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1]
那天外面有点阴。微风刮到六楼露台，桃树枝叶刷啦啦地摆动，花朵落到青砖地上。我从玻璃门里看到外面闪过一片黄光。那是一群蜜蜂，乱哄哄地组成一张飞毯，飘走了。
“它们偷去了花粉，钻到了我的耳朵里。”老万在我身后拍打双耳，啪啪，啪啪啪，啪啪，很有节奏。仿佛那些蜜蜂嘴巴里衔着花粉，纷纷撞破玻璃，朝着他的耳道钻去，把那两条黑暗曲折的神秘通道，变成了它们的游戏场所。
“过几天应该能结桃子了。”我转回头来告诉他，蜜蜂不仅偷去了花粉，还让雄花和雌花相亲相爱，生下孩子。我们用很大的防腐木花箱种植这棵桃树，为的就是让它长大，开花，生育，最后老去。连同菜圃里的那些蔬菜，我们先用育苗盒把种子催芽，然后种下，施肥，浇灌，搭架，让它们拼命地生长，结果。秋天过后，它们就变成一蓬蓬衰草啦。“它们不知道，这彻头彻尾是一个阴谋。反过头来却还要感谢我们的精心呵护。”
“我要洗耳朵去了。我真想给两只耳朵来上两针麻醉剂。我不需要听声音，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我都听够了。”老万擦过我的后背，走下楼梯。从厨房里传来榨汁机嗡嗡的响声。他在把辣椒、薄荷、香菜、花椒，或是各类豆子榨出汁液，滴灌自己的耳朵。据网上说，如果耳朵里不小心飞进了小虫子，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滴入花椒水。但老万的问题不在这里，那些蜜蜂或是其他小虫子根本就没有飞进去，他只不过是时不时地耳鸣而已。
吃早饭的时候，那些蜜蜂又飞进老万耳朵里去了。“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了。”老万颓丧地拍打着耳朵。他整出那些汁液，除了耳朵之外其他器官却都不感兴趣，只好都由我来解决。我把它们调到一起，它们有的相容有的相斥，因此颜色各异。我努力地分辨着它们，思量着可不可以据此研究一下，培养出一批杂交品种。或者称为转基因品种。
“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医生总会有办法，他们肯定能掏出你耳朵里那些小虫子。”我说。
“我不相信他们。”老万说，“要是让他们割掉我的耳朵，这我倒相信。”
“还是去看看医生吧。很简单，挂个号，跟医生攀谈一下而已，就像跟一个朋友聊了几句天。或者，你可以从他们那里买些麻醉之类的药物。你可以不相信医生，但要相信一定有对症的药品。”
或许是我提到药品的那些话起了作用，老万有点动了心。他可以制造各种汁液，却无法制药。
“昨天，有个女人把一只狗藏进行李包里面企图通过安检……”我吞咽着已调好的汁液，咬着一只土豆饼。面粉放多了，土豆饼有点散。
“你属于偷窥别人秘密的人。这么多年，你到底偷窥了多少别人的秘密呀？”老万说。
家里的饭大多由老万来做。我在火车站安检口上班，或拿着工具扫描别人身体，不时蹲下站起，我每天胳膊和腿以及臀部都在肿；或坐在电脑后面，盯着正通过传送带上的行李，我的眼睛在肿；各种各样的行李X光片快速掠过，我要辨出那些有违禁嫌疑的东西。
“我看见过菜刀、弹簧刀、装香蕉水的瓶子、仿真手枪、匕首、弹药，等等。但你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在X光下是多么萌！你只能看到它们超级可爱的形状，却看不到它们上面的锋芒、血迹、铁锈和不安。它们那么静悄悄地躺在行李中，无辜而纯洁。自从昨天我们换了彩色机后，你不知道，它们的颜色也是很萌了，仿佛剪出来的彩纸，经过美图秀秀美化后的颜色，阿宝色啊什么的。”
“你是不是情愿它们永远待在行李里？”老万说。
“可是，我的工作并不是只坐在电脑后面当值机员，而是揭露它们的本真面目。所以我最不喜欢当处置员——就是那些对行李进行二次开包检查从而取出可疑物品。你知道，看到的实物，没有一点梦幻色彩。”我拿纸巾抹抹嘴巴，离出门上班时间还早。今天我是先当手检员，还是先当值机员，或是先当处置员，或是引导员？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四个工作都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安检组长会让我们轮换着干。当我们的胳膊和腿累了，就让我们累眼睛，或累嘴巴。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十五年前我杀过的那个人。我把她丢在旅馆里的床上。后来我把她拖进卫生间。浴缸脏得要命，水龙头坏掉了，花洒只剩下两个出水孔能用。我花了很长时间，她在水里漂了起来，变得很薄很薄。”
