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6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就聘请当时名震三湘的老师陈雁门先生教他读书识字。后来父亲曾麟书考秀才未中，自费设立了私塾，父子俩便一同读书。曾国藩9岁时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后来，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命题《兄弟怡怡》，叫曾国藩做篇八股文。不料他写的很好。祖父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14岁时，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看到曾国藩的诗文，惊叹不已，大加夸奖。欧阳凝祉是衡州府八股文的高手，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以“共登青云梯”为命题，要求曾国藩做律诗一首。诗做完后，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为他前程无量，当下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六年，曾国藩到长沙府参加府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可造之材，如果继续跟曾麟书学习，唯恐贻误孩子的前程，便将曾国藩送往衡阳，从师于江觉庵先生，此后，曾国藩的学业大有长进，打下了扎实的底子。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继续读书，并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考中第36名，进而升为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结果未中。而两年之后的恩科考试，还是没有考中。
到此，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沮丧而归。但他没有放弃学业。回家以后，他闭门不出，发奋读书，立下誓言：“每天必须背书十页，不得间断。”次年再次赴京参加考试，考中第三甲第42名进士，但只是一个虚名，不一定能做高官，只有被点了翰林，才具备做高官的条件，并且才能升迁。
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也就是由皇帝亲自面试，面试合格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实习三年，学习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才会由中央安排具体的工作岗位，成为国家正式的公务员。否则，就只给一些县令之类的小官位了。
于是，曾国藩在中了进士后，一路又参加了朝考，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实习了三年，又参加了散馆考试，终于在道光二十年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而此时的他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了。
从曾国藩所走的这条入仕之路来看，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下一步打基础。前一步没有走稳，下一步必然走不过去。但在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不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却是跳着走，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接着再来看曾国藩打下的“民心”基础。俗话说的好：“官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为官者最坚实的基础，基础不牢，官怎么能做大、做长久！曾国藩最看重“诚”，在对待民众的问题上，尤其突出。
曾国藩曾说：“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引为骋辨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聩耳，转相欺瞒，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如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震之以猛，意在斯乎。”
可见，正是因为以“诚”为做官原则，才使曾国藩积累了很好的“民心”基础，所以，作为官员，应该向他的“诚”学习。诚，就是要对伟大的事业具有最虔诚的信仰，唯其如此，才会激励我们毕生为之奋斗。
以上讲到的两点就是曾国藩在仕途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底子，才让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要官，并且持续了多年，至死方罢。所以，我们要想把官做的长远，做的无人能敌，就要把基础打好，多增加学问，多关心民众，一步一个脚印往上升迁！
见好就收，不要得寸进尺
见好就收，是天道之所在；得寸进尺，是妄人之本性。
中国有一句古话“过犹不及”，在官场也是一样，见好就收则智，得寸进尺则愚。
对于官员来说，所谓见好就收，不要得寸进尺，就是不要居功自傲，不要太过张扬，不要飞扬跋扈。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官员因为不懂得见好就收而落得一败涂地。
曾国藩是一个例外。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观察官场风向的人，他能看清官场的游戏规则，也懂得如何遵守游戏规则，所以，他的官能做长久。
同治三年（1864年），眼看就要收复金陵了，为了这一天，曾国藩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但他没有人们所想的那样激动，他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因为三件事情使他坐卧难安。
一是因为军费问题。湘军是靠办团练起的家，一切军费开支都是自筹，攻打太平军还能找点儿理由向朝廷要点儿军饷，一旦太平军被平定，巨大的军费开支又能找谁要。
二是自己在官场混迹多年，树敌不少，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嫉妒与排挤。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小人当道，哪还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而且自己多年来只顾着打仗，对朝中形势不甚了解，弄不好便要吃亏。
三是因为自己用兵太久，位高权重，朝廷会把自己当成新的心头之患。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大都不能善终，而自己正好处于这个两难的境地，怎么办呢？这让他想到了朱元璋，想到了那些冤死的英魂。
反复思考，曾国藩毅然做出解去兵权，告病引退的决定。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没有反叛之心。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懂得物极必反的永恒法则，即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当还没有达到极盛的境界时，它们就会一直不断地加以发展；而一旦达到极盛的境界，就会逐渐走向衰落，那些懂得的人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隐退江湖，保有一世的清名。曾国藩在想，自己是不是也该急流勇退呢？自己对清政府对慈禧真正了解多少？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有几个值得信任？还有，一旦退下来，会不会留下诸多遗憾？
