗石子，虽然也是小，也并不怎样的光华出众，但毕竟有它小小的力量——他将这潭无人问津无人敢碰甚至是捏着鼻子走开的死水砸出一圈圈漾漾的纹路来。它虽然不彻底，它却是成功的，甚至是功不可没的。
这颗石子，便是桑弧了。
桑弧是文化公司新晋的一位年轻导演，之前还没有特别出彩的电影，不过也算是受赏识的。只是瘦，文弱，又白皙干净，给人感觉仍是漂亮的。
两人的相遇几乎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水边打水漂，是轻轻飘飘地“擦肩而过”的，即便是有接触，也只是轻微的，无关痛痒的。
他们是在由柯灵一手撮合的饭局上相遇的。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初次见面；对桑弧来说，却是久仰大名，甚至是顶礼膜拜的了。那个时候的他，能否和张爱玲合作都是难以确定的事，何曾想过有朝一日会在一起呢？
在这次饭局上，他在向张爱玲打招呼时，不仅是拘谨的，甚至因为紧张、不安与激动而显得幼稚可笑的了——在张爱玲眼里。这次会面，于张爱玲是解放后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是郑重其事却又是不以为意的；与桑弧，是为以后他们俩的合作埋伏笔，是若无其事却又是小心翼翼的。双方各有各的心思，却谁也不吐露，各自淡淡地，寒暄着，不紧不慢，关系却在无形中被拉近了，贴紧了。
这次晤面之后，桑弧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拜访张爱玲了。他与在文华公司负责宣传的龚之方一起上门，请张爱玲“出山”，为他们写作电影剧本。
一方面想必两人必定是费尽唇舌，另一方面张爱玲先已是在上次会面时被桑弧的沉默有所震撼，又加上这次是沉默了一年多之后绝佳的复出时机——对汉奸一类的风声不似先前那么紧了，人们的生活也不似解放前那么混乱了，人们也有看书看电影的需求，于她于民都是两相宜的——于是，虽然之前张爱玲并没有写电影剧本的经历，还是一口应承下来了。
第一次是《不了情》，上映后一炮而红。于是再接再厉趁热打铁又再写了第二部——《太太万岁》。两部电影在上海都风靡一时，民间奔走相告。不仅仅是上海，周边地区亦是免不了受其影响的。
就连待在温州范秀美温柔乡里的胡兰成，也是去看了一次的。亦是颇以为好。
这两部电影，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桑弧、张爱玲的事业都迎来了一个新高峰，更重要的，是迎来了两个人感情的新时期。于张爱玲，是飞蛾扑火之后身受重伤之时的唯一慰藉与依靠，是舔舐自己伤口时唯一的见证与怀抱；与桑弧，是事业丰收之时爱情也降临的双喜临门，但同时又为这份感情的见不得光而烦恼着。
此时，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亦是从国外回来了的。
此时的张爱玲应当说还是幸福的吧，相比较她不幸的人生的其他阶段来说。
桑弧的爱情不消说是滋润着她的。桑弧较她年长几岁，然而却漂亮稚嫩得叫张爱玲总是要恍惚觉得他比她小。她在他身上经历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初恋的甜蜜滋味。就像是一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猫，有一天失却了它们并且受伤之后，无意中尝到了最初的鱼的滋味之时，那种腥香是令它怀恋的甚至是神魂颠倒的。即便有时它清醒了，怀念起以前的牛奶来，眼下的饱暖也是会令它不要去想受伤之前的美好的。
同时母亲的奇异的转变又是令她实实在在的幸福着的，尽管她并不表露。母亲这次回来，已没有了当年的高傲姿态。当年是青春正韶华，意气风发；而今却是红颜已老去，人老珠黄了。
似乎是要为张爱玲小时候做弥补吧，这次黄逸梵回来小心翼翼地在尽一些母亲的职责。无论是检查身体，还是物色对象，都是有板有眼的了。尽管在此过程中张爱玲甚至一度是起过反感的，但这并不妨碍她发现母亲的细微转变。尽管她要还母亲的钱时，那么坚决，乃至决绝，甚至发现了母亲的悲伤心情之后仍是不为所动。但那只是叛逆的、习惯性的冷漠了，母亲的转变，无论如何，她都是欣然接受的。
后来母亲要离开时，她还有过反思。觉得虽然不知道母亲一开始是不是要打算留下来，但这样的离开，总让她怀疑是不是不懂事的自己气走了她的。然而无论如何，她都是走了的。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但在此期间，她总是有过一段没有胡兰成的较为温馨甜蜜的小时光，恬淡的，安静的。她受着来自双方面的滋润。这是她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母亲走后，他们俩的恋情还在继续。
