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
弟适之四四（注：一九五五年）、六、十五
像这样近于仗义疏财的事他做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我相信，受过他这样提携的人会永久感念他的恩德。
胡先生喜欢谈谈政治，但是无意仕进。他最多不过提倡人权，为困苦的平民抱不平。他讲人权的时候，许多人还讥笑他，说他是十八世纪的思想，说他讲的是崇拜天赋人权的陈腐思想。人权的想法是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胡先生的思想没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时代的前端。他不反对学者从政，他认为好人不出来从政，政治如何能够清明？所以他的一些朋友走入政界，他还鼓励他们，只是他自己不肯踏上仕途。行宪开始之前，蒋先生推荐他做第一任的“总统”，他都不肯做。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我记得有些人士想推他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的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说话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好追问下去。
抗战军兴，国家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他奉派为驻美大使。他接受了这个使命。政府有知人之明，他有临危受命的勇气。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于这个工作，而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他这样廉洁，并不多觏，以我所知，罗文干先生作外交部长便是一个不要特支费的官员。此种事鲜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传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
我认识胡先生很晚，亲炙之日不多，顶多不过十年，而且交往不密，连师友之间的关系都说不上，所以我没有资格传述先生盛德于万一。不过在我的生活回忆之中也有几件有关系的事值得一提。
一桩事是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我从未想过翻译莎士比亚，觉得那是非常艰巨的事，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读过《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撒》等几个戏，巢堃林教授教我们读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上过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课，他教我们读了《马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看过几部莎氏剧的上演。我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仅此而已。翻译四十本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民国十九年底，胡先生开始任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他一向热心于翻译事业，现在有了基金会支持，他就想大规模的进行。约五年之内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关琪桐先生译的好几本哲学书，如培根的《新工具》等，罗念生先生译的希腊戏剧数种，张谷若先生译的哈代小说数种，陈绵先生译的法国戏剧数种，还有我译的莎士比亚数种。如果不是日寇发动侵略，这个有计划而且认真的翻译工作会顺利展开，可惜抗战一起，这个工作暂时由张子高先生负责了一个简略时期之后便停止了。
胡先生领导莎士比亚翻译工作的经过，我毋庸细说，我在这里公开胡先生的几封信，可以窥见胡先生当初如何热心发动这个工作。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我立刻就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没想到另外四位始终没有动手，于是这工作就落在我一个人头上了。在抗战开始时我完成了八部，四部悲剧四部喜剧，抗战期间又完成了一部历史剧。以后拖拖拉拉三十年终于全集译成。胡先生不是不关心我的翻译，他曾说在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酒会，可惜全集译成开了酒会之时他已逝世了。有一次他从台北乘飞机到美国去开会，临行前他准备带几本书在飞行中阅读。那时候我译的《亨利四世下篇》刚好由明华书局出版不久，他就选了这本书作为他的空中读物的一部分。他说：“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令我一口气读下去。”胡先生是最讲究文字清楚明白的，我的译文是否够清楚明白，我不敢说，因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有时候也够艰涩的。以后我没得机会就这件事向胡先生请教。
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另一桩事是胡先生于二十三年约我到北京大学去担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固无论矣，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先生的创意，他想借基金会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新血轮。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亦相当减少。原有的教授之中也有一些被聘为研究教授的。我在青岛教书，已有四年，原无意他往，青岛山明水秀，民风淳朴，是最宜于长久居住的地方。承胡先生不弃，邀我去北大，同时我的父母也不愿我久在外地，希望我回北平住在一起。离青岛去北平，弃小家庭就大家庭，在我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然而我毕竟去了。只是胡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短期间内能否不负所望实在没有把握。我现在披露胡先生的几封信札，我的用意在说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学院时的一番抱负。胡先生的作法不是没有受到讥诮，我记得那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龄与我相若的先生故意的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四十九年（注：一九六〇年）七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得福德基金会之资助在西雅图召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中国方面出席的人除胡先生外还有钱思亮、毛子水、徐道邻、李先闻、彭明敏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最后一次集会之后，胡先生私下里掏出一张影印的信件给我看。信是英文（中国式的英文）写的，由七八个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专科校长，是写给华盛顿大学校长欧第嘉德的，内容大致说胡适等人非经学术团体推选，亦未经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国，而且胡适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大相刺谬，更不足以言我国文化云云。我问胡先生如何应付，他说“给你看看，不要理他。”我觉得最有讽刺性的一件事是，胡先生在台北起行前之预备会中，经公推发表一篇开幕演讲词，胡先生谦逊不遑，他说不知说什么好，请大家提供意见，大家默然。我当时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说他自己不知是专攻哪一门，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于是我就建议胡先生就中国文化传统作一概述，再阐说其未来。胡先生居然首肯。在正式会议上发表一篇极为精采的演说。原文是英文，但是四十九年（注：一九六〇年）七月廿一日在《中央日报》有中文翻译，连载三天。题目就是《中国之传统与将来》。译文是胡先生的手笔，抑是由别人翻译，我不知道。此文在教育资料馆《教育文摘》第五卷第七八号《东西文化交流》专辑又转载过一次。恐怕看过的人未必很多。此文也可以说是胡先生晚年自撰全部思想的一篇概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客观的叙述，对中国文化之未来有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不能说胡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叛徒。
在上海的时候，胡先生编了一本《宋人评话》，亚东出版，好像是六种，其中一种述说海陵王荒淫无道，当然涉及猥亵的描写，不知怎样的就被巡捕房没收了。胡先生很不服气，认为评话是我国小说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历代重要典藏均有著录，而且文学作品涉及性的叙说也是寻常事，中外皆然，不足为病。因而他去请教律师郑天锡先生，郑先生说：“没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于是胡先生也就没有抗辩。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我提起这桩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