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时期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之后，又一著名的大理财家。
刘晏（公元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省东明县境）人。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为仿效秦皇汉武，夸耀他的“文治武功”，前往泰山封禅。当时不到10岁的刘晏，写了一篇《东封颂》，颂扬皇帝治国的功业，并赶到行宫献给唐玄宗，玄宗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刘晏出口成章，答对如流，张赞口不绝地说：“国瑞也”。随即送往京城长安，并授秘书正字，号神童，名震一时。天宝年间，刘晏凋任夏县（山西省夏县）县令。到任后，廉洁奉公，扶持地方生产。并为地方财政增加了收入，“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举贤良方正，刘晏调补温县（河南省渴县）县令。亦办了不少惠及百姓的事，因而“民皆刻石以传”。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是唐代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封建割据战争，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乱对社会生产破坏极为严重，当时号称北方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的洛阳，则是“百户无存一”的局面。（《新唐书·刘晏传》）许多地方也是“萧条凄惨”、“农耕尽废”，黎民白姓十分困窘。因而造成人口不断流徒，大量逃亡，社会动乱不安，到了代宗李豫时代的户口已是“十不存一”。（《唐会要》卷85《逃亡》）至德宗李适时代，各地节镇更是拥兵自守，纷乱的割据形势，更加深了唐朝的政治经济危机，并造成唐王朝财源的枯竭。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唐朝政府还要支付巨额的军费、战费，而且宫室贵族官僚们的生活和行政开支亦十分庞大。同时，官场的挥霍贪纵更为严重，“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谊毕沉缅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旧唐书·穆宗记》）
唐肃宗李亨即位以后，刘晏被任命为户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负责江淮一带的租赋。刘晏到达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后，吴郡太守李希言请刘晏分兵镇守余杭，以抗击永王李磷的叛乱。在此次平乱中，刘晏对保障江浙有功。因而又召拜彭原（今甘肃省宁县）太守，陇（今陕西省陇县），华（今陕西省华县）二州刺史，又迁河南尹。上元元年（760年），调任京兆尹，同时进户部侍郎，兼御吏中丞，度支、铸钱、盐铁使，开始接手了唐朝中央政府的部分财政经济领导工作。在任京兆尹之际，司农卿严庄，曾诬劾刘晏泄漏皇帝在宫中的禁语，而一度被贬为通州（今四川省达县）刺史。李豫继位后，立即于宝应元年（762年）召回刘晏，复为京兆尹及户部侍郎、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负责将各地征收的物资转运京城长安。还兼任铸钱、租庸使。
安吏乱后，京师长安供粮不足，粮价飞涨，斗米千钱。禁军有时缺粮。京城附近的农民，不得不将尚未成熟的青穗捋下以充军粮。当时宰相元载，将京兆漕运之事，委之刘晏办理，刘晏得尽其才。当大量的物资运到长安，皇帝李豫大悦，遣禁卫军以鼓乐迎于东渭桥，并称赞刘晏说：“卿，朕酂侯也”。“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新唐书·刘晏传》）。
大规模的粮食及物资的调运，需要大量的运费，久经战乱的大唐帝国，国家财政已是十分困难。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为东都、河南、江淮转运使和租甫、盐铁常平使。由于他在改革漕运方面的成功，而晋升为吏部尚书，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他积极改革盐政。在唐代前期，国家允许自由开采经营盐业，不予干涉限制，因而一些商人发了大财。还在宝应元年，刘晏兼任盐铁转运使时，就积极进行盐政方面的改革，这是他在理财方面首先抓的一项工作。他把盐业的自由经营改为专卖，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掌握盐业的产运销工作，以解决国家迫切的财政危机。即所谓的“正盐官法，以裨国用。”（同上书）永春二年（766年），唐朝实行财赋分区管理的办法，刘晏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分管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他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此时自许（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郑（今河南郑州）、邓（今河南邓州）各州之西，皆食河东池盐；汴（今河南省开封市）、滑（今河南省滑县）、唐（今河南省唐河县）、蔡（今河南省汝南县）之东皆食海盐。这些地区的盐业，均由刘晏亲自掌握。他认为，兴办盐务的好坏，不在于官多，而在于得人。盐官多，开支增大，会骚扰百姓。为此，他在兴办盐务时，首先整顿组织领导，精简元载时期所设的盐政机构，裁汰冗员。在产盐区只设置10个盐监和4个盐场，具体负责盐政。同时还在各主要城市设置巡院13处。巡院除管理“亭户”生产、监禁私贩外，又招募“驶足”，置驿相望，调查四方盐价行情及其利弊，以便及时采取对策。另外，整顿“亭户”制度，强调生产技术，使民制官收，盐尽归政府掌握。在运销方面，则鼓励商人经营，就场粜盐，收价后，商人便可自由运销。这就形成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刘晏这一盐政的改革，既保障了食盐的民需，国家又能从中获取税利。这一盐业专卖政策，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开办盐务初，江淮盐利不过40万缗，至大历末年，盐利增至600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对解决唐朝政府的财政危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财政改革中，税法改革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刘晏采取了以户税和地税取代过去的租庸调的办法，适当减免了农民的负担。把那些过去不承租、庸、调义务的所谓不课户，也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官僚地主，正式纳入国家财政赋税的轨道。这一新税法的实行，经济上损失大的，是贵族官僚地主阶层。但对朝廷而言，则扩大了税面，增加了财政的收入。在漕运转输方面，刘晏通过改革，解决了过度征用民力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在他主持江淮漕运10多年中，一改过去那种无偿的强制劳役从事转输的办法，而采取了商业经营方式，由政府主持运输事务，用雇佣劳动取代了强迫性的劳役征发。这对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刘晏为了进一步安定人民的生活，还竭力做好粮食的调剂和粮价的调节工作。在他任江淮地区常平使时，恢复安史之乱后的“常平仓”。总之，在大历年间，刘晏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举措，对稳定社会，促进唐朝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资治通鉴》中评价刘晏的政绩时所说：“由是民得安居其业，户口繁息。”
刘晏以地方官进入中央政府，负责唐朝的财政经济工作，前后达20余年。他理财的中心思想是着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生活，认为这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的前提。正如刘晏自己所说的：“理财须以爱民为先。”所以他反对那种加重赋税，掠夺，搜刮百姓的办法，无论在征收租税，盐业专卖，以及粮食流通方面，都能适度地照顾到百姓的利益。刘晏作为封建政权的一位官员忠心耿耿，认真负责，他“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而个人则是十分清廉俭朴，“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侠，室无媵婢”。
当唐德宗李适继位后，杨炎被提升为宰相。原来在大历十二年（777年）任吏部尚书的刘晏，曾负责审讯前任宰相元载一案，因事涉杨炎，杨炎因而坐贬。当杨炎重新执政当了宰相，对刘晏衔宿怨，于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将刘晏贬为忠州（四川省忠县）刺史。同年七月，又派太监到忠州，将刘晏秘密杀害。终年65岁。刘晏的亲属亦被发配到岭南，并籍没家产。但抄出的全部家产仅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象刘晏这样清廉的官吏，在整个唐朝也是仅有的。
刘晏死后，韩洄、元绣、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年等，继续管理唐朝的财政，而他们仍然沿袭了刘晏的理财思想和办法。刘晏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