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他的老师一样，把所有的高技术公司看做投机者而拒之门外。格雷厄姆就曾经拒绝过施乐公司，巴菲特曾在1美元一股的价位拒绝了数据控制公司，尽管他和“计算机巨人”的创造人威廉·诺里斯是亲戚，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机会。
当巴菲特一家在夏季到加州度假时，巴菲特到格雷厄姆家拜访了许多次，他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特尔建立了友谊。结果格雷厄姆的妻子成了巴菲特最热情的信徒。格雷厄姆感叹道，这个人的确已成熟了，他完全值得信赖。
在奥马哈，巴菲特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熟人们都会逛到罗斯牛排屋，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会非常友善地建议他们去拿根铅笔，闭上眼睛，然后在股票图上点出几个来。他还会光顾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穿着黄色卡其布的裤子和哈希帕皮鞋，穿着高尔夫鞋和运动衫，比他年长的人就会像蜜蜂一样朝他聚拢来。
实际上，乡村里其他做股票的每一个人都在拿着一些二手的想法夸夸其谈。吃午饭的时候，在高尔夫球课上，在电话里——每天一万次——投资的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工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风趣幽默。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位叫韦恩·埃文斯的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建立起来的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巴菲特把同在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他们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画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
在一定程度上，巴菲特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一次讲座上遇到了格雷厄姆的校友马歇尔·温伯格，两人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朋友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劳伦斯·蒂施，曾被霍华德·纽曼开除，也投入了10万资金。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
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开车的时候巴菲特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他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比如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只有约2%的股票被公众持有。还询问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施特拉斯尔当即决定投资，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美元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其中有100万美元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公众中名声大噪，但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从加州到佛蒙特，来自各地的成员共济一堂。
由于业务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即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4倍，达到10万美元。他还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一座位于法拉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坐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代久远的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尽管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过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他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穆迪报告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生病的父亲。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通过电话交流。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他的生活相当单调，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汉堡和法国炸鸡。他的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苏珊更多。
