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使一些人认为，即使是那些收入是补助金的140％的人也应该被视为穷人。1988年，英国政府决定停止发布任何家庭收入与补助金水平比例的统计数据；结果是，大量独立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衡量方法。
但是，这一概念的相对性使比较研究存在疑问：对于谁是穷人的不同的统计方式造成了不同的结果，这对于国家之间的统计数据而言就更为复杂。但是，根据最有比较性的数据的估计，大量儿童处于贫困之中（Duncan，1994）。
相似的数据表明，在每个国家，儿童贫困都集中在某些人群，并且发生在不同时期。例如，休斯顿（Huston，1994，第9页）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根据贫困是否是一个永久状态，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分化：
在持续贫困的家庭和只是暂时贫困的家庭之间，种族是最引人注目最令人不安的差异。和白人儿童相比，黑人儿童处于长期贫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黑人儿童平均……有5年半时间处于贫困之中；非黑人儿童平均9个月处于贫困之中。
其他人发现，美国的儿童贫困还特别集中在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那些未婚母亲或青少年母亲的孩子，以及教育程度低的母亲的孩子（Duncan，1994；Furstenbergetal.，1987）。英国的情况也相似：黑人和少数族裔家庭以及单亲家庭最有可能是低收入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Blackburn，1991，第17—19页）。
工业社会中不仅有很大比例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似乎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中显著上升。无论采用哪种贫困的定义或测量贫困的方法，情况都是如此。在1949年的美国，大约有一半儿童被界定为穷人，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一数字明显稳步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为16％。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又开始上升，除了在经济扩张时期中有些许下跌之外，基本呈持续向上的态势。1985年，穷人的比例是20％（Duncan，1994，第23—24页）。在英国，这一向上增长的趋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后开始加速（Blackburn，1991，第14—15页），布拉德肖（Bradshaw，1990，第51页）指出，这一趋势对于儿童来说特别明显：
在20世纪80年代，儿童承受着英国经济条件、人口结构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变革。很多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贫困儿童的数量翻了一倍……没有证据能表明富有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对于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有任何帮助。
由于前社会学话语重点强调作为未来公民的儿童（见“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因此许多围绕儿童贫困和剥夺的研究都将关注重点放在早期童年经历的长期影响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为实现这一目的，就会开展考察儿童生活的社会条件对于后续成人生活的影响的纵向研究。在英国，有三项这种年龄群的重要研究，分别开始于1946年（Atkinsetal.，1981；Wadsworth，1981）、1958年（Fogelman，1983）和1970年（Osborneetal.，1984）。这些研究选取了在某一时期内出生的儿童，并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跟踪他们的发展。虽然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充满了困难———特别是许多研究对象有中途退出的趋势———但它的研究结果仍有力地论证了贫困的童年经历对于他们随后的整个生活都有不利影响：较高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较高的儿童疾病发病率和较差的健康状况；较低的身高和体重状况；较低的教育成就水平；较高的犯罪率（Wadsworth，1986；Bradshaw，1990）。这样一来，在这些针对童年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中，童年的特殊性成为比较分析的重要主题。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不同童年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儿童自己发现自己所处位置的差异）和对于作为生命历程中的准备阶段的“童年”来说，这种多样性必然造成的不同后果。儿童被视为未来的资源，儿童的数量和质量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最终，儿童的社会条件的改善或干预完全根据未来的（通常是经济的）回报来进行改善和评估。
作为一种单一的结构现象的童年
第二种对于童年和社会结构的完全不同的方法是由维崔普等（1994）举但是，这些后果是否都是由贫困所造成的并不清楚。诸如种族上的不利条件和父母离婚这样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与此相似，在美国，长期后果是众多相互作用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贫困和儿童的生活条件。
例说明的。对于比较分析来说，这种方法强调童年作为一种单一的而非多元现象的重要性。事实上，CAASP项目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将欧洲儿童的统计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结合在一起，其中涵盖了出生率和生育率的人口学趋势；社会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死亡率和发病率；教育成就和教育不利；离婚；住房；以及财富分配。此外，它还讨论了大量法律和社会政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和对童年的塑造（Qvortrupetal.，1994），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所研究的国家中的童年的确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社会趋势。
他们将第一个趋势称为“制度化”。这是指儿童在特别为他们所设计的组织环境中共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多（例如学校和幼儿园，见“社会空间中的童年”一章），并且他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童年世界的一部分。同时，还可以发现第二个进程，这个进程只是部分地和第一个进程相反：越来越多地把儿童与他们的家庭联系在一起，这个趋势的特点是父母将儿童视为一种代价，这种代价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在研究和政策制定以及日常观念中，儿童的活动和身份越来越被家庭所掩盖。另一方面，和这些趋势相反的是，童年受到CAASP研究者所说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和“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影响：将儿童视为独立存在（例如，学校和机构会保留他们的个人纪录），认为他们拥有参与的权利。
