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福建厦门人。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著名的爱国华侨，是我国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光辉代表。
陈嘉庚的童年时代，正是祖国面临列强垂涎、民族危急的历史时期。清政府极其腐败，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被迫只身出国谋生，并在经商时少有积蓄，使得少年陈嘉庚能入私塾读书。1890年，陈嘉庚随父亲去南洋经商。1905年，陈嘉庚用7000元贷款，自立门户在新加坡开办了菠萝罐头厂和福山菠萝园。他发愤创业，惨淡经营，几年内还清了父亲破产欠下的债务。看到橡胶的发展前途后，他又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橡胶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实业家，被称为华侨三大巨富之一。
陈嘉庚虽然富有，但是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挥霍享受。在异国他乡，他饱尝了海外漂泊的辛酸，所以渴望祖国迅速强大起来，使海外的游子不再受欺凌。陈嘉庚经常面对波涛翻滚的大海，朝着家乡的方向自言自语：“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这使陈嘉庚的眼前豁然开朗。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并慷慨解囊捐助革命事业。当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寄去5万元新加坡币，他觉得能为令他神往的共和国做事，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他感到异常的欣慰和满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祖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陈嘉庚在孙中山的激励下，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陈嘉庚回到家乡后，把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拥有中小学和专科学校的全国独一无二的“集美学村”。后来他又出资100万新加坡币，创办了一所设备完善的厦门大学。创办大学不易，要维持一所设备先进的大学更难。陈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资助，但是他的号召无人响应。于是，陈嘉庚毅然担负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个重担。这两个学校每个月要支付3万元经费，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变卖一部分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后来，陈嘉庚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债主强行将他的财产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控者监管，只给他保留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陈嘉庚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必须保证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教育经费。有人看到他的处境这样困难，就好心劝他停止支付学校的经费，但是陈嘉庚坚定地说：“余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遂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陈嘉庚倾资办学，蜚声海内外。他一生捐助给教育的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已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倾尽家财，但是年逾六十的陈嘉庚爱国之心不减，他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并第一个挺身而出揭穿汪精卫对日本的“和平谈判阴谋”。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在重庆考察期间，他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蒋介石拉他入国民党，他愤然拒绝。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陈嘉庚决定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在延安访问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事实，很受鼓舞，得出“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结论。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向华侨宣传延安精神，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积极推动了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致电美国总统和参政两院，反对助蒋内战。解放战争期间，他创办《南侨日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展开论战。他还在各地作报告和讲演，充满信心地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在处理他的私人遗产的遗嘱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全部捐赠给自己亲手建立的集美学校，并将国内银行的300万元存款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