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
唐初《贞观礼》：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时，礼官以谓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在坛上，而耀魄宝在坛第一等，则昊天上帝非耀魄宝可知，而祠令及《显庆礼》犹著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由是尽黜玄说，而南郊祈谷、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诏祈谷复祀感帝。二年，又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议曰：“按《贞观礼》祈谷祀感帝，而《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然则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为配尔，此非祈谷之本义也。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贞观礼》皆祭五方帝，而《显庆礼》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义。”既而萧嵩等撰定《开元礼》，虽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贞观初，圆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议，以谓：“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秂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以祖宗合为一祭，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肃驳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春秋传》曰：‘秂、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诏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并配。则天垂拱元年，诏有司议，而成均助教孔玄义、太子右谕德沈伯仪、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议皆不同，而卒用万顷、履冰之说。由是郊、丘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一年，亲享圆丘，中书令张说、卫尉少卿韦縚为礼仪使，乃以高祖配，而罢三祖并配。至二十年，萧嵩等定礼，而祖宗之配定矣。
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言：“秂者，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配以远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郊配天地。”谏议大夫黎干以谓：“秂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书奏，不报。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为高祖不得配之过也。代宗疑之，诏群臣议。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呜呼，礼之失也，岂独纬书之罪哉！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将有事于南郊，谏议大夫贾曾议曰：“《祭法》，有虞氏秂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秂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秂也。秂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秂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惲等皆以曾言为然。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乃建玄元庙。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为礼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亵于内外也，况郊庙乎？中宗时，将享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言皇后当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独以钦明说为是。于是以皇后为亚献，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焉。至德宗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无其制度，故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于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然为之者至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像，而众说变不克成。
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亨，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侍中魏征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礼高禼，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征及师古等皆当世名儒，其论止于如此。
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记。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开元五年，复以为乾元殿而不毁。初，则天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将作大匠康灊素毁之。灊素以为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圆丘。
《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而礼家之说，世数不同。然自《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大儒荀卿、刘歆、班固、王肃之徒，以为七庙者多。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庙，曰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贞观九年，高祖崩，太宗诏有司定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七庙，虚太祖之室以待。于是尚书八座议：“《礼》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立亲庙六，此故事也。”制曰：“可。”于是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农府君以世远毁，藏夹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皆为六室。
武氏乱败，中宗神龙元年，已复京太庙，又立太庙于东都。议立始祖为七庙，而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议以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至祫祭，则毁庙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数远，而迁庙之主皆出太祖后。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汉以高皇帝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为其尊于太祖也。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宣而上，庙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属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为太祖，复祔宣皇帝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议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庙者，礼也。而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者不迁，亲尽者则毁。今以太祖近而庙数不备，乃欲于昭穆之外，远立当迁之主以足七庙，而乖迭毁之义，不可。”天子下其议大臣，礼部尚书祝钦明两用其言，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为义宗，祔于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中宗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瓃以为：“义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请立别庙于东都，而有司时享，其京庙神主藏于夹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迁，遂为七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