我看着老万，这次他又修改了结尾。上次他说，他把她塞进了床底下。再往前，他还曾说把她塞进了衣橱里。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认识之前，照他的说法，我们是在这事发生的五年之后认识并结合的，五年里他一直在逃亡。他很少出门，生怕被人认出。起初几年我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我认为压根没有什么杀人事件。他当然是拒绝了。
幸好我们有露台。当初他拿出一笔钱，帮助我买了这套五楼加阁楼的房子。他在露台上种菜，散步，像去逛菜市场和逛街差不多。他极少出门，一年大概出门不超过十次。每次出门时，他常常左顾右盼，鬼鬼祟祟的。
“老万，你知道吗，我干安检十几年，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无数的行李，也见识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物，那就是时间。简单说，极短暂的时间，或者说，瞬间。传送着的行李，一头撞开黑色的帘幕，进入神秘的黑暗空间，再被无情地吐出来，只是一瞬间。但在那段时间和空间里，无数的X光射线和时间射线穿透了它们，它们被改写了。我们安检组有十几个人，只有我能看出这瞬间发生的变化。它们变老了。有些食物虽然没过保质期，但其实已经过了。衣物看起来一切如旧，但纤维之间的联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丝毫不怀疑，有些经不住时间磨砺的东西，在经过那台机器后神秘地消失了。我曾在屏幕上看到过一个婴儿，真的，我能看到他蜷曲的小身体，弯弯的脊柱。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处置员，但他们打开行李后，那婴儿却神秘地消失了。为了慎重——行李中发现婴儿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还叫来了车站派出所的民警。行李的主人——我认定他是个人贩子——当然矢口否认他把一个婴儿藏在行李中。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个毛绒娃娃玩具，这解释了一切。他们认为我看花了眼。X射线照出来的影像，毕竟只是给安检员的分析判断提供一种参考，看错了实在太正常了。说真的，我在行李的主人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恐惧和疑惑，但他只能提着那只装有毛绒玩具的箱子，快快地钻进火车，逃跑。只能说，每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礼物，在他正在遭受厄运的时候，上帝收回了他。”今天我需要上的是下午班和夜班，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跟老万聊一聊。
“不得不说，咱俩是天生一对。”老万说。老万想说什么呢？是不是想说，他不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就像我不相信他在十五年前的事一样。
吃过早饭，老万把我们制造的厨余垃圾收集起来，用菜刀仔细地剁碎，撒到一只棕色身体绿色盖子的堆肥桶里。他从万能的淘宝网上买了两只这种二十升的桶，以及一堆配套工具和物质，包括耙犁、铲子、勺子。他用耙犁把厨余垃圾划拉平整，然后按照比例铲入一种叫做EM菌粉的发酵物质，搅拌均匀，按压平整，扣上绿色的盖子。据说装满厨余后过上二十天，厨余垃圾就能分解成肥力强劲的有机肥，埋到土里，能让蔬菜和花草枝繁叶茂。
我不懂这些，都是老万在弄。他乐此不疲，用两只桶轮流堆肥，把脸埋在桶上嗅闻垃圾的味道，查看生长出来的菌花是白色还是绿色。白色代表堆肥成功，绿色代表失败。不对，绿色代表成功，白色代表失败？哦，我搞不懂这些东西。
