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小，有两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两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
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两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没有了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
“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
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
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听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
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昆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一一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哪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