清朝会不会厌恶他这种自保行径？会不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切都需要他来衡量，而最后的结果是，将强大的湘军转交出去。
但是，慈禧没有同意，或许是在试探他，这让他感到更加不安，一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经过反复筹划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知道李鸿章素爱带兵，尤其喜欢湘军的健勇，如果拱手相让，朝廷必定无话可说，再加上自己年事已高……最后，曾国藩如愿以偿了。
可见，面对任何乌纱帽，都不能贪恋太久，一旦洪水暴发，就有可能把自己淹死在池塘里，所以要懂得及时上岸。这便是“上岸下塘”的说法。它最早是曾国藩的祖父提出来的，以此告诫他不要一味地追求名利，要学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从名利场中退身。
这一点，在曾国藩教育弟弟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他劝弟弟要学会收敛。对于弟弟在山西挪用公款一事，他写信劝解道：不要以为我是朝廷的命臣，你就可以任意胡来。那公款是救灾用的，难道你不曾目睹灾民的苦难？你如何下得去手？真是禽兽不如！实话告诉你吧，朝廷已经知道你的事情了，正准备下去查，现在正在征求我的意见，老佛爷因此对我很有成见，我很快就要退休了，你是想让我死在任上吗？据我所知，自从你执掌山西以来，也没少私藏银子，难道还不够你花吗？要那么多做什么？要拿着进棺材吗？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如果还有我这个哥哥的话，就赶快将全部赃款交上来，有我为你求情，最多也是贬职，不至于砍你的头。但从今往后，不可再贪得无厌，要懂得见好就收！否则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了！
可见，曾国藩是深知见好就收之重要性的。所以，做官之人一定要向他学习，切勿得寸进尺，铸瞬间大祸！
欲要人敬，先须敬人
欲要人敬，先须敬人。
这很好理解，人性喜敬，敬人者人敬之。所以，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都要给他们足够的尊敬。
众所周知，面子太重要了，如果你不懂，就体会一下自己的面子。一个人如果没有面子，估计连活都活不下去。所以，我们不妨来好好说说。
人人都爱面子，所以，当你给别人面子时就是给他一份厚礼。
有朝一日你求他办事，他自然要“给回面子”。所以说，在人际交往中，给人留面子很重要。但是，有些人说话不注意分寸，往往很伤人面子，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受害匪浅。
生活中，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即便是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也有说错话的时候。那么，当领导说错话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当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处理模式，但至少应该处理得恰到好处。
首先你得尊重对方，不能因为领导偶尔说错了话、干错了事，你就要与一帮人把他打倒或者拉下台。那样，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怎么应对领导的错话，要看领导的脾气秉性、说错话的场合、说的错话可能造成的影响等诸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你该采取的方法，当然，在考虑应对方法的时候，你在官场中的地位及与上级的关系也是你应该考虑的因素。
如果领导说错的话并不影响你的利益以及你所负责的工作，你就可以采取装聋作哑的方法，即装作没听见或没听明白，以避免让领导处于尴尬和困窘的地位。
如果领导的错话影响了你的工作及利益，你便可以进行及时纠正，当然这个纠正要委婉的提出来，千万不要让领导觉得你很聪明，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要让自己很成功地告诉领导他错在哪里，让他在接受你建议的同时还感谢你，这便是一种艺术。
通过仔细琢磨并学习是可以掌握这种艺术的。
总之，对待领导的错误，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当众让领导丢面子或事后对同事谈论领导的错误，以此来嘲弄领导并显示自己的聪明，因为类似这样的传言迟早一天会传到领导耳里，那时你就有苦吃了！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是铭记于心的。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告诫自己：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即给他人一分脸面，他人必给你两分脸面；伤他人一分脸面，他人必伤你十分脸面。为人处世，脸面问题不可不慎。凡事留一分余地，则可周旋回转，灵活自如；凡事不留余地，则容易失之于刚硬，一旦做错则无可补救。
其实，曾国藩这样的聪明人也犯过糊涂，那就是说话办事不给人留面子，不过，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并及时予以了改正。
曾国藩年轻时狂傲自大，说话直来直去，即使面对别人的短处，也从不懂得忌讳，因此总是得罪人。关于这一点，他在日记中批评自己道：“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席间，与一位朋友因为话不投机而吵起来，曾父看在眼里，等客人走后，便对曾国藩说：你这样做人是不行的，成就大事业是需要朋友的，你这样怎么交到真心的朋友！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朋友家去致歉。事后，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有三大过：朋友之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
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
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从那以后，曾国藩开始痛下决心改变自己，以至于最终做到了“百忍成金”。可见，给人留面子在待人处世中是多么的重要，正所谓，真心话可以说，但不可以直着说，如果你不懂这一点，将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那你的官场生涯也就快要接近尾声了。
所以，在结尾处，还是送两句古语给做官的朋友：“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
曾国藩说：古今成大事者，无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此缺其一不可。
天地日月，自然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大到山川河流，小到细尘微芥，宇宙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身处官场，也是一样，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无论做什么，都要纵观全局，然后相时而动，方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