“应该大力推广这种环保堆肥法。”老万说。我赞同他的说法，这简直是一举两得，既保护了环境又产出了优质肥料。要是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这样处理垃圾，包括动物的排泄物，那该多好啊。
我坐着露台上的一只小凳子，看他忙活这些事。我只是为了陪陪他。“蜜蜂们又来了。”他说。怪只怪那些有机肥，把蔬菜和花草养得太茁壮了，争先恐后冒出花朵。附近大概有养蜂人。
十几分钟过后，老万从角落里推出水车。他一圈圈地释放出黄色的长管子，把其中一端连接在水龙头上，然后握住另一端的水枪。那玩意儿简直就是一把手枪，只是它喷出的不是子弹，而是水。太逼真了。
老万示意我躲到屋里去。“必须冲洗掉蜜蜂们排泄的粪便。它们老是让我的耳朵嗡嗡响。”的确，蜜蜂光顾露台后，留下许多点状和线状的粪便，看起来有些恶心。最早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蜜蜂的粪便，因此做了许多猜想，甚至猜测是飞机经过上空倾倒下来的旅客粪便。因为我们小区离机场不远，飞机经过我们上空时飞得很低，不是刚起飞就是要降落。为此老万特地打电话给机场问询此事，得到的答复是，飞机使用封闭集便箱，绝不可能朝人们的头顶倾倒粪水。后来，老万锲而不舍地上网寻找答案，终于搞清它们来自蜂群的屁股。
老万卷着裤腿，举着水枪，扫射那些咖啡色的东西。他干得很过瘾，像战场上的一名战士。我看得有点累，就回到楼下去，熨烫我的工作服。我盯着工作服发了好一会儿呆——正是因为穿上了它，我才看到了时间的可怕。
十一点多，临出门之前，我再次叮嘱了老万，让他一定去看看医生。
“你确定，那次你是真的看见一名婴儿，在通过安检机后神秘地失踪了吗？”老万在我出门前喊住我。
“是的。”我说。
“不是幻觉？”
“当然不是。我看得清那婴儿深色的脊柱、肋骨、骨盆、腿筋。毛绒玩具是不可能长这些东西的。”
“难道你真的相信是上帝收回了那正要被随意践踏命运的孩子？”
“怎么可能呢，我虽然那么说，但是——”我站在门里开始换鞋子，那是一双比较松软合脚的鞋子，它们会让我在工作中轻松一些，“其实是时间。”
“你认为，时间在瞬间会那样猛烈地改写一样事物？”老万用了猛烈这个词。他不太出门，因此就有时间读很多书。我想，这世上大概只有他会相信我这套近乎荒谬的说法。而这些其实并不荒谬，时间当然具有巨大的魔力，我们无法洞察其哪怕万分之一。
“或许，那台安检机黑洞洞的腹腔，就类似于一个时间黑洞也说不定。在那一瞬间，时间系统改变了。说真的，有时候在屏幕上我能看到千万条射线，有明显的轨迹，来回穿梭。那不仅仅是电磁辐射的射线，还有时间射线。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世上任何一台最为先进的安检机都无法从屏幕上呈现出射线的轨迹。”
“有道理。”老万放下卷着的裤腿，盯视我头顶上方某处虚空的地方，问，“今天想吃什么夜宵？鸡蛋韭菜饼怎么样？今天能收割一茬韭菜。”车站最后一班火车是零点五十分，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将是凌晨一点多。每逢夜班，老万都会给我准备夜宵。
“好，就鸡蛋韭菜饼。”我说。
在火车站，组长先安排我当手检员，拿那根金属探测仪扫描旅客的身体，然后当引导员，招呼旅客排队，接着值机看电脑，最后当处置员开包检查。半小时后换岗，再来一遍。每次上班我都想记住这四个岗位我轮换了多少遍，但每次在中途，这项统计工作就夭折了。不是我不善于数字统计，而是因为，那些穿梭往来的时间射线填满了我的视觉和听觉，让我无暇他顾。它们也有声音，或许是受老万的影响，这天下午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蜂鸣声。而在过去，我以为那是类似于磁极相碰的声音。
蜂鸣。
车站大厅像一个巨大的蜂箱，形态各异的旅客像蜜蜂一样从外面涌进来，四处活动。所有的人都在蠕动嘴巴：结伴的人争先恐后地攀谈，独行者跟车站问讯处的工作人员或超市里的人说话，另外一些人则哼歌、清理喉咙、咳嗽、吐痰、吹口哨。孩子更是肆无忌惮地自言自语。车站里的广播从来都不闲着，不是播放车次时刻，就是播放失物招领。人们把行李、身份证、钱包、孩子丢失在蜂箱的角角落落。