他们经常会相约出门散步，但自然也是避开众人的目光。有时，在黄昏里，他枕着她的腿，她抚摸着他的脸，两人都沉浸在这短暂得似乎悠长无尽头的片刻里。连说话都似是喃喃呓语了，怕惊扰了这美好的梦。其实两人心里都明白，这段恋情不会长久的。
桑弧怕沾了张爱玲“汉奸妾”的名声，使他刚刚起步风头正劲的事业夭折，张爱玲也怕耽误了他，自然是不会缠着黏着。然而这中间仍是有个插曲的——当然，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在与桑弧在一起一段时间，并且在胡兰成回了一趟上海，双方都是互相知道之后，张爱玲终于不想在左右摇摆了。虽然钟摆摇摆才证明着它的存在，但那是上紧了的发条逼着它鞭策着它一圈一圈永无止境地走轮回的，她自己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停下来歇一歇，哪怕是短暂得不可预言的呢？
她终于鼓足勇气去了一封信，表明自己要跟他从此一刀两断的决心。这封信，既没让胡兰成以为自己是因为有了另外的感情寄托，也没让桑弧觉得自己是因为他才跟胡兰成提出决断的——她不想桑弧有压力，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要他负责的。
她终于是没有思想负担地、完完全全地跟他在一块儿了。她觉得释然。然而就是在这样似乎是最恰当的时刻，不恰当的事却发生了——她停经了两个月。
这样的事对张爱玲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重磅炸弹。一来她自己从来都是不喜欢小孩子的，以她现在的能力也未必能养得起小孩子；二来她也知道，桑弧是绝不愿意要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小生命无论是对于他的事业还是他的人生都是个拖累，毫无喜悦可言。
隔天，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出来的结果，不知该说是喜还是忧——她没有怀孕，她的子宫颈断折过。他们俩都可以松口气了。但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子宫颈断折是一件太过不堪的事，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但她还是将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桑弧了，桑弧面无表情。然而张爱玲的心里却痛苦得像针扎一样。她想，这回，桑弧不但要觉得她是个残花败柳，而且是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了。
两个人心里都翻江倒海，但表面都平平静静。
裂痕却是从此疯狂地滋长了。不久便爬满了墙，摇摇欲坠，快坍塌了。
这之后，两个人渐行渐远，中间的空白地带扩张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最后终于在两人之间生成了一条江，江水滔滔地流着，无情地，掩盖过世间的一切声嚣。
终于，她听说他要结婚了。这自然也是张爱玲早已预料到的——桑弧不可能跟她过一辈子见不得光的日子，亦不愿意为她放下事业功利的攀登，那么，便只有恩断情绝了。
他结婚了，同一个女伶。那个女伶自是漂亮的。连结婚照都登在了报纸上。然而却只有张爱玲一个人不知道。有一日，他们俩见面，她竟还傻傻地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他回答，已经结了，面无表情。然而两人都觉得了，那一条江水在滔滔地流着。
再也回不去了。
她走了，1952年7月，她32岁。
只不过是一转眼的时光，她已是从20多岁学堂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女，历经跌宕起伏，成了一个满载着痛苦与喜乐、深陷与超脱的生命体。她是不幸的，她亦是幸福的。站在船头眺望越来越远的上海，眺望自己将近10年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青春，她仍是平平静静。她终于还是明白，要走的，都会走，不用挽留；要留的，她太独特太传奇，不配拥有。
别处人生
十年的人生转眼抛在身后，浩浩荡荡的江水奔腾不息地向前流去，竟是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张爱玲想向过去望，但无论怎样地努力，只有影影绰绰的轮廓，漫江的大雾遮住了所有回望的视线，只留了一团迷蒙在人心中。
