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一个事实：中华帝国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首先，从政府人员的构成来看，普通公众参与到政府中来了。
到政府中做事不仅仅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也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所以那些心怀天下的精英分子就既不愿去为了个人私利从事工商业，也不愿意投身宗教事业，而乐于到政府中去。（这一点，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在西方封建时代，政府并没有多少公共性而更倾向于为贵族私人服务，结果大量的社会精英投身于宗教事业，在宗教中寻找解救世界的途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华帝国政府由春秋时期的贵族政府向战国以后的平民政府转变，而且越来越平民化，最终整个国家的精英几乎全部集中于政府之中。
其次，从人们对政府的观念上看，无论官僚还是平民，都将政府作为“公”的代表。
一方面，官僚们并不将自己当做皇帝的私臣，大臣通过规劝皇帝等手段抑制皇帝私人利益扩张的事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平民也不认为国家和政府就是皇帝私人的机构，“天下为公”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古人的文章中常有诸如“勤政爱民”、“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话。
第三，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从社会治安、生产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到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政权力干预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与皇帝或贵族个人利益有关的范围。一切社会纷争最终都由政府出面解决。
政府行政的公共化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中华帝国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在民主制度没有存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权力是归私人所有的。政府行政的公共化与政府权力的私人所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正是帝国宿命的根源！
第一，私人所有的政府权力必然为其所有者谋取利益，从而侵害公共利益。
政治，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拥有政权的人理所当然地会利用政权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之下，也是如此。各利益集团通过选举等方式争夺政治权力，然后通过获取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在中华帝国里，国家最高权力属于皇帝，因此皇帝就理所当然地依靠政治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利益。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是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掠夺。
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掠夺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引起反抗，最终将帝国毁灭。因为，第一，几千万人难道不能经受起皇帝一个人的掠夺吗？举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中国十三亿人，每人每年给他一百钱，他的年收入就高达一千三百亿，要不了几年就能成为世界首富。一年一百的额外支出，能够迫使你我冒杀头的风险拿起武器来造反吗？事实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穷奢极侈的皇帝并不多，除了秦始皇、秦二世、隋炀帝等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皇帝并没有无休止地使用民力、搜刮民财。皇帝所掠夺的财富只是整个社会财富中的九牛一毛。第二，皇帝凭借其手中的政治权力可以侵犯公共利益，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华帝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皇帝是帝国的所有者，帝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皇帝而言意味着财富增长。皇帝为什么会阻碍自己财富的增长呢？
可见，皇帝作为所有者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侵害公共利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回答：“家天下”或者皇帝个人的天下为什么治理不好？
第二，权力的私人所有抑制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研究国有经济的问题时，很多经济学家都会提到产权理论。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强。也许是受了这个理论的影响，易中天先生提出中华帝国产权不清的观点，以此来解释“没有人对帝国的兴衰存亡负责”的问题。
在这里，人们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即财富的所有者在乎财富的保值与增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一旦他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他个人在有生之年的消费能力的总和，超出的部分对于他来讲，就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一个例证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动供给曲线。当工资较低时，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者为较高的工资吸引而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劳动供给；但是，工资上涨超过一定高度时，随着工资的增长，劳动供给量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这是因为，在低收入状态下，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超过对休闲娱乐的渴望；而当其财富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财富的吸引力就大大下降了，人们更愿意去休闲娱乐。
具体到皇帝这里，由于皇帝个人的消费能力远低于公共化的政府所能占有和分配的利益，因此皇帝也就没有将这个利益进一步扩大的冲动。如果将整个政府所能分配的利益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么这个蛋糕远比皇帝所能消费的大得多，所以皇帝做大这个蛋糕的意愿并不强烈。同时，既然这个蛋糕的所有权是皇帝的，做蛋糕的人并不能因为你做得多就给你分得多，因此其他人也不会有将这个蛋糕做大的动机。人们只是想尽办法参与到这个蛋糕的分配过程中来，力争分到更大的一份。
于是，中华帝国的经济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处于温饱状态。在达到这个状态之前，皇帝担心蛋糕不够分，所以会殚精竭虑地发展生产，以保证自己对蛋糕的所有权；而一旦达到了这个状态，无论皇帝、官僚、地主、商人还是农民，都缺乏使经济水平再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动机。
第三，权力的私有导致政府（官僚体系）失控。
前面已经驳斥了所有者必然渴望自己的财产保值增值的假说。然而，这只说明帝国的发展存在极限，并不能解释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事实上，当帝国江河日下之时，皇帝们是着急的，是想尽办法来挽回局面的。明崇祯皇帝就是其中的典型。
正如，私营企业也有亏损、破产的。即使所有者渴望自己的财产保值增值，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事实是，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永乐、康熙，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控制庞大的帝国政府。
首先，皇帝不具备控制官僚集团的信息资源。
一方面，皇帝不了解民间的实际情况。吴思先生指出：“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所以，“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用前面那个分蛋糕的例子来说，被官僚集团重重包围的皇帝根本就不知道蛋糕有多大！
另一方面，皇帝也不知道官僚们的情况。皇帝都希望手下的官僚不但个个忠心耿耿、清正廉洁，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而且都治国有方，能让国泰民安。这个想法与私营企业老板是一样的。但是与私营企业大不相同的是，在私营企业里，利益的分配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一个经理只要让企业内部的人分配到足够的利益，就是好经理；而政府的绝大多数政务活动都是公共性的，利益不仅在政府内部分配，不但要让皇帝、官僚们得到满足，也要让平民百姓得到满足，三者有一个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不是好官员。皇帝不了解民间的情况，因此皇帝就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官员是否让平民百姓得到了满足，进而就不可能明确地分辨出官僚的优劣。
其次，官僚人数众多，皇帝一个人也管不过来。
中华帝国政府的人员构成是公共化的，政府极其庞大，官员多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单以官计算，东汉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晋为六千八百三十六人，隋为一万两千五百七十六人，唐为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北宋则为两万四千人，看似不多，但如果加上吏，那就不得了了。据有关专家推算，西汉官民比值最高的武帝时期，每两百一十人要供养一个官吏。而一遇战乱，人口减少，官民比则会更高。比如三国时一个人口总数仅九十四万的蜀汉，就有吏四万人，官民比高达1∶23.5。我们即使按平均官民比为1∶300计算，乘以中华帝国五千万左右的正常人口，官吏人数即高达十七万。1∶170000，皇帝哪有那个精力去监察每个官僚的行为？
于是只能委派其他官僚去监察。大多数官员和皇帝没有任何血缘或姻亲关系，甚至根本就不认识皇帝，他们只是受雇于皇帝，与皇帝并非利益共同体。你让他们自己去监察自己，结果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官官相卫。既然我只是为皇帝打工，你侵犯皇帝的利益于我何干？倒不如二一添作五。于是就出现了中华帝国官场上屡禁不绝的集团腐败。二是，相互打击。大家都是来分蛋糕的，把你干掉，我就能多分一点。于是就出现了党争、政争之类的官场斗争。由于官场斗争不能单兵作战，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于是这后一种情况又最终会演变成前一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