在这些引人入胜的观点中，可以找到当代欧洲（或北美）童年的一些矛盾之处，即一些过程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交叉和反向发展的。正如布莱恩（Brannen）和奥布赖恩（OBrien）（1995，第732—733页）所认为的：
（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似乎对儿童没什么益处……尽管儿童的个体化意味着儿童拥有了选择或能够做出选择，但现代社会中选择的机会却越来越需要符合规范。为儿童提供专门的机构……同时又强调儿童的个性，会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是，尽管这种方法为我们理解当代童年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经验贡献，但它将童年视为一个超越了本土具体情况（包括国家的和区域的）的整体的做法很容易受到批评，认为其会得出非常抽象和简单的解释。另一方面，虽然它对多样性的具体细节可能还未阐述清楚，但集中关注一种童年而非多种童年的做法的确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可以对童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本土的儿童
作为对迄今所描述的结构化研究和纵向研究的平衡，其他研究方法将行动和儿童自身的多样化经验作为它们的关注重点。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休斯顿（1994，第4页）指出，前者的假设主要是一个成人中心的社会政策框架，这是她自己的儿童中心的方法试图反驳的：
儿童的健康发展被视为儿童本身的目标……（它）使人提出关于政策对于儿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对他们的父母的后果。它使人考察许多在典型的计算经济收入和工作时长这样的经济标准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结果。
例如，通常有这样一个假设，即儿童贫困可以通过为提供家庭收入（也就是家庭中成人或户主的收入）来消除。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假设，结果并不一定如此。相似地，在许多情况下，儿童政策的潜在逻辑（以及相关研究的逻辑）并不是关注儿童当下的生活，儿童也不是讨论的一部分。它关注的是儿童将成为的成人的未来。最近，一个主要的儿童志愿组织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英国社会发展峰会（UNSummitonSocialDevelopment）上指出：
儿童成为社会政策的对象，而社会政策根本没有考虑他们的意见……例如，在环境规划中，住宅区及其周围环境的设计不会征求儿童的意见。导致的结果是它很可能不利于儿童的发展，让他们失去玩耍和交往的空间，遭受由于设计缺陷、危险的交通状况和不安全的公共空间所带来的危险。（SavetheChildrenFund，1995，第39页）一些欧盟国家创建的儿童申诉专员（ombudsmen）或一些儿童劳工方面的志愿机构的参与策略可能是反例，但是也只是这一整体图景中的个别例外。
在将儿童视为社会行动者的情况下，探讨比较社会政策中童年的多样性问题的研究非常少。但是，最近来自尼泊尔的研究（Johnsonetal.，1995）阐述了如何从本土研究中了解到儿童生活的复杂性。它强调儿童是社会行动者，但同时也承认本土社会中儿童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的作用的重要性。研究者在尼泊尔的辛图利地区生活了18个月时间，使用了各种参与式方法———听儿童的歌曲，对儿童和成人做访谈，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见“研究童年”一章）———试图了解儿童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的角色和成人的角色有何相似，以及他们的关系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和环境变化而改变。这一研究和大多数统计比较研究的最明显的一个差别是，它将儿童生活置于环境之中，详细分析他们生活的复杂互动。它并不试图声称“全世界的儿童”是一个整体，也不打算将本土研究塞进“儿童”或“童年”这样的标准类别之中。相反，它关注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呈现了具体的本土调查如何比使用那些在不同社会中普遍使用的方法能获得更多且不同的理解。
儿童生活的村庄、天气、季节性变动、耕作方法、土地所有制度和政治体制都构成了理解儿童生活的基本框架。在过去10年中，环境恶化和变迁，特别是采伐森林和灌溉规划得到了特别注意。例如，灌溉对儿童生活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同步发生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的联系而发生的。在1969年，这里修建了一条灌溉渠，使得谷物产量增加成为可能。家庭的收入增加了，有能力供儿童上学，它也增加了儿童的工作量（特别是在一年中某些时间里）。森林采伐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更为直接。20年前刀耕火种的农业对森林的砍伐造成了长期的不稳定，没有了森林地区的阻挡，洪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现象变得日益严重。这些变化对儿童生活造成了影响：森林的消失意味着他们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寻找草料和柴火；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儿童不能参加那些为家庭增加收入的有偿劳动，一些儿童因而可能无法继续上学；草料的缺乏意味着牲畜的减少，牲畜的减少造成肥料和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因此需要购买昂贵的化学肥料，而化学肥料对土地是不好的，这又会使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牲畜变得更容易感染疾病，死亡率也升高了。儿童的缺乏充足的食物，要做更多的工作，就学率下降了。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并不将儿童视为一个单一的类别。他们是处于这些重大的社会文化差异和变革之中并经历这些差异和变革的复杂的个体。种族、财富和性别是主要的社会分类。大多数人都根据种族被定义为塔芒族（Tamang）（属于藏缅民族），但还有一些少数种族和印度种姓划分部分重叠。一些家庭拥有大量土地，可以雇佣他人来耕种，一些人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而最穷的一部分人则租种别人的土地，用一部分收成来支付租金。最后，整个地区妇女和女孩的地位比男人和男孩们要低：人们愿意生男孩而不愿生女孩；父系继承权（patrilinealinheritance）意味着土地由父亲传给儿子，并在兄弟之间平均分配；儿子生活在父母家中，而女儿婚后则要离开父母的家。这些划分和年龄的划分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所有儿童在某些经验上是相同的，但其他一些经验则通过种族和种姓、财富和性别改变他们。
研究者区分了“协助”、“工作”和“劳动”三者之间的差异：一些任务被认为是儿童在家中帮忙，但他们不被期望对其承担全部责任，这种任务是“协助”；一些任务对于家庭的生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儿童可能会被期待对其负责，这种任务是“工作”；最后，通常按照某种形式的合同在家庭以外受到雇佣，则被视为“劳动”。但是，主要的差异存在于那些上学和不上学的儿童之间。这种差异和学校入学率不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报告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