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把独立自主当作立国之本，在五千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在近代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自立自强，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中国的汉唐时代，都曾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当时既是中国自强不息地发展自己的昌盛时期，也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广泛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中国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种对外国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决不能是简单的模仿。中国既不能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能硬搬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终于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中华民族历来珍惜各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从古代开始就在华夏大地上劳动和繁衍，经过长期的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的权益受到宪法保障，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不断加强。中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图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中国政府已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澳门也将于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回归中国。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意志。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正是为了促成和平解决。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自由与和平。中国人民始终希望天下太平、希望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亲仁善邻”，一直为我们的先人们奉为国之宝箴。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战争和被侵略的痛苦，更深感自由与和平的珍贵。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由，都是一切个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希望各国人民都生活在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里，希望各国人民都能享有不被人压迫、歧视和欺凌的自由。中国实行以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方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中国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该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只会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中国人民选择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各项基本的内外政策，源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源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民族传统，因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依据和牢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有信心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我们既定的伟大目标。
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中英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提供良好的机遇。中国愿与英国共同努力，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
女士们，先生们：
人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空前巨大的能力，也为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威胁。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南北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环境恶化、武器扩散、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困扰着人类。如果我们不能抓紧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世界就难以发展。何去何从，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世界人民手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各国人民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认真而审慎思考的极其重大的课题。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循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创造自己的生活。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与光荣职责，任何别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应尊重，都无权进行干预。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不能用一种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去规范世界。各个国家都应遵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原则，采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积极态度，以利共同发展。
开展国际经济交往，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制定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新规则，应该充分反映经济技术还不发达、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注意保障它们的正当权益。第二次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解放和独立，这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离开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整个世界就不可能稳定，更不可能普遍繁荣，就会带来诸多困难、风险和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最终发达国家也会受到损害。我们希望各国的政治家都能关注逐步解决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这一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应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
中国两千五百五十年前诞生的杰出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流逝不可逆转。二十一世纪正在到来。人类美好的未来要靠一代代年轻人去创造。我希望，中英两国青年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刻苦学习，知难而进，为建设自己的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各位。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朱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全文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我代表MIT所有的师生欢迎朱基的到来，也欢迎那些媒体，包括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记忆。当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过去非常频繁地交往都停止了，学者之间也没有直接地接触。现在那个动荡和不幸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已经拆走了许多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推进更广泛的合作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中美两国学术界的人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沟通，交流交往和更好的了解，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要彼此学习。今天，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场合，就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不仅仅是要对话，我们还必须要合作，来面临这个新世纪的挑战。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要明智地用上科技、管理和经济学。要迎接这些挑战，就要改善教育，最重要就需要明智地领导。
朱总理今天的发言就是针对中美两国演变中进入新世纪的关系，朱总理是生在湖南省，是1928年出生的，他是从清华大学电工系毕业的，后来，他就当了经济和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一辈子献身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1987年，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就进入了戏剧性地发展。博得多方的表扬。在1989年他就当了副总理，1990年当了副总理，在那个时候他身负重担，在去年3月份他就当了中国的总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朱基阁下。
朱基：中美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的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的校友。
昨天，我在纽约，我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音）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做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做学术演讲。但是，当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之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是不是盗版我都搞不清楚。我当时就憧憬我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请校长你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一个荣誉的学位，我不要那个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学位了。其次，当我1984年第一次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做过演讲，我也访问过哈佛大学，跟麦克阿瑟院长进行过谈话，但是，那一次我没有机会能够到MIT来，至今我还引为遗憾。所以，这一次我再不来就要变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了。特别是因为MIT办学的方针和你们所提出的那些口号，对于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是有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的。尤其是因为我是清华大学的院长，而我们清华经管学院跟MIT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我要是不来，那也是非常遗憾的。我这次来，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惜。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也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致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做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我们双方的共识。
在中美关系方面，很多的问题。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科索沃…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中美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的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那跟你们的MIT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位教授们比起来那是班门弄斧。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这个数字是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569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211亿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但是我想引用你们美国的丹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斯坦拉.刘（音），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数字在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个。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365亿美元。由于美国大量地向中国的服务性的出口，前面是讲的货物的进出口逆差，加上服务的，这个逆差的数字只有350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这个数字比美国方面的数字低，比中国方面的数字高，我不去评论，但是我很尊重这位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