还有人和人之间身体碰撞的声音，衣物纤维摩擦的声音，鞋子踩踏地板的声音，拉杆箱轮子滚动的声音。商品在超市货架上偷偷活动的声音，水在饮水机里动荡不安的声音，汉字和数字在电子屏幕上跳动的声音，车站工作人员手里的电台发出的刺啦声。血液在人们血管里流动的声音，食物在胃里翻腾并腐化的声音。卫生间里的排泄声。地底下无数的管道里各种物质流动的声音。老鼠们窜来窜去的声音。地球转动的声音。它摩擦宇宙中大气层的声音。
我迷恋这些声音，有的时候却又希望自己突然双耳失聪。当我厌恶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突然失聪，再也听不到这巨大蜂箱里的蜂鸣声。到那时，我就可以像老万那样，回家待着，整日修理菜园。奇怪，老万有的是钱，即使我们两人都不工作，也饿不着肚子。我不知道他那些钱都打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在银行里没有开过户。我的工资维持两人的日常开销显然不够，老万隔三岔五就会弄点钱，放在抽屉里。他就像一个会变魔术的人。
老万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非常沮丧：“医生说，我不该挂五官科的号，应该去挂精神科。”
我安慰了他两句，说那一定是个庸医。“算了。”他说，“我也没指望他们能医好我的耳朵。”
车站派出所在我们旁边安了一张桌子，放上电脑，两个民警坐在后面。还有个姓马的副所长在旁边溜达不止，腰里别着一把枪。这个姓马的人年轻时也只是一名小民警，他曾经对我有过意思，我对他也有过意思，但我们却没在一起。原因是什么，我现在也记不清了。
“又有大案了？”我看着他腰里的枪，问，“这东西能不能当水枪用？”
“上面发下一批通缉令。”他说。他没有回答我，那东西能不能当水枪用。这么多年，他早已经习惯了我独特的语言风格，完全可以做到听而不闻。
“我始终想不明白，当初你为什么跟我差点成了，却没成。”在又一拨旅客涌进大厅四散而去后，安检口附近出现了难得的清闲，他忽然站在我旁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是啊，为什么？”我绞尽脑汁地想。“吵架了吧？要不就是，你妈妈做的菜太咸了，把我给齁着了。那是什么菜来着？我想想……红烧排骨吧？放了好多的酱油啊！”我记得我去过他的家里，上楼梯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他硬把我拉了上去。
“你可真会找借口，红烧排骨？还太咸？”他冷眼看着我，“他到底哪里比我强？会功夫吗？会开枪吗？会抓坏人吗？”
“他当然会开枪。水枪。”我说。
“哈！”他说。
这时候，又一拨旅客涌进候车厅，我们马上训练有素地各司其职。我边工作边想起，年轻的时候，这姓马的对我还真是不错。有一次他出外勤几日，回来后枪都来不及上交入库，别在腰上就跑来见我，被所长狠狠批评了一通。还有一次，他突然骑摩托车送了两块萨其马给我。就那么两块普通的萨其马，他没有任何用意，只是突然很想让我吃。
而且，他还是那么帅。想到这里我想起老万，老万从来就没帅过。常年闭门不出，又把他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幽居症患者。
晚上十一点半发走一趟很热闹的车后，候车厅里终于安静下来了。只剩下零点五十分的最后一班车，等车的旅客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休息，不再没命地翕动嘴巴。陆续赶来的旅客也零零星星的，带着浓重的倦意。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躺在各种各样的床上睡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带着倦意工作和赶路。有些规矩应该改一改了，比如，晚上十点以后所有交通工具禁行什么的。
轮到我值机了。我坐在电脑后面，盯着多数时候没有行李通过的屏幕。姓马的副所长一晚上都没发现跟通缉照片上长得很像的可疑人，因而有点失望。我搞不清楚他是希望这个社会上罪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他溜达到我旁边，手里拿着一把20厘米长的刺刀。那是晚上在行李中查出来的，我值机的时候。“AK-47突击步枪。你业务能力很强，咱俩是绝佳搭档。”他说。他看起来对这把正宗军用刺刀非常感兴趣，颠来倒去地看个没完。对于这把刺刀的来路，它的主人也说不清楚，只说是一直拿它当杀猪刀用。那人是个屠夫，要离开烟台到东北去谋生。
