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马尔·法伊和他的妻子伊扎贝拉回到非洲的故乡后，受到周围人们的敌视，白种人和黑种人都不同意他们的结合。非洲人民由于饱受殖民主义者的折磨，对一切白种人都是憎恨的，而实行种族歧视的殖民主义者则认为乌马尔破坏了他们的“政策”的基础。因此，小说的主人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既反对殖民主义者的疯狂迫害，也要和当地居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进行斗争。
乌马尔·法伊回到家乡，在父亲的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出了父亲的家，和妻子伊扎贝拉在多布迪城外小棕榈林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外表上和自己同胞隔离开的乌马尔积极参加他们反对白人种族歧视者的斗争，伊扎贝拉也和殖民当局的代表断绝来往。当局不承认她为同盟者，便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小说的主人公尽管来自两个世界——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黑种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提高塞内加尔人的觉悟，起来共同反对种族歧视。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开始，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常在他们家里聚集，后来，当乌马尔发动同胞为消灭蝗虫进行斗争，把自己的存粮分给别人，甚至连种子也给了他们的时候，乌马尔在群众中的威信增高。乌马尔想组织农业合作社，使自己的同胞不再受殖民者开设的土产收购公司的剥削，而能摆脱白人的经济束缚，作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他的计划自然是殖民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最后他就被殖民主义者阴谋杀害了。
当时在非洲人民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反殖民主义斗争。乌马尔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非洲青年一代的要求和愿望。作者在书中说：“这个从长期酣睡中醒来的国家，正像翻江倒海的洪涛在引导他们跟着自己前进。这一代青年的未来，整个民族的未来，正向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些青年在向往一个没有种族间悲剧冲突的非洲”。而乌马尔在他短促的好似闪电一般的一生中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洲。
作者笔下的乌马尔是一个对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具有强烈的反抗性的黑人青年。由于殖民主义者对非洲数百年的统治，使他在吸取母亲的乳汁时就同时吸进了祖国所受的深重苦难。因而从小在自己的意识中就潜藏着一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愿望。这一点在他小学读书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后来乌马尔被征召入伍，转战在北非和西欧各国，由于他接近了进步思想，他的这种反抗意识更加明确。战后，当他一听到人们谈到“我们殖民地”时，他便立刻联想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于是他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决心要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使自己同胞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因此，他放弃了在法国的优裕生活，带着他的白人妻子回到故乡。而当他的妻子在故乡受到白人殖民者的欺侮，要求重返法国时，他就满怀激愤地说：“你还想让我走，可是我上哪儿去？在别的地方我能做什么？你瞧，现在我是在自己的家里，如果我在这儿都受不到尊敬，那么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荣誉可谈泥？一个人的自尊可贵并不是在于他能生男育女，也不在于他会穿漂亮的衣服。最主要的是他的祖国……我知道卑屈和受辱的滋味，所以我了解你是怎样痛苦。可是，我，我应该到哪里寻找我的自尊呢？如果我不在我的家乡寻找，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不能走，我永远也不能走。我唯一可以跟你说的话就是：你有自由，你可以走！”在这里，乌马尔反抗的性格和对祖国的深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作者还通过乌马尔在不同环境中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地表现出他对殖民主义者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仇恨和坚决顽强的斗争，以及他对非洲人民的热爱。第一次是在他坐船回家乡的路上，看到一个白人无理鞭打自己的同胞，他就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把那个白人痛揍了一顿，事后才知道，这个白人正是在他的家乡作威作福的法国殖民者的一个代表。第二次是他为了保护一个塞内加尔青年女搬运工不再受白人的虐待，冒着生命危险，和一个法国船长以及一群法国水手进行力量悬殊的搏斗。这两次的反抗行为，使大家把他看作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扩大了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
