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当时，美国当局虽然知道日皇求和了，但还没有决心派兵在日本登陆。美军鉴于打下冲绳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该岛军民至死不降的顽抗精神，担心盟军如强行登陆，会遭遇到比在冲绳岛顽强得多的抵抗，如果废除了日皇，至死不悟的军部主战派一旦不受到约束，势必蛮干到底，日本本土的局势将难以收拾。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是以此为理由，一反原来的政策，取消要打倒日皇的决定，转而维护他的皇位，但把他放在盟军司令官之下，利用他在日本人民中的地位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美国此举是权宜之计，达到了美军平安进驻日本本土的目的，但从长远看，是失策。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派势力日益猖狂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偶像依然存在。
正是这一点，给了日本人得寸进尺的机会。裕仁12日得知美国答应他保存皇位，便又狂妄起来。14日他向国内人民颁布“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而只是接受中、美、英、苏的共同宣言，并且把日本的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也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根据！
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地投降。
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仅东京市谷区一地焚烧文件的黑烟弥漫天空就达3天之久。这样，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等罪行的记录。1945年6月19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军在中国抛弃的“化学”炮弹大约有200万枚，大部分埋藏在地下。这些弹壳已腐蚀，化学物质（即毒气的液化）开始流出，危害居民的健康和环境卫生。今天，50多年后，还没有把埋藏在各地的毒弹加以清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军毁灭了有关它施行毒气战的记录，如今在各地找出全部毒弹困难不少。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尚未负起清除这些毒弹的责任。日本也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该条约要求成员国10年以内处理抛弃在其他成员国所有的化学武器，但是日本政府一再拖延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认真履行。
这只是日军故意违反无条件投降销毁罪证造成的恶果之一。销毁罪证就是掩护战争罪犯，这也是明目张胆地抗拒盟军受降的一个条件：审判战争罪犯。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但更严重的事态还在后面。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850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四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1946年8月，中、美、英、苏、法在巴黎举行对意大利媾和会议时，黎教授作为记者曾向美、英、苏三国的有关方面了解三强对日媾和的想法。他得到的消息是三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不让日本再有重工业，以防它重新武装起来，这和《波茨坦公告》“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是一致的。
但是，事隔不久，美国又来一次180度的大转变，不顾盟国的决定，扶植起日本重工业。这是为什么呢？其后几年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使答案逐渐明朗化了：原来美国是要利用日本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让日本忠实地充当他的帮凶。
5.裕仁天皇的真面目
我们从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上，看到二战时期在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学家，他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甚至热爱和平，只是不幸充当一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事实真是如此吗？最近，由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撰写的《裕仁传》一书，揭开了这层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把裕仁与日本在二战中的血腥罪行联系起来并加以重新审视。
哈尔伯特·比格斯在他这本长达800页的作品中，详细援引了日本和美国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经过梳理大量事实材料，比格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日本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个实际上拥有无上权力和膨胀的个人野心的政治领导人，一个名副其实应对千百万惨遭杀戮的生灵负责的战争罪犯！
裕仁生于1901年4月29日，这个时间正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帝制都开始趋于衰落的年代。因此，他从小除了像历任天皇那样被灌输以天赋神权的观念外，还被反复教诲要竭力巩固皇权。他从8岁起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裕仁本人的爱好在生物研究，即位后，他在皇宫里设立了生物研究所，陈列了6万多种植物标本，并出版过17本这类书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面前极力宣传裕仁只是个生物学家，并把每年裕仁的诞辰4月29日定为日本的“绿节”，以显示裕仁在生物学上的贡献。然而，事实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靠他撑腰，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裕仁开始推行以天皇制为核心内容的反民主思想，对反对派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进行无情打击。
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击后就更加“弱不禁风”。在削弱民主力量的过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加强，裕仁成为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从而成为实权在握的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到了二战时期，裕仁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根据《裕仁传》中所述，裕仁应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1937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侵华日军便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
在侵略中的一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甚至重赏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此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270万（比格斯原文即如此）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另外，在长达8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却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有许多美国史学家们都曾经认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种种措施使得日本没有更多的外交选择。因此，裕仁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还说不清楚。比格斯在《裕仁传》中用事实指出，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比格斯在书中写道：“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定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见其兴奋程度。
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虽然日本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日本无辜的百姓来说，这个灾难应该归罪于裕仁——这个日本臣民的天皇。二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他为了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便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
裕仁打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说服当时还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苏联当中间人，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裕仁因此迟迟不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裕仁传》中说，当日本已穷途末路之际，裕仁及其部分顾问甚至“欢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前苏联介入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为裕仁炮制日军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还能让他以“为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为由平息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制的不满情绪，以期保存天皇制。可见，裕仁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仁应该对日本遭到核打击负责。
战争结束后，裕仁却换了一副样子，在照片中，个头不高、身穿条纹裤子和蹩脚礼服的裕仁站在麦克阿瑟面前，脸上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无辜很可怜。但这只是日本政客与麦克阿瑟的合作“包装”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浑水摸鱼逃脱惩罚罢了。
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为他们各有所图：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是因为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日本的保守政客们一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和天皇体制；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则主要是出于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人担心对裕仁按战犯罪加以处罚的话，日本国内民众可能因此而产生骚乱。而如果放过裕仁，那么单独出兵“占领”和“主管”日本的美国，可以凭借天皇的招牌来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方便地控制日本。
比格斯在书中批评了美国对日本天皇的包庇态度。他说，战争结束后，裕仁对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个人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从未承认过犯有战争罪。美国蓄意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隐瞒了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比格斯揭露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把开罗会议上决定的“彻底铲除日本战争根源”政策转为扶植日本反共反苏的右翼势力。美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授意一些重要战犯“夹”供，隐瞒了关于裕仁的部分，使裕仁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放过裕仁，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难以斩草除根。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裕仁的言行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最高信条。裕仁不仅没有作为战犯受审，而且还给战争的性质歪曲地定了框框。这就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日本既不是侵略别国，也没有被打败而投降似的。这为后来日本从政治上认识战争的本质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传》序言中曾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道尔认为，裕仁天皇的真实面目因此书而大白于天下，他在二战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许多西方人对此闻所未闻，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有人极力对此进行掩盖。
比格斯指出：“因为裕仁一直没有对战争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也没有承担责任。许多与战争有牵连的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没有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了。”
2000年12月12日，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肯尼亚的法官、法律学者和人权工作者组成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经过3天的审理，对来自中国、东帝汶、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日本的检查官所提供的证据和75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亲身经历以及历史学者、日本老兵的证言作了充分的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