初来香港，张爱玲的生活并不遂意。当年在上海，拿着稿费，生活已是过得并不宽裕，如今在香港，孤身一人，与姑姑已是约定好不联系，也没再写作，生活费没了来源，自然人穷志也短，再也不似当年那个张扬恣肆、俯瞰众生的张爱玲了。再加上年华老去，30多岁的人，心气是再也回不到当年了。
这只躲在角落舔舐伤口的猫，时光已经悄悄溜走了，无知无觉，不痛不痒。但惊觉时，却是撕心裂肺也没有呻吟的了。
伤口渐渐地在愈合。总要愈合的。时间要往前走，人生要往死里奔，你不愈合又能怎样？即使是自欺欺人也要使这伤口愈合的。因为身边在没有人了。一个人漂泊无依的时候，生活没有给你舔舐自己伤口的余地。自己要逼着自己坚强。
于是这只刚刚“愈合”了伤口的猫，一步一顿地，从阴影的角落里走出来——不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盛着饭食的碗。它需要食物。没有精神食粮的时候，也只有靠物质来让自己增添力量了。毕竟，它还要活下去。余下的生命不能白白浪费。
生命体对于上天给予自己的生命是要担负起责任的，无论你愿不愿意。
正是窘困的当口，她的在国外的母亲倒是为她尽了一臂之力的——她向张爱玲指点，要她去找自己的朋友，港大的教师吴锦庆帮忙。这样辗转了几番，尽管她的档案在战乱中有所损毁，但因着有人帮忙说情，再加上自身的才学与当年在港大学习时的优异成绩，还是得以在港大注册复读，并且得到奖学金补助。
境况似乎稍稍有了些微的好转，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放开压迫着她的手。生活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往往是这样，你辉煌的时候，它把你捧得更高，高到云端里，它要你红得发紫，紫得发黑才行；而当你一旦跌入低谷了，它便要跟在后头踩两脚，再踩两脚，直到把覆在你身上的土压得实实的了，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动不了身才罢休。
张爱玲此时的境况正是那样。
彼时的炎樱已去了日本，心里倒总还是惦念着张爱玲。恰好来了封信让她也去日本。张爱玲也是考虑得不够周全，完全没有想在日本能如何生活，离开港大以后又会有什么后果，便收拾行囊上路了。
她只是觉得，已是没有根的人了，在哪里漂泊还不是一样？在香港，可说是举目无亲了；去日本，好歹还有昔日的密友炎樱。两相比较，总还是愿意去日本的。
而此时，她在港大，才刚刚待了两个月。
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大团大团的花簇拥着，在路边上，山坡上，开得烂漫，就是与天上的骄阳，也是毫不露怯地遥遥呼应着的；走的时候，已是深秋，树叶扑簌簌地落，满地的金黄，但没有丝毫的辉煌壮丽之感，只是铺出一个遥远的年华，望不见尽头，供人回想，不禁怃然。
时光是件太残忍的东西。我们根本无力与之抗争。唯有祈求。
在日本，生活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好转都是妄想，尽管炎樱自然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这只刚刚吃了些饭食，稍稍振作了些精神的猫，已经是在黑暗里待得见不得光的了，又加之身体瘦弱，步态蹒跚，是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了。这种时候，再四处碰壁，无怪乎它也会心灰意冷。
无奈之下，只得又回香港，再作打算。此时在日本不过也才待了将近4个月。然而只不过是这样的打算，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了。
当初她一意孤行要离开学校，急慌慌地去往日本，而今在日本发展不顺，又企图回来寻求庇护，校方怎能容忍？予取予求的事，换作谁都是一样的不情愿的，尽管张爱玲也许并无他意，只是不懂得打点，不明白人情。
校方做得很绝——不仅不愿意再接受她，甚至要她赔偿校方补助金。此后虽经多方磋商协调有所和缓，但此事却对以后张爱玲的生涯都有所影响——后来港大干脆连她曾经在港大学习的证明都不愿意出具了。这是张爱玲不是“机构人”的又一个不利之处吧。她是向来不懂得这些事的——她有两个脑袋，半颗心。
然而这不是理由。生活是残酷的。它不管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错了就是错了，败了就是败了，输了就是输了，没有借口可言。你想在生活中活得光鲜亮丽，走路昂首阔步，那么你只有想方设法去发现生活，适应生活，迎和生活。
高傲如张爱玲也同样莫能例外。