作者还描写了乌马尔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觉醒了的年轻人和农民。当乌马尔打了那个船长，船长要警察把他送进监牢时，他的朋友小戈米斯就对那个船长说：“你想的倒好！不经审判随便送黑人坐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者也描写了乌马尔的斗争甚至还得到一些真正的法国人的同情。如当时法国公司的一个职员皮尔，就曾在法国殖民者决定如何对付乌马尔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说：“今天我们暴露了我们的真面目。仅仅这一个人就把我们将死了。你们想想看，如果将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这种人，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不能让黑人顺从我们。黄金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乌马尔除了和殖民者斗争以外，还要和当地的土皇帝、古老的建筑势力、宗教迷信、陋俗恶习等进行斗争。他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就象征着老一代的非洲人和青年一代的非洲人之间的矛盾。就是在非洲青年一代人之中，也有着先进和落后的斗争。譬如迪安就是染上了陋俗恶习的青年人的代表，但是后来在乌马尔以及其他人的帮助之下，逐渐改变了过来。而老一代中，像乌马尔的母亲罗卡伊亚也是如此。起初，她对儿子，尤其是儿媳妇伊扎贝拉，很不谅解。但最后也对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有所了解。
作者在塑造乌马尔的形象的同时，对法国殖民者的丑恶嘴脸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而作者在勾勒这些殖民者的轮廓时，着重暴露殖民者的这样一种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主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譬如被乌马尔狠狠地痛揍了一顿的那个法国船长就说：“鲍斯科，把我的皮鞭拿来。我让他知道知道，在这里谁是主人！”他们在非洲就是这样以主人自居。此外，他们认为非洲人不是“懒汉”就是“窃盗”，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只有鞭子才能迫使他们干活。他们认为非洲人的任何一点成就，仿佛都是由白人的“文明”培养出来的，于是，他们就把非洲人看成是他们“施行文明”的成果。因此，他们觉得有权对非洲人进行压榨和剥削，当然对他们的死活就置若罔闻，而对非洲人的任何一点点反抗，都认为是不能允许的，是犯上作乱，要杀要剐，由他们随意决定。像乌马尔那样的思想和行为，当然更是他们所不能允许的。但是由于乌马尔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杀害他，于是就采取卑劣无耻的手段，想以此使乌马尔屈服就范，或是激怒他使他走极端。但是这种阴谋为乌马尔所识破。最后由于乌马尔绝不屈服，所以他们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用极端卑鄙的手段，在一个雨夜中，在乌马尔居住的“小棕榈林”附近佯装呼救，将热心助人的乌马尔引到树林中，下了毒手，把他杀害。
乌马尔虽然倒下了，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斗志。不仅在所有非洲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火种，而且使人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走个人反抗的道路，采取不彻底的改良办法，只从经济上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殖民制度，非洲人民是不可能真正取得解放的。通向独立解放的道路上是洒满了先驱者的血的。真正的解放只能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人民只有用自己的双手，突破残暴的势力，打碎奴隶的枷锁，砍断罪恶的铁链，才能解放自己。这才是人民给自己安排的充满希望的未来的道路，乌斯曼作为这样的人民的歌手，他为人民描述了残酷的现实，同时也勾画出了光辉的未来。他在作品中通过乌马尔的口说：“欧洲人发展到他们今天这种地步一共花了三个世纪。我深信，我们顶多用五十年就可以超过他们。”他又说：“人所以为人，不在于他娶了个老婆。要做一个人，必须顽强地斗争。必须揭开一切事情的秘密，掌握一切事物的秘诀，为人民造福。”他也通过乌马尔的口向一个同情非洲人的白人青年皮尔说：“我根本不想和你们竞争，我想和你们斗争。如果我先失败了，那也没有关系。那些接替我的人会和你们抵抗。直到你们肯以平等待人为止。”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是这样结束的：
乌马尔·法伊确实死了。他的尸首被埋在土里。但那些杀死他的罪犯失算了。坟墓并没有成为乌马尔安息的地方。乌马尔活跃在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心里。晚上他在火的周围，白天他在稻田里。孩子啼哭的时候，母亲向他讲述热爱故乡土地的青年人的事迹。清真寺旁的大树荫下，人们在追忆乌马尔·法伊。乌马尔不在了，但他的‘优秀的人民’，永远歌颂他。
播种的时候，他走在播种者的前面，雨季里，他时刻不离开，收割的时节，他和年轻的人们在一起。
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血腥统治，以为杀死乌马尔，就能把非洲人民反抗的火种扑灭。他们的确失算了，乌马尔虽然死了，但青年们却觉醒起来，他的妻子伊扎贝拉也忍着悲痛，挺起腰板继续坚持生活下去。这部作品是以悲剧情节结束的，里面虽有悲伤，但没有悲观失望。它在悲痛愤慨中，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的信心。它使人充满乐观精神，看到非洲人民的痛苦一定会有尽头，非洲各国人民的解放也将会指日可待。而后来非洲解放斗争形势的发展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桑贝内·乌斯曼认为：作家应走在别人和时代的前面，作家要为某种事业而战斗。他的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正是一部走到别人和时代前面的作品，它在五十年代中期就预言了后来在六十年代初期非洲大陆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历史潮流。它是为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所谱写的一曲英雄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