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当还没有达到极盛的境界时，它们就会一直不断地加以发展；而一旦达到极盛的境界，就会逐渐走向衰落，就像花开花落一样。
所有高明的赌徒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赌桌：一旦获得足够的成功——即使尚有更多的成功——也要见好就收。接踵而来的好运伴随着更大的危险，当你还在那份好运中悠然自得时，危险也就悄悄地来临了。
毅然地退出游戏，做一个旁观者，才能守住那已经得到的名利。
曾国藩在奏请隐退不能的情况下，采取了第二招退身之策：作出了裁湘保淮的决定。于是，在平定了太平天国后，这支战功显赫，为曾国藩带来无上权力与地位的军队就这么解散了，成了曾国藩保身的牺牲品。曾国藩让淮军接替湘军，让李鸿章继承了自己的衣钵，不但体面地抽身而退，缓和了同清廷的矛盾，而且保住了既得利益，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的上岸之法，的确是权场中人必须牢记的秘诀。
做官自古就是读书人的不懈追求。“学而优则仕”，众多的饱学寒儒心甘情愿地临窗苦读，图的就是金榜题名时的荣耀，以及为官一任时的威风。但是，当“下塘”捞到了这顶乌纱帽时，也不要贪恋太久，一旦洪水暴发，就有可能把自己淹死在池塘里。
“上岸下塘”最早是由曾国藩的祖父提出来的，以此告诫他不要一味地追求名利，要学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从名利场中退身。曾国藩不但自己成功地做到了退身，他也劝弟弟要学会收敛，不张扬跋扈。对于弟弟在山西挪用公款一事，他写信劝解道：
我刚刚任了直隶总督，情况也很糟糕，虽然手中的兵权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朝廷还是不放心我。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庶之地，是国家的重税之源，近几年的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你依势挪用公款，朝廷岂有不知道的道理？如今在北京已是满城风雨。
你这次出任山西也不要再像以往那么张狂而好大喜功，一切从平实处入手，收敛自己的行为，一日三省，方可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曾国藩牢牢记下了祖父“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的训言，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急流勇退，以求保身。
功成身退，见好就收，说是一种智慧，一种艺术，其实更是一种人格境界。自古至今，恋栈遭诛者比比皆是，乘舟浮海者寥若晨星，足见“晓得下塘”者很多，但“晓得上岸”者却没有几个。
停一步是为了进一步
只进不停，就是冒进，也就是傻干。成大事者最忌冒进。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很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停下来”观察局势。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达到全盛的时候，心里还存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念头，想继续往前冲，多给自己的头上加几道光环，但此时的曾国藩在“时惧盈满”思想的笼罩下，已有了归隐之心。对于弟弟的想法，曾国藩也多次写信劝诫，要求他不要再那么急功近利，而要适当地停下来，做到“以停为进”。
曾国藩对待同僚及幕友的“劝进”，更是多加规劝，不生妄念。为此，晚清大怪杰王闿运心中生恨，引发一场文墨大官司。
王闿运是晚清一代很有成就的经学大师，二十几岁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提出了通经在于致用的观点。意思就是通晓各种权术、方法、手段的纵横之术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这也就是“帝王之学”。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就更加强烈了。他瞅准了曾国藩。
太平军打到湖南后，曾国藩奉清廷的命令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招募了大量人才到自己的幕府，但王闿运是家里的独子，按例不能被招用，于是王闿运给曾国藩多次上书谈论天下局势，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十几年间，王闿运曾三次游说曾国藩自立反清，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每次都表现得很冷静。据王闿运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曾（国藩）、胡（林翼）却含笑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
这是咸丰五年冬的事，当时王闿运到武昌探望曾国藩第一次提出“自立”。但曾国藩却没有在他的游说下贸然“前进”，而是“停了下来”以观时局的变化。对于王闿运，曾国藩也只把他看做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文士，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对于王闿运的意见，基本没有采纳。这是曾国藩第一次针对朋友的“劝进”保持“停”的姿态。
王闿运第一次游说曾国藩不成，又于咸丰六年初写信给曾国藩，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国藩还是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王闿运性格孤傲，在肃顺府供职的时候处处受到他人的排挤。因此，咸丰十年八月，他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其目的还是游说他的帝王之学。曾国藩依然没有听他的，王又返回长沙。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于热河，满族亲贵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为首的一派与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一派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时王闿运正在家守母丧，又写信给曾国藩，劝其自请入朝，与满大臣共同辅佐幼主，阻止慈禧掌权。但曾国藩又“停住了”。王闿运第二次“纵横”失败。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同治一年因湘军攻破南京而失败了。王闿运当时正在广东游学，听到这个消息就返回长沙，到江宁探访曾国藩。曾国藩刚成“平定大功”，宾客如潮，每日庆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对王的到来，没有很特别地招待。王闿运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愤愤地说：“相国以为我是来求赏饭的吗？”遂整装而起。曾国藩追起致歉不及。曾国藩当然知道他王闿运不是来求赏饭的，很清楚他的目的，但曾国藩有意冷淡王闿运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王闿运在曾府又讨了个没趣，就放弃了原计划北上至京城参加次年的会试，而只到保定、恒山一游，就又返回长沙。同治四年冬，迁居到衡阳石门，开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著书立说。
其实劝曾国藩自立为帝的事，并非始于攻下金陵“大功告成”之日，也并非王闿运一人是“劝进派”，左宗棠就曾经劝其自立。但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留着“停”的姿态。“停”下来干什么呢？观察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抉择，这就是“相时而动”。