然而之后的形势越来越由不得她不低头了。生活是可以压倒人的。在她那么多张照片里，几乎张张是昂头挺胸，搔首弄姿的——她在居高临下，她在用俯视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人和事。那些时候，尽管她也身处其中，但她是超脱的——她有这个资本超然于物外。
到如今，她总是在路上，在急匆匆地赶路。似乎永远在追赶着什么，生怕晚了就没有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过去了，与她无干。
为了生活，她四处奔走，风尘仆仆，只为在香港有立锥之地。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谋得了一份工作。张爱玲当时虽是“虎落平阳”，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在上海时的作品在香港亦是颇有影响力的，再加之她无可挑剔的英文功底，正是美新处求之不得的人才。
然而即使这样，她也并没有成为美新处的正式在职员工的，仅仅仅仅是“为人作嫁衣”，而且这嫁衣做得亦不是十分情愿的——她先后翻译了海鸣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爱默森选集》、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
这些并不是她所愿，但是在生活面前，她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
这样过着与文字打交道的日子，虽然也称不上苦，但生活总是再无乐趣可言。不是自己喜欢与熟悉的东西，不是从自己心底里生发出来的东西，不是从自己脑海里泉涌出来的东西，怎么能给人带来欢乐呢？
她只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做。
在香港这一段并无多少华彩可言的生活里，对张爱玲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这是无尽的暗夜里唯一的一颗启明星，不仅仅是给予人精神上的力量这么简单，关键在于它清晰地告诉身处无尽的绝望之中的人，黎明很快便会到来的了，无论当下是多么黑暗。与此同时，它也给人们指引着方向。
宋淇、邝文美夫妇彼时也正在美新处任职，也是做的翻译，于是便自然而然地结识了。但结识简单，惺惺相惜乃实属不易。
张爱玲的小散文《爱》里曾经说过：“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时她虽是用来形容爱情，这平平淡淡却又轰轰烈烈、恍恍惚惚却又真真切切的爱情，那时不知打动了多少爱情上的“善男信女“的心。怕是张爱玲自己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当自己风光不再的时候，这篇早已被人遗忘的文字还能那么贴切地、天衣无缝地描画出这乱世中的一段友情。
说来真是一段“奇缘”：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时，宋淇夫妇恰巧也是在上海，当时也颇为喜爱张爱玲的作品。但那时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读者，张爱玲则是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哪能想到有朝一日会再相逢，并且就此结为终身挚友了呢？
大概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相逢会在香港。读者见到自己久仰的作者，这样的喜不自胜已不必说，更何况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多有交谈呢？
除此之外，宋淇的喜好也有与张爱玲共同之处——两人都喜爱古典文学。在一起的时候总谈《红楼梦》。有共同语言的人总是更容易架起沟通的桥梁。
而除了宋淇，邝文美也与张爱玲成了闺中密友。她几乎天天来张爱玲的住处小坐一会儿，谈天说地，思往事，谋未来。三人很快建立起了真挚的友情。
除了在生活上与张爱玲为伴，给予她许多慰藉与安然之外，在生活上亦是多有帮助的。
这在张爱玲的一生中也算是永不褪色的一笔了。
这时的张爱玲人已到中年，结识的宋淇夫妇亦是如此。生活与友情都已不复当年。没有了当年与炎樱一起的异想天开，没有了当年青葱岁月里的山花烂漫。但生活也为这个时期的张爱玲添上了别样的色彩。那是人生中年时期特有的脉脉温情，既有友情，又像亲情，那是张爱玲在别处，在任何其他地方地方都不曾感受过的。是策马奔腾对酒当歌之后的温暖年岁。