“它真能杀猪？”姓马的说。
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大厅里终于发出一些响动，最后一班车开始检票了。
“又一天过去了。”姓马的茫然地看着那向检票口移动的队伍，不无失望地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病的人，他的病就是抓人病。
我也看向那条正被检票口吞噬的队伍。检票口像一张什么怪物的大嘴，吞掉了一条虫子的尾巴，这个夜晚结束了。检票员叮里咣啷地抖动着锁链，打算过几分钟后把那张大嘴给锁上。
奇迹通常都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的，当全世界都放松了警惕的时候。我的耳朵中奇怪地又出现了蜂鸣声，像磁极相碰。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磁极相碰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接着，我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人，那个人的影像是透明的，只有脊柱、骨盆、腿上的筋呈现着阴影。
这个有着阴影的透明人，正缓慢而快速地通过传送带。在他手里，我还清晰地看见了一把枪。
我目瞪口呆，完全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值机员。姓马的不甘心地看着检票口，在透明人马上就要从屏幕上消失的最后一瞬才扭回头来。“有情况！”他的叫声里充满着病人才有的兴奋。
我从电脑后面站起来，跟他一起奔到安检机出口，看到那个人的头颅和上半身已经被吐了出来，黑色的帘幕像扫帚一样扫着他衣服下瘦楞楞的胸脯。他先是闭着眼，但候车厅里明亮的灯光使他不得不睁开了它们。他显然极不愿意睁开眼睛看到这正常的人世，深深的失望从他清纯的眼睛里毫不避讳地流露了出来。
这个人看清了人世之后，一骨碌从传送带上跳起来，看着我，说：“不是时间黑洞。它没有带走我，也没有改写我。”
我们几个人都处在呆怔之中。几秒钟后，那两名民警醒过神来，冲上去要扭住刚刚通过了传送带的人。但那人非常机灵，马上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来，那只手里举着一只饭盒。他把饭盒先放到地上，这下就露出了一把枪。他胡乱摇晃着它，吓唬着众人，边吓唬边往检票口跑。
“他有枪！”我大叫道。
姓马的和另两名民警也把手伸向了腰里，撒腿往检票口跑。但那人跑得比他们快，飞快地通过了检票口。手拿链条锁的工作人员睡眼惺忪地看着他的背影，嘀咕着说：“总有这样的旅客，不到最后一分钟不上车。”
姓马的蹲下身，捡起一个什么东西，朝检票员挥挥手，示意她没什么事。接着，他骂骂咧咧返回来，说：“一把水枪。可能是个恶作剧的人。”但他马上又想到了一个可疑之处，问我，“刚才那人跟你嘀咕什么？时间黑洞什么的？你认识他？”
“不认识。大概是个有病的人吧。”我说。
姓马的狐疑地看着我，几分钟后，他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让你为他而离开了我的人。我见过他一次。”
我没有说话。姓马的忽然奔向电脑，“调出通缉令，比对一下。”他对民警说。他们几个人把头凑到电脑后面，研究起了通缉令上的照片。
我捡起地上的饭盒，吃着里面的韭菜鸡蛋饼。那东西的味道，有点像是老万的手艺，又有点不像。我搞不懂刚才那个跑走的人，究竟是不是老万。大厅里彻底安静了，因此，姓马的他们的电脑主机发出的蜂鸣声，听起来就格外刺耳。
注释
[1].王秀梅，女，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雪》《蓝先生》《微幸福时代》等，中短篇小说集《去槐花洲》《丢手绢》《再去槐花洲》等。部分作品翻译成希腊文等。曾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齐鲁文学奖等，短篇小说《父亲的桥》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小说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