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第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轴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雠，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雠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轴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庸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闲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鞍，获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卒，遫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毕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弊危亡，终身愁辜。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庸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玉英第四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着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而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