这也许是生活将她逼至绝境之后，留给她唯一的一丝微光与喘息之机吧。
毅然转身
天才梦是早已萎谢了的，华丽绽放之后的惊艳已经落幕。剩下的是永远伫立着的枝干。树的枝干从来没有令人艳羡的特质，但它的持久、屹立、稳固是永远也无法被剥夺的特质，一如张爱玲的厚重功底。尽管眼下树还是孤零零地站立着，但它俯首下心，从广袤无垠的大地里吸取汁液，它在积蓄着力量，在不动声色地酝酿着来年的花开。
但是经历磨难与大自然的洗礼之后的树再也不会像原来一样了。即使开花，即使它要自己开自己想开的花，迫于环境，花也是会变异的。
当年她的复出之作《十八春》里已经有了政治因素的显现。那是她在历经政治的磨难之后写的作品，写时已不像原先的张扬恣肆，而是放低了姿态，想要融入到人民大众当中去。她的笔尖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触动了政治的神经。尽管也有“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决定你”这样的句子来抒发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以及表明自己在政治上所吃的亏与所受的委屈，但最终的基调却是委身于政治的。
她在如此凄婉的故事最后，却“安排了一个‘大光明’的结局”——所有的主角都到东北去参加建设了，各自都在解放后参加进步。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中常有神来之笔的话，那么这个结局也算是“神来之笔”了。这样的光明远非她所愿，但她不得不写，不得不向政治与生活低头。
因为聪慧的她知道，要开花，唯有先适应环境。
此时，她在香港做翻译已经有了一些日子，生活的捉襟见肘之况已有所好转。于是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打算开始自己的创作。
然而创作的风格是完全变了的。原先的绮丽旖旎已经尽洗铅华，剩下的是涅槃之后的平静踏实与厚重。
《秧歌》不久便诞生了。是用全英文写就的。这对张爱玲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既是语言上的，又是风格上的。然而，她做到了。
英文的写作，遣词造句她都十分注意，力求完美。写完之后，也不是十分的有信心，专程给宋淇夫妇看过，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将稿件寄给了美国的出版经纪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在还未完成之前，不，应当说是刚写完前两之章后，便交给美新处处长麦卡锡看过。麦卡锡对此大加赞赏，甚至是惊叹的。有同道中人看过，都赞叹张爱玲用英文写作的功力，让美国人都自叹不如。
期间，《十八春》的作者马宽德来香港，麦卡锡把他介绍给张爱玲认识。麦卡锡也把《秧歌》的前两章给马宽德看了，他对此也是十分肯定，回美国之后还将之带走，向美国出版界不遗余力地推介，有力地推动了它的出版，也使得它在还未出版之前便先“问世”——赚得了人们的眼球。
《秧歌》在美国甚至可说在海外，反响都是很好的。一方面确实是张爱玲本身的才华，另一方面，也许也与它的政治立场投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所好吧。
《秧歌》描写的是解放后中国农村的生活画卷。张爱玲几乎终身生活在城市，描写其中场景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加以发挥的。
在上海，她曾经去乡下体验过土地改革，尽管待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冬天，但她细腻敏感的特质已经帮助她将乡下的生活场景刻在她的脑海里了。她将自己在那个冬天的所有经验都悉数用在了《秧歌》里，以至于她一度发愁：若是冬天过去了，春天的怎么写？
除了她这唯一一次的经历之外，平时她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的关于“土改”或者农村的生活状况的文章报道给她的印象都用在了写作中。
然而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有政治投机之嫌。当时农村的生活状况虽然也并不是那么乐观，但也并不像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得如此不堪。张爱玲也许并非出于本意，但是当时寄人篱下，不得不寻求“荫蔽”，于是只有按照“主人”的意思写，才有出头之日。
