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汇集十八省1300多名举人发动了声震全国的“公车上书”。由于官吏拒绝呈递，没有成功。这次运动吹响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号角，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从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中外纪闻》报的负责人和上海《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许多强烈批判封建专制、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犀利流畅，很受当时有志青年的欢迎，因此，《时务报》在创刊几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就猛增到1.7万多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报刊史上的最高记录。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都深受感染。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民主革命战士吴玉章同志曾回忆说：“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我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启蒙作用之大。
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的同时，还组织创办了大同书局，编译出版了大量宣传维新的书籍。后来因运动的需要，他又到湖南开展宣传活动。在这里，他参与创办了南学会和《湘新学报》等活动。由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努力，湖南省成为当时最有革命活力的省份。这引起了当地顽固派官僚的恐慌和极度仇视。他们污蔑梁启超妖言惑众，是误人子弟的乱党，千方百计想赶走他。为了避免同顽固势力直接交火，保存实力协助老师康有为将宣传活动开展下去，1898年，梁启超又回到北京，并和康有为成立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强调此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以挽救国家危亡。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保国会”被迫解散，它虽然只存在了三天，却为即将到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的组织与舆论准备。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掀起的改良热潮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宣布变法。在变法期间，梁启超积极协助康有为策划各种改革措施。他还受到光绪皇帝的特别召见，专门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和译书局事务，并主管部分文教事业。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是改良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他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鉴湖女侠
秋瑾，字睿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
1875年，秋瑾生于福建闽县（现属闽侯县），在福建和绍兴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秋瑾目睹帝国主义者蹂躏祖国的大好江山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种种劣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秋瑾自幼敬佩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喜欢读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文，还学会了击拳、舞剑和骑马等武艺。
秋瑾自幼喜爱武术。1891年初夏，秋瑾和家人随祖父秋嘉禾由福建回到故乡绍兴。不久，她就向武艺高强的单老四学习武艺。她不仅学会了打拳、耍刀、使棒、舞剑，还学会了骑马，骑术相当不错。当时，她家住在绍兴城南的和畅堂23号。和畅堂的后面，便是绍兴城内著名的塔山了。每当曙光初现的时候，秋瑾便登上塔山，耍刀舞剑，苦练过硬本领。秋瑾认为，革命不仅要靠嘴和笔，还要用刀和枪，要具备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武艺。因此，她总是把练武和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
秋瑾十分喜爱刀剑，把刀和剑当作革命的利器。在《宝剑歌》中，她写道：“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在为革命奔走的过程中，秋瑾几乎刀不离身。
成年后，秋瑾嫁与湖南湘潭王廷钧。1903年，她随夫移居北京，目击被八国联军劫后的惨象，更加激起了她对清政府及其洋主子的痛恨。同时，秋瑾阅读了《革命军》、《浙江潮》等书刊，她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翌年春，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离别子女，自筹盘缠，只身赴日本留学。秋瑾抵东京后，先补习日文，后入青山实践女学校读书，并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洪流中去，组建旨在“反抗清廷，恢复中华”的实行共爱会、十人会。秋瑾结识孙中山、陶成章等志士仁人，共商革命大计。她创办《白话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
回国后，秋瑾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7月，秋瑾复赴日本，又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从此，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秋瑾以更加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反清斗争。她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又在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浔溪女校执教，启迪民智，鼓励人们参加争取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她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和各地会党，从事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与清朝政府勾结，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所谓《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强迫留学生遵守清朝政府的法令。中国留学生八千余人，利用停课等方式来抗议日本这一反动法令。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陈天华，为表示抗议投海自尽。在留学生举行的追悼会上，秋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主张全体留学生返回祖国，当她讲到激动之处，随手便从靴筒里抽出“倭刀”，插于讲台之上，并且大声疾呼：“如有人回到祖国，投奔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初，秋瑾接替徐锡麟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工作后，以此为基地，加紧培训反清革命的武装骨干。她多次亲赴金华等地筹组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光复军，亲拟革命文告，与徐锡麟计划皖浙起义，同举义旗。由于情势紧急，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提前起事，不幸失败被杀，波及绍兴。7月13日，大通学堂被清军包围，秋瑾挺身迎敌，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秋瑾早已抱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在残酷的刑审中，她始终坚贞不屈，保持革命气节，只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这一壮烈的绝命词。在铁骨铮铮的革命党人面前，清政府无计可施，生怕久押生变，于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向她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秋瑾的遗体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孙中山亲笔题写了“巾帼英雄”的匾额。
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性淳厚，乐善好施，以教书为业。父亲死时，陈独秀还不到2周岁。5岁时，他被过继给叔父。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对子孙非常严厉，外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到白胡爹爹，就马上停住不敢哭了。陈独秀从6岁开始就被祖父逼着读书，如果背书背不出来，祖父就要狠狠地打他，但是无论陈独秀挨了怎样的毒打，也从来不哭一声。陈独秀的母亲看见儿子挨打，非常心疼，就哭着劝他好好读书。陈独秀一看到母亲落泪，马上就听话了。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不怕打不怕杀的人，他的倔强性格在以后的生活和革命道路上也从没有改变过。
陈独秀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会放弃，会一直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愚昧和专制，不怕政府的压迫，不怕社会的攻击和家庭的反对，不怕断头和流血。他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革命事业忠于职守。在漫长的革命牛涯中，他共坐过四次牢，从来没有低过头。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由于反动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在北大任职的陈独秀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好友劝他离开，他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说，军警疯狂地逮捕了学生170多人，关押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的学生。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被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中他写道：“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篇文章还不满1000字，但是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爱国学生和群众都为他勇往直前的精神所鼓舞。
陈独秀不仅做领导工作，还亲自散发传单。他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主要内容是取缔屈辱的对日外交、取消军阀的暴力机关和保证市民的言论自由。在一天夜里，陈独秀把宣言悄悄地送到一个小印刷所印刷。印完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了。看着底稿和废纸烧尽之后，陈独秀才离开。第二天，陈独秀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就把传单放到桌子上，用茶杯压好。6月1日下午，陈独秀和另一位同志来到城南的一个娱乐场所。在那里，书场、台球场和戏场等地灯光耀眼，不好散发传单，所以陈独秀他们来到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正好下一层露台上在放露天电影，两人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屋顶撒下去。不料，陈独秀频繁地上下楼和鼓鼓的衣袋引起了密探的注意，当晚，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拘捕。夜晚12点，100多个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他们破门而人，搜查了陈独秀的信件和材料。
陈独秀在狱中度过了98天，经社会各界的营救，他才被释放。在狱中，由于饮食的粗陋，患了肠胃病。获释后，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常有人来检查他的行动。陈独秀不怕什么检查，他出狱后两周，就发表演说，继续赞扬和支持五四运动。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这样称赞陈独秀：“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是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是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而吃苦的人。”
护国运动主将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的弟子，进步的爱国军事家。1916年11月病逝于日本。有《蔡松坡先生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