同治四年，曾国藩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北上“剿捻”。王闿运又耐不住寂寞来到了曾府。一见老朋友到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以朋友之谊热情招待。但这一次王闿运没有直接劝曾国藩向前“进”一步，而是跟他讨论起了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意思是说做学问如果先从唐朝的韩愈学起，逐步逆学到西汉的乐府就会很难，如果从东汉顺时往下学就容易些。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称是。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闿运希望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王闿运三次纵横计不成，就改变了对曾国藩的看法，说曾国藩“变节”了，成了满清的走狗。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
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朝的灭亡、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失败等重大的历史变故后，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
据史料记载，曾经有一个朱老夫子珍藏着曾国藩的一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后来这位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闿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闿运看后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曾国藩）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而今后，乃全知。吾老矣，微召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左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写了一副对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写完之后，对朱老夫子说：“吾不敢著墨文正（曾国藩）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闿运，垂老始悔的一幕。
那么曾国藩到底有没有想过自立呢？从联语中可以看出这种想法他是有的，他之所以没有做，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强、时机不成熟。所以对于王闿运的多次“劝进”始终表现得很冷静，“停下来”以观其变。
停一步是为了进一步，那么，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又是怎么“进”的呢？从他根据局势主动裁军这件事来分析，他的“进”也就是“保”，保身、保名节。
一个人只知进不知停，一味向前冲，其结果只能是头撞南墙。在必要的时候，停下来观察一下局势再作决策，方可把握住人生的方向。
好男儿要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以屈求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经历，一种发展。也只有经历过人生的阴暗和苦难，才懂得生命和阳光的可爱且可贵。
仕与隐、进与退、出与入总是横亘于历代士人面前而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难以挥去的情结。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文人只有通过入仕做官才能实现自己的匡天济世的人生抱负。但是要进入仕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进入仕途之后要想得到重用青云直上，获取高官厚禄更非易事。因而绝大多数士人在仕途上趔趄而行，但是官场上的昏暗、腐朽又使他们焦虑、困惑、怅惘。
浏览古代文学家的经典之作，大多是表现仕途困顿、生活潦倒的主题。从这些经典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仕与隐在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冲突，倾听到仕途失意的悲凉呻吟。
像屈原、曹植、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都曾经以不同方式抒写各自的失意。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处境遇不同，但他们心系朝廷，却又得不到重用的情况却并无二致。
曾国藩也是一代文人，他对于仕隐、进退之道也有自己的一番感受。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近年来，我做事屡屡受挫，其主要原因是自己急功近利，只知进不知退，得罪了不少人。近日我闲居在家，终有所悟，为人处世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我过去曾自以为很有能力，能屈能伸，可进可退，又时常恃才傲物。最近我才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才知道自己没有一点本领，而别人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去学习。因此我努力改变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不再与人争强斗狠，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每做一件事情以能立能达为行动的根本，以不怨天尤人为行为准则。立，就是发愤图强，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达，就是办事完满通融，在社会上行得通。我这九年以来，痛下决心戒掉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不间断，选将练兵，也非常用心，这都是发愤图强以争取站得住的功夫。所写的奏折公文，用词都很精到准确，没有一句与事实不符的话，也没有一个夸耀自己的词语，这都是完满通融以求得行得通的功夫。至于怨天，我从来都没有过。指责别人则是难免的事，但也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弟弟如果想告诫自己以求上进，似乎可以考虑学习我这几年待人处事的方式，然后痛下决心规谏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强调的是，一个人在努力进取取得一定的成绩的时候，要及时抽身退步，闭门思过，反省自己的言行，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方能在人世间站得住、行得通。在逆境的时候顶得住，顺境要退得下，要“逆来顺受”，这样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逆来顺受”，并不只是消极地退让、忍受，而是积极地以退为进，蓄势待发。这种对待逆境的态度，仍是一种乐观而积极的态度。忍让，宽容，逆来顺受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愚”治智，以大法制小技也。
曾国藩常引用古人的话“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来阐明做人要能屈能伸。人生活在世界上要生活，要吃饭，往往不得不委屈自己，在蜷曲中求取生存，然后再在适当时机从长计议别的出路。
考察曾国藩的一生，他以屈求伸的事例有很多很多，但这主要体现在曾国藩个人的为人处世包括做官的态度与方式上。但在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声誉的事件上，曾国藩却也能做到在“屈”中求“伸”，处理“天津教案”就是最好的事例。
同治九年六月，法国设在天津望海楼后的一个洋教堂的育婴堂里接连发生了几起死婴事件，有三十多名婴儿不明不白地死了，又出现了一批幼儿拐卖案，有人称是洋教堂所为。天津民众一片问罪之声，并围攻洋教堂，要烧掉洋教堂把洋人赶出中国去。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丰大业，要求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出面制止民众的过激行为，出兵轰散民众。崇厚不肯出兵。丰大业便开枪打崇厚，威逼通商大臣和天津知县衙门，并枪杀天津知县刘杰的侄子。一时民众哗然，当即激起民愤，抓住洋毛子一通乱打，将教堂内的洋人、多名修女以及领事丰大业打死。有人趁乱抢劫，见洋人就抢。在抢劫过程中又误伤了三名俄国普通游人，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