当时在美新处任新闻处法人的克劳迪·朱里安曾坦言：“要求他们写我们所需要的书籍，而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激烈反共的，从构思到原稿的最后修订，都是由我们监督的。”这里的“他们”，便是像张爱玲这样有所成就、有一定影响力但又身处逆境的作家。
然而海外的市场算是打开了，内地的销量却可算是极其惨淡的了。大概大家看惯了张爱玲作品里形形色色的市侩人物，一时还不怎么能接受这样平实的风格吧。
也确实，张爱玲以往的写作是信手拈来，云淡风轻地便可轻易地翻云覆雨了；而现在，境况几乎是完全的相反，是绞尽脑汁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美国的《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甚至是《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张爱玲和她的转型之作《秧歌》较高的评价，国内也有许多大家如胡适、夏衍等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仍是改变不了大多数人的看法。
后来张爱玲又写了《赤地之恋》，也是类似的题材与语言风格。仍是一样的在内地市场受冷落。
像此前曾几度帮助过张爱玲的柯灵，此时也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这也是确实的。
张爱玲就像是一块玉。原先在深山里，吸收了天地灵气，日月光华，渐成光彩夺目之势。终有一天，她的华彩吸引了“淘金者”，她被发现了，被采掘了，被带到尘世间。她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被打破了，她的安静、沉默被尘世间的热闹、喧嚣覆灭了，她的光彩夺目了好一阵子，她的光华璀璨了许多人的眼，她是一块无瑕的美玉，浑然天成。
然而世间容不下这样浑圆的美誉。他们要将她雕琢。他们伸出了他们的大手，拿着工具，叮叮当当，左敲右锲，玉屑飞溅，在阳光下划出一道五彩的弧。像是对人世间最后的五彩，最后的微笑。
终于，他们成功了。她不再是原先的那块玉了。她有了他们的印记，她带上了他们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改造并没有问过她的意见——自然，在他们眼里，她是没有资格谈自己的权利与好恶的——然而他们为自己能改造这样绝世无双的美玉而感到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但人的反复无常正在于：他既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无限的满意与欢欣，但一旦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有了任何瑕疵或是问题，他却迁怒于玉本身了。可笑之处正在于此。你既是改造之人，玉又是毫无主动之能力的，责备的对象怎能是玉？
然而生活很多时候并没有道理可言。主宰生活的人说什么，生活便是什么了。生活的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便只容他们修改。他们的是非善恶，便是生活的是非善恶。
张爱玲只是这样一块被动的、毫无权利可言的玉罢了。即使她曾经再怎样的光彩夺目又怎样呢？一旦被雕琢坏了，玉便只剩了她本身的底子那一点可怜的价值，再也没有再修改的价值了。
这难道能怪张爱玲么？能怪这块玉么？她本生无心变动，只是吸收了天地精华，在世间光鲜亮丽了一回而已。只是尘世的洪流让身处其中的人毫无自由民主可言，他们只有做政治的附庸，再无其他选择可做。
《赤地之恋》便是彻底地将这块玉雕琢坏了。待她意识到的时候，已是“回天无力”了。香港再也发展不了她的梦。
她的转型的努力是付诸东流了。她的新的尝试是彻底地宣告失败的了。
1955年，在香港待了3年之后，张爱玲在麦卡锡的帮助下，以难民的身份登上了克里夫兰号邮轮，远渡重洋，去向美国了。
命运总是戏剧性的。此时在大洋彼岸的国家里，另一位天才式的人物也正与她经受着相似的遭遇。
他就是小约翰·福布斯·纳什。两人的人生并没有交集，只是相似的命运、同样的时代让我们不禁将他们放在一起做个比较。
纳什出生于1928年，比张爱玲小9岁。他在少年时期便显示出惊人的数学天赋，然而与此相伴的是孤僻、内向、怪异的性格以及不合群、不懂社交。这与张爱玲的性格也是极为相似的。
上大学期间，20出头的他沉迷于对数字的演算。在大学期间，他几乎从未上过一节完整的课，旷课成了他的必修课。然而他惊人的天赋与恒久的毅力成就了他——在博士论文中，他花了整整27页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这是他的才智在青年时期的大放光芒，同张爱玲一样，两者都做着“天才梦”，且都以为成名是要成早的。然而更为惊人的相似在于，在成名之后，在负有盛名地过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他们都前所未有地遭遇了挫折。
纳什凭借着惊人的才华与对博弈论以及当时的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上了大学教师。然而深入体制的他却前所未有地开始“反体制”——他的游历生涯对他的价值观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是颠覆。
他在国外到处声称美国的体制是行不通的，要求退出美国国籍。这样的言论，在国外并没有人当回事，也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入籍请求；而在国内，事情却不那么无关痛痒、云淡风轻了——他被当作精神病送进了病院。
诊断的结果是“妄想型分裂症”。纳什当时是真的发疯了还是因为当局不满他的行为、言论而当他是发疯了我们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两人同样的是遭受了价值体系的摧残，遭受了政治上的暴风雨的洗礼。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来到美国，两年后，纳什的精神疾病便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注意。
他们的生命线几乎可以说是交叠的——一样的生命进程，一样的生命性质，一样的跌宕起伏，一样的传奇与凄凉。
他们都在自己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甚至可说是不遗余力地爆发出了他们的能量，孜孜不倦地要将自己所具有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内蕴挖掘出来放在世人中间展览。他们有着天赋的才华，却同时也有着幼稚的心智。
而更为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两人的爱人都是在他们最为艰难的时刻选择了离开。之后的30的年，他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他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游荡，被人称为“校园幽灵”，没有人敢亲近他。
然而尽管如此，他在这30年的时间里也并没有荒度人生，而是在病魔“走神”的空隙坚持进行着数学的计算与研究。这30年对他的身心摧残都是极为巨大的，他在他的领域里几乎再无建树。一如张爱玲人生的后几十年——一直在想方设法试探，但仍是荒凉，孤寂，籍籍无名，几乎毫无成就。
他们从中年到晚年，所依靠的唯有朋友，而少有亲人。
不同只在于：1995年，张爱玲孤独地去世了，只身一人死在异国他乡的公寓里。而1994年，纳什的成就被人忆起，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他仍在世，尽管身体并没有完全回复，但状况已经好了很多。并且他与妻子晚年复婚，身边还有儿子，晚景不似张爱玲这般凄凉。平时也不像张爱玲，与世那么自我隔绝，他偶尔会应邀出席一些讲座论坛，现在还是我国青岛大学与北京工商大学的名誉教授。
然而即使如此，晚年还是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成就，他们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青春与年少，都在晚年时被人想起，并且越捧越高。
曾经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我想，除了她，纳什也应当算是一个吧——当他知晓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在被当成疯子30年之后，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没有任何喜悦。
他们在年轻时的绽放，在行将萎谢之时才得到世间的承认与回应，这个中滋味，大概只有恣肆地绽放过，继而经历了无穷尽、无休止的等待与折